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古畫，竟暗藏考古密碼。這幅畫的作者是清代膠州大才子、“揚州八怪”之一的高鳳翰，他在詩、書、畫、印、硯等方面皆有很深造詣。因緣際會，他在老家三裡河村附近得來一件陶鬶，帶回家在裡面種了蓮花。陶鬶也很給他面子，蓮花養得特別好，還結出了碗口大的蓮蓬。高鳳翰一高興，在1745年作了一幅水墨花卉圖，又是題詩，又是作記，好一頓誇，讓這陶鬶出盡了風頭。

20世紀60年代，山東大學歷史系劉敦願教授根據高鳳翰這幅畫的線索，按圖索驥找到了三裡河遺址。文化薪火相傳，由此可見一斑。2006年，該遺址被國務院確定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老翁拾來插瓶供

《文史哲》雜誌1963年2月刊發劉敦願先生的《根據一張古畫尋找到的龍山文化遺址》一文，記述了這段饒有興味的過程。

1958年冬天，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韓連琪先生告訴劉敦願，他在青島文物管理委員會藏品中看到一件灰陶罐，上有高鳳翰寫刻的詩和題記，原文標題是《吸古得深味》，接著是一首詩：“介子城邊老瓦窯，田夫掘出說前朝；老翁拾來插瓶供，得結蓮房碗大饒。”後面有高鳳翰的備註：“余家介子城下，偶得瓦器如罌罐，插蓮結蓮房，飽綻堅實，竟可為食，以其氣足，生物有成也。時乾隆乙醜（1745年）、夏、六月，南阜翁左手志。”

這件陶器小口、圓肩、深腹，時代可能很晚，絕非章丘龍山出土的物品，但有趣的是，韓連琪先生在青島文物商店又發現高氏一幅水墨花卉（后為山東大學張維華先生購得，並轉讓該校歷史系），其上也有同樣的題詩和記事，文字大同小異，但無年月。

畫上記事，點名了器物的出土地點。最值得注意的是，畫中插有蓮花與蓮房的陶器並不是上述的形制，而是一個有流有鋬，下有三足的器物——顯然是件龍山文化的陶鬶。它雖經畫家寫意變形了，但時代特徵還是非常明確的。劉敦願註釋道：“這種陶鬶在兩城鎮、白浪河水庫遺址中常有發現。其特點是流部較寬短，前二足較短，后一足肥壯，足端作實心錐狀。”

在今山東大學博物館內有一幅照片，歷史系幾位著名學者劉敦願、葛懋春、韓連琪、王仲葹、鄭鶴聲、張維華諸先生研究高鳳翰畫作。中間為韓連琪先生俯下身子邊看邊講。韓連琪是我國著名的先秦秦漢史學家，擅長考古學、古文字學研究。

隨著學者的剖析，這張畫背後的故事逐漸浮出水面。它不是高鳳翰的真跡，摹作也不止一張。1959年春天，劉敦願拿著這幅畫請著名學者王獻唐先生鑒定。畫卷展開後，王獻唐立即尋找山東省圖書館收藏的印章相對證，結果不是。原來，王獻唐在1937年以前為山東省圖書館收購過同樣的一張畫，經過仔細觀察，發現其為偽品，不甚珍惜，後來就遺失了。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幅畫是據真跡摹寫而來，而真跡定為寫實之作。

龍山文化現身三裡河

韓連琪先生認為高鳳翰題記所說的介子城應該是一處龍山文化遺址，龍山遺物遠在二百餘年前已開始被人發現。韓連琪先生這個發現很有價值，但他的這個推論需要通過實地調查加以證實。1959年11月末，劉敦願和歷史系蔡鳳書、教務科孫堅奮兩位同志前往膠縣（今膠州市）進行調查，果然在介子城附近找到了龍山文化的遺址。

劉敦願到了介子城後，發現這裡的確是一處古城遺址，但龍山文化層並不在介子城，而是在介子城東約三四里的高鳳翰家鄉三裡河村。畫上題記所謂“余家介子城下”者，乃就大體而言，高氏以古地為說，想是為了增強創作的詩情畫意。

介子城故址在膠縣縣城西南不到兩公里的古城村，縣志認為這裡就是春秋時代的介國所在，漢代的介亭，如今村東北角還殘存著清代修建的高台和乾隆時代的碑記，原是膠縣的一處名勝，不過其上的建築和樹木都已不存。據農民說村中往往出土古代銅器與陶器，村南多瓦礫，但城址已不複見。

劉敦願一行在村子的東南發現一段長約百余米、高約二三米的牆基，村在一條小河的北岸，夯土中摻有河沙，因此土質細膩，夯層緊密，難於察見；不過牆基上還留有柱洞兩三處，其中夾雜有少量繩紋陶片和豆柄等，證明確是一處古城址，至於是否就是春秋時代介國所在，難以判斷。劉敦願仔細觀察了村南臨河斷崖及村中暴露在外的陶片，都未見龍山遺物。高鳳翰所畫陶鬶，顯然不是這裡出土的。

於是，劉敦願一行向高鳳翰的故鄉去尋找。高鳳翰的家鄉在南三裡河村，在膠縣城南三裡處，在古城村東面，相距三四裡，隔著兩個村子。小河自西向東流來，南三裡河村在河南岸，北三裡河村在河北岸，前者地勢很低，後者地勢較高。山大的學者們在北三裡河村村西發現了一處典型龍山文化遺址，從採集到的標本來看，它的時代和類型和日照兩城鎮相同。雖然在這裡沒有看到或找到完整的陶鬶，只發現了少量的鬶片，但從這點標本及陶器組合情況來看，高鳳翰畫中所見陶鬶肯定是在這裡出土的。

在劉敦願、蔡鳳書等先生的努力下，準確發現了三裡河文化遺址，在當時是一個奇跡，帶動了考古學的研究，也極大地推動了山東大學考古學科的最初成長。

東夷人這樣生活

經過多年發掘和研究，三裡河遺址東西寬200米，南北長250米，總佔地面積達50000平方米，發掘面積達1570平方米。出土房屋四座，墓葬共發現六十多座。遺址的地層堆積為上下兩層，下層為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存，上層是龍山文化遺存。下層大約距今4500年前後；上層年代距今約為4300年起至3800年前後。

三裡河文化遺存告訴世人，距今4000年的東夷人這樣生活——

居民已開始定居，以農業生產為主，種植的農作物以粟為主。使用的生產工具有鹿角鋤等，既可用於播種，也可以用於中耕松土。考古人員在一窯穴中發現有1.2立方米的粟粒，說明當時已有餘糧。這種生產力的旺盛，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物質條件。

當時農業發展，推動了家畜飼養業的發展，特別是養豬業。飼養的家豬成為一種私有財產，並作為私有財產的象徵而隨葬，如有一墓隨葬了豬下顎骨達37個個體。此外，還出現了類比豬的形象的豬型鬶，說明那時的先民很重視養豬。除了豬，狗也是先民飼養的主要家畜。

劉敦願還發現，三裡河遺址堆積大量牡蠣殼，系從海濱採集來用作副食的，遺址距今膠州灣約十七八里，數千年前可能還要近些。遺址中的這種現象的出現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而不是天然形成的，北三裡河的居民不明白這個道理，都說這裡在古代會是海底，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傳說在膠縣相當流行，可能暗示著同性質的遺址還有存在，三裡河遺址的調查可能為日後更多的發現提供線索。

先民獵取的物件有鹿和野豬等。獵獲的動物是先民的美味佳餚，吃剩下的骨角用來製作工具。捕撈的物件，從發現的魚骨、魚鱗鑒定，有鰽魚、梭魚、黑鯛（黑加吉）、藍點馬鮫（鮁魚）四種。從發現的魚骨分析，有的梭魚長達800毫米，重6到8公斤。人們對各種魚類的洄遊習性已有一定的認識，尤其是捕撈藍點馬鮫這種生性兇猛、游泳迅速的外海魚類，說明當時已有遠海捕撈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海上交通的發展。除了捕魚，先民還進行採集活動，如螺、蛤蜊和蚌等等，大都供食用。有的殼體也可用來製作工具，如蚌匙等。

從出土文物看，當時手工業的製作技術已經有了一定水準，有的產品製作相當精緻。劉敦願在論文中還指出，當時人們把器腹或口沿突起的弦紋壓出一個個圓窩，也是暗紋中的一種別致形式。凹凸紋雖無發現，但類似裝飾方法則有之。從兩件薄壁的灰陶罐殘片看出，其外壁輪廓呈階梯狀下降，形成一種特殊的平行紋，借明暗變化以顯示其紋飾作用，十分別致。類似的發現也見於臨沂小谷城遺址，這都是輪制技術高度發展的產物，借輪轉同時進行裝飾的表現。

在三裡河龍山文化時期，比較普遍地使用切割石材的方法，磨制技術更為發達，器物造型更為規整，斧、錕等生產工具發現的數量大為增多，玉器有成組玉錦出現。陶器中的薄胎高柄杯，製作之精舉世罕見。有一件薄胎高柄杯，器壁薄至0.3毫米，重量不足40克，足以說明手工業製造技術已有相當的水準。

大約4000年前的東夷族已出現貧富分化。有的墓葬中隨葬品相當豐富，有的墓中則沒有隨葬品，還有的墓雖然有一兩件隨葬品，但製作也較粗糙。這種分配上的不平等，說明原始氏族社會發展到了新的轉捩點，開始走上解體的道路。同時在龍山文化居民的墓地裡，墓葬的排列較淩亂，墓葬之間的打破、疊壓關係比較複雜，不像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墓葬那樣排列有序，這種現象反映出氏族中血緣紐帶在鬆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