學界最近也注意到殷墟卜辭中存在所謂的“異體分工”現象。吳盛亞（2023）指出了一些例子，這裡摘錄如下：

• “肩”在甲骨文中有兩種形式，其中一種形式出現一道斜杠（稱作“肩2”），一種形式則沒有這樣的斜杠（稱作“肩1”）。有趣的是，“肩1“對應名詞，意為“肩膀”，“肩2”對應助動詞，意為“能夠”。
• “用”在甲骨文中有兩種形式，其中一種形式出現一道長橫杠（稱作“用2”），一種形式則沒有這樣的斜杠（稱作“用1”）。“用1”對應動詞，意為“用犧牲祭祀祖先”，“用2”對應動詞，意為“占卜者採用此條占卜”。雖然作者沒有區分二者的詞性，但我個人感覺一個可能的解讀是，“用2”表示被動態或者標記無生命施事主語，“用1”則表示主動態或標記有生命施事主語。

戰國文字裡面也存在類似的現象。烏雲賽娜在微信公眾號關於自己2024年的論文的推送里提到了下面這個例子：

最後要指出的是，一些語音變化常常伴有字形的改變。根據《說文解字》的基本觀點，漢字的構形理據是其基本語義，亦即可以透過字形探知造字時該字的語義。諧聲系統中的被諧字是在主諧字基礎上添加部首得到的，因此存在大量去聲調的被諧字。比如例（8）中“賓”（pin）和“殯”（pins）這一對同源字，前者是平聲字，所以可以視其為基礎形式；後者為去聲，可以看作是由“賓”派生而來，這一派生關係通過去聲別義體現，即pin：pins。本研究提出一個上古漢語中語音和字形關係的連續統，即[-語音變化-字形變化]（例3、4、11）、[+語音變化-字形變化]（例1、2、5、6、7）、[+語音變化 +字形變化]（例8）。

Pulini 最近也提到一個有趣的前綴的案例：

• 戰國文字文獻有兩個“新”：一個寫作“⿰看起來很辣”，意為“親自“，白沙構擬為 *[tsʰ]i[n]；一個寫作”新“，意為”作為親屬對待“，白沙構擬為*[s.]tsʰi[n]-s，其中出現一個表示及物動詞的前置聲母。

最後，不要忘記更後來的《說文》和段玉裁酷愛使用指事和會意的手段對字的來源進行分析。一個著名案例是許慎和段玉裁對“史”“吏”這一系列的解釋：後者“從一從史“”吏必以一為體”。如果採用白沙的方案、認為“史”是*s-rəʔ、“吏”是 *[r]əʔ-s 的話，那麼漢代文字也可以認為出現了使用附加符區分詞形變化模式的情況。

這些例子因而表明上古漢語的字素在特定場合可以通過額外的附加符修飾手段使得自己同時對應詞彙義語素和功能性語素，而不僅只對應詞彙義語素。這有點像日語通過為指代詞幹的漢字添加假名來表示功能性語素的做法。不過，這些例子的出現場所似乎不多，而且具體模式並不能產，更無法預測，因而很難視作漢字一種顯著的正字法屬性。所謂的用字形的變化表示相同詞幹的不同的屈折或派生形式的說法更像是一種就事論事的下定義，而非真的在解釋什麼具有普遍性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