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歷史的因緣際會，《三國演義》滿足了作為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的諸多條件，這是《隋唐演義》、《明英烈傳》等作品所不具備的。

為什麼說《三國演義》的優秀，是歷史的因緣際會？因為從文學史來看，傳統的通俗歷史演義小說，基本是以正統王朝的發展時間線為脈絡的，然後借王朝更替的主線鋪設各種輔線，形成一個規模巨集大的故事。同時，基於大眾對於大團圓結局的喜愛，歷史演義一般都是以最終的勝利者作為主角來書寫。

這樣的故事雖然好看，但是就其文學性而言，還是會差一些。這不是說那些“成功者”的故事就不值得寫，而是相比於成功者，在文學審美上，面向“失敗者”的“悲劇美學”天然就具有更高的地位。

就美學的基本理論來說，一個在美學意義上構成“悲劇”的事件，需要包含兩個最為基本的要素：一是人物在經過各種努力後，未能達成自己的目標；二是人物需要是一個“好人”，其在事件中需要有正向的道德教益。將此簡單總結，就是“一個好人遭遇不幸”。

而《三國演義》的成功，就在於把握住了這一點。

當然，這不是羅貫中自己的功勞，而是從兩漢以後，三國的敘事中一直都存在著兩股線。大多數情況下，在王朝的更迭中，新王朝取代舊王朝可以在道統與法統上實現統一——即新的王朝建立在對舊王朝吊民伐罪的基礎上，並最終成功。但三國是個極其特殊的情況——他特殊就特殊在這一時期，道統與法統分離了。

在三國中，魏國代表的是“法統”，簡單理解就是魏國建國的“手續”是最完整的，而蜀漢代表的是“法統”，也就是符合“道理”的。那在一個合法、一個合理的情況下，可以探討的東西就變得非常多。

在這個基礎上，佔有“道統”的蜀漢，偏偏還“全是好人”。

中國古代沒有類似西方的悲劇文學理論，但也有一套自己點評作品的方法。在《三國演義》中，劉備代表了“仁”、諸葛亮代表了“智”與“忠”、關羽代表了“義”，全都是當時社會乃至於今天中國人都認可的正面道德。

因此，從三國之後，三國故事中關於蜀漢陣營的故事流傳度是最高的。在民間，關於諸葛亮、關羽等人的故事始終流傳，關羽甚至成為了神；在文人中，對劉備、諸葛亮也推崇備至；在朝堂，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關係被視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從三國故事的流傳來看，這差不多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失敗的政治集團比成功的政治集團傳播度更廣的情況。

基於這個情況，也決定了《三國演義》如果要寫的話，基本只能以蜀漢集團作為主角——歷史上或許曾經有過以曹魏或者孫權集團為主角的三國歷史小說，但能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也正是因為三國的故事流傳廣泛，所以有關三國題材的素材也就很多，創作者可以擇優使用。

我之前舉過《短歌線》的例子。在歷史上，《短歌線》的創作時間有多種說法，但都不是在赤壁之戰前。可蘇轼的一句“酓酒臨江，橫槊賦詩”直接就把《短歌線》的發表時間定死了——這種觀點應該在蘇轼之前就存在了。在此以後，曹操是否在赤壁大戰前作《短歌線》，那是學究們考證的事情，但在《三國演義》裡，曹操必須在大戰前橫槊賦詩——誰不這麼干，誰寫的就不好。

由於三國故事的廣泛流傳，以及歷代著名文人貢獻的素材，《三國演義》的基礎天然就很好，而選擇蜀漢集團作為主角的敘事策略，又使得作品本身充滿了極強的悲劇特徵。因此，《三國演義》不僅相比於《隋唐演義》是好的，對於其他的古典歷史演義小說也幾乎是獨一檔的存在，根本找不到可以比肩的物件。

想要更深一點理解《三國演義》的這種寫法，也可以換個一個思考方式。比如，在隋末群雄中，竇建德以寬仁著稱，其被殺之後百餘年，民間仍有祭祀者。假如，在另一個平行時空中，竇建德建立的政權與唐抗衡了五六十年以上，且竇建德有著能與劉備、諸葛亮等人比肩的德行與智力，那麼選擇竇建德作為主角寫《隋唐演義》，或許也會很大程度上提升隋唐故事的品質。

只是，對於普通讀者和觀眾來說，大家其實更喜歡大團圓的結局，不喜歡自己所喜愛的人物失敗或者死亡。具體到《三國演義》來說，大多數人看《三國》的截止點一般有兩個：關羽之死和諸葛亮去世。儘管此後，三國之間仍有許多故事，且十分精彩，卻已經無法提起大多數人的興趣。

這也就是今天很多讀者談到《三國演義》乃至三國故事時的共識：如果沒有劉備以及諸葛亮、關羽等人，三國不過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常見的亂世而已，甚至你很難說它跟五代十國、五胡十六國有什麼本質區別。但因為有了劉備，大漢有了一個體面的結局，也讓三國成為所有亂世故事中最吸引人的存在。

而大眾能接受蜀漢集團作為主角，基本也全賴千餘年的歷史中對蜀漢集團積累起來的好印象。否則，換另一個失敗的主角，你看有幾個人能接受。

今天，知乎上有很多有趣的問題，如“給諸葛亮十萬個奧尼爾”、“給蜀軍不限量的漢堡”等會出現什麼情況。這背後固然體現的是大家還是希望諸葛亮以及蜀漢能夠最終統一三國，“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可從文學的角度說，如果劉備、關羽、諸葛亮不死，最終真的成功了，但故事會因此變得好看嗎？反而可能不好看了。

比這還糟的情況，是因為“興復漢室”，君臣之間會生裂隙。桓溫在講到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關係時，就說如果劉備、諸葛亮北伐成功，君臣關係未必會一直這麼好。這雖是桓溫的假設，但也並非沒有可能。

只是站在讀者的角度，很多讀者是無法接受一個“憋屈”的結局的。以今天的網文來看，很多寫兩晉、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以及清穿、民國等題材的時候，大部分創作者選擇的都是穿過回去之後改變歷史結局，這樣看著才爽。現實也證明，這種寫法的市場表現很好，讀者也更歡迎這種改變歷史的寫法。

可也正是因為這樣，這些歷史網文在藝術層面的上限也就此鎖死了——“好人為什麼會死”給人帶來的思考，要比“好人成功了”這類故事高得多的多。

當然，關於悲劇美學的感受，這需要一定的教育與審美訓練，並不是說中國古人寫不出來。比如在《史記》裡，《項羽列傳》、《刺客列傳》等受到的極高讚譽，也是因為這些故事背後的悲劇美。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這就是一種典型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思維——所謂“倜儻非常之人”，可以是失敗的君主，可以是遊俠，可以是刺客，甚至可以是倡優。由於《史記》是一部私人史，因此司馬遷不必過於顧慮“正史”的要求，如果按照後世史書的標準，荊軻、聶政這些人幾乎是不可能在正史里單獨列傳的——這也恰恰是《史記》為什麼也被文學領域視為名著的原因之一。

但《史記》面向的讀者還是偏於精英的，而《三國演義》是面向大眾的。這裡還需要特別一說的是，《三國演義》的全名是《三國志通俗演義》，從這個名字中也可以看出來，作者是以《三國志》的記載為底本進行創作的，整個《三國演義》的故事也是七分實、三分虛的寫法，且從《三國演義》的故事中，也能看出作者本身具有比較高的歷史素養和文學素養。

可能因為《三國演義》的語言是帶一點文言的白話，並不難懂，所以很多讀者往往忽略了《三國演義》語言的精煉與準確，但如果你仔細品味的話，是能感受到作者的筆力的。如“溫酒斬華雄”一段：

言未畢，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眾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如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羽也。”紹問現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操曰：“此人儀錶不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公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操教酾熱酒一杯，與關公飲了上馬。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

仔細品味一下這段文字，可以說精簡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裡面，每個人只用一句話就很好的展現出了自己的性格，且從不同的側面烘托出了關羽的英雄與曹操的見識，刪掉任何一句話都會有些不足。

再拿《隋唐演義》作對比：

叔寶坐在草鋪上，將兩條鐧橫在自己膝上，上面有些銅青了。他這鐧原不是純金的，原是熟銅流金在上面。從祖秦旭傳父秦彝，傳到他已經三世了。掛在鞍旁，那鐧楞上的金都磨去了，只是槽凹裡有些金氣。放在草鋪上，地濕發了銅青。叔寶自覺沒有看相，只得拿一把穰草，將銅青擦去；耀目爭光。王小二隻道上邊有多少金子，朦著眼道：“秦爺，這個鐧不要賣。”叔寶道：“為何不要賣？”小二道：“我這潞州有個隆茂號當鋪，專當人什麼短腳貨。秦爺將這鐧抵當幾兩銀子，買些柴米，將高就低，我伏事你老人家。待平陽府樊爺來到，加些利錢，贖去就是了。”叔寶也捨不得兩條金鐧賣與他人，情願去當，回答小二道：“你的所見，正合我意，同去當了罷！”

這裡不講語言風格的問題，僅說敘事的資訊密度，《隋唐》是遠不如《三國演義》的——這當然也跟《隋唐》就是民間話本直接整理編纂有關。

正是在這個角度上，《三國演義》這樣面向大眾的歷史演義作品能夠被創作出來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如果不是此前千餘年時間里，大眾對於劉備、諸葛亮等積累的好印象和無數人的創作，按照通俗演義小說的創作邏輯，《三國演義》大概率還是要以魏晉為主角的。

那樣，也沒辦法保證《三國演義》會好於《隋唐演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