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鄭和航海，國人的感情相當複雜。或許既包含著自豪，又包含著痛心與不甘。明明達·伽馬百年之前，鄭和已經完成了規模更大的航海壯舉，為何近代以來我們還是落後了？或許正是這一東西方現代化進程現象級的矛盾，使得1905年梁啟超先生撰寫《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文之後，鄭和研究百年來持續受到了海內外各界的關注與熱議。

    目前殘留的關於鄭和船隊航海的幾種一手文獻，主要有馬歡的《瀛涯勝覽》、鞏珍的《西邦國市》、費信的《星槎勝覽》及《明實錄》的相關記錄，另外還有十幾通石碑（劉家港和長樂的兩通最為重要）。這些史料記載的地點既有重合又有不同。如《瀛涯勝覽》記載的最遠地點是天方國（即今阿拉伯地區），而《星槎勝覽》所記最遠地點則可到木骨都束（今索馬里摩加迪休）一帶。明晚期的文獻《鄭和航海圖》中標註有麻林地、慢八撒等地點，不少學者認為這些地點可達東非赤道以南的肯亞馬林迪、蒙巴薩。前輩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已有的文獻資料展開。雖有人大膽提出鄭和1421年曾環繞世界的論斷，但也有不少學者堅持鄭和船隊最遠可能只到達了阿拉伯地區。在討論中，東非乃至東南非地區成為探討中的關鍵地區。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鄭和部下後裔”在肯亞的發現，更使得東非地區成為關注的焦點。

    1994年，美國專業作家李露曄（Louise Levathes）在長達6年的調查訪談之後，出版了鄭和傳記——《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書中提到，當她在肯亞進行實地調查時，一位黑人告訴她，自己是中國人的子孫，是數百年前在肯亞沉沒的一條中國商船倖存者的後裔。這一情況頗不尋常。口述歷史本身雖然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會導致信息的變化和流失，但這些資訊原非空穴來風。

    1999年，《紐約時報》的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受到李露曄作品的啟發，重新探訪了肯亞，也聽聞了同樣的故事。在拉穆群島附近遭遇海難的中國船員游到了岸上，得到了當地人的接納。他們便定居於此與當地人通婚，留下後人。紀思道由此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推論：這些中國船員很有可能是鄭和的部下。自此之後，帕泰島上的居民便被冠以“鄭和部下後裔”，名聲大噪。

    海外記者的這些報導很快引起了中國媒體的關注。2002年起，《人民日報》駐南非記者李新烽先生多次造訪肯亞拉穆群島，撰寫了大量報導，並在此後出版專著《非洲踏尋鄭和路》。在調查中，發現了帕泰島上西尤村（Siyu）的自稱是中國人後裔的沙里夫家庭（Mwamaka Sharifu）。此後，肯亞的“中國人後裔”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05年紀念鄭和航海600周年，將此事推向了高潮。基於媒體、民間的各界關注，國務委員陳至立指示，要求學者介入相關研究。2005-2006年，考古專家張葳、秦大樹、閆亞林、王光堯等人先後兩次赴肯亞調研，發現了眾多與中國相關的遺跡遺物。在此基礎上，2010-2013年，北京大學秦大樹教授主持了肯亞馬林迪地區陸上考古和瓷器調研工作，並取得了豐富的成果。這是肯亞陸上考古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而鄭和船隊是否到達過東非，這一問題的答案也因這次考古工作顯得漸漸清晰。

    考古隊以肯亞馬林迪地區為核心進行發掘，意在探究中國明代文獻中屢屢提及的“麻林”“麻林地”。依據11世紀阿拉伯人伊德里斯（al-Idrisi）的記載，古代的馬林迪位於一條大河的河口地帶。今天的馬林迪市內的老城遺址和附近的曼布魯伊遺址正好處於薩巴基河（Sabaki River）河口的等距兩端。兩地地表至今均存有鑲嵌中國明代瓷片的高大柱墓。因此，考古隊將考古工作的重點定為曼布魯伊遺址和馬林迪老城遺址，在前者的12處地點、後者的5處地點進行了考古發掘。兩地發掘出土中國宋代至民國瓷片達1000不止一件，這為古代中國與非洲的早期聯繫提供了重要證據。

    其中2010年，筆者所在的考古探方出土了兩件可能與鄭和航海相關的重要遺物——“永樂通寶”和永樂官窯青花瓷片。2013年，美國考古學者在拉穆群島的曼達島又發現了兩枚“永樂通寶”銅錢。“永樂通寶”雖然能夠給予我們非常豐富而美好的想像，但若細細思索，它們似乎並不能獨立承擔起證明鄭和曾經到達過東非海岸的重任。

    作為一種貨幣，普通人即可獲得“永樂通寶”。它既有可能是被鄭和攜帶至東非的，也有可能是被中國民間商人走私而來，還有可能是通過中東商人的中轉貿易帶來的。相比較而言，永樂官窯青花瓷片則應是鄭和船隊抵達東非海岸更為有力的證據。

    自宋代以來，政府對官窯瓷器的流通就有很多限制。從考古發現來看，寶豐清涼寺汝窯址、杭州老虎洞修內司官窯址、景德鎮珠山御窯址均存在落選品和殘次品就地打碎掩埋的現象，表明即便瓷器燒壞，也決不允許流入民間。這表明瞭政府對官窯、禦窯的強力控制。《明實錄·宣宗實錄》和《明實錄·英宗實錄》中分別記載有太監因“所造御用瓷器多以分饋其同列”而被斬首之事和禁止御窯瓷器饋贈貨買的條文。王光堯認為，明成化以前，御用瓷器流落民間的可能性極小。在明代，官窯瓷器主要有四方面用途：宮廷用瓷、王府用瓷、對內賞賜用瓷和外交用瓷。從這四種使用方式來看，基本排除了民間商人攜帶官窯瓷器至東非的情況。最有可能導致永樂官窯瓷器運抵東非的方式就是外交用瓷，而永樂時期大規模的遠航活動唯有鄭和航海。鄭和船隊饋贈官窯瓷器的物件只可能是當地首領或政要。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中國明代官窯瓷器作為禮品在中東、東非之間轉手的可能性，但是明初官窯瓷器在曼布魯伊遺址的發現，作為物質證據，大大提升了鄭和船隊曾經抵達東非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官窯瓷器在肯亞沿海地區的發現並非孤例。在瓷器調研中，秦大樹教授等發現，在距離馬林迪不遠的格迪古城遺址、塔納河古河口的烏瓜納（Ungwana）遺址均發現有明初龍泉官窯瓷器。眾多官窯瓷器、瓷片的發現，為鄭和船隊抵達東非的物質證據增添了頗具分量的砝碼。

    鄭和航海是中國探索海外世界的一次高潮。實際上，從唐代晚期開始，就有大量以陶瓷為代表的中國商品抵達了東非海岸。這一情形相沿近千年。在此背後，可能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中國人和他們的商品給當地社會帶來了什麼樣的改變？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東非沿海的柱墓是當地特有的墓葬形式，這些柱墓上往往存在很多小龕，用以鑲嵌來自中國和阿拉伯地區的陶瓷產品。這一現象為考古工作提供了線索，又成為我們思考中國瓷器在東非社會功能的起點。

    在東非出土的主要中國瓷器種類是碗盤，其原本的功能是用於餐飲。與東非當地生產的陶器乃至進口的伊斯蘭釉陶相比，中國瓷器的精美有目共睹。這種精美延展並突破了它原有的實用功能。在東非沿海傳統的斯瓦希里房屋中，往往有一面布滿壁龕的牆。牆體每個龕中會陳設一件來自海外的精美器物。中國瓷器往往佔據了多半的牆面空間。為什麼要展示中國瓷器呢？

    東非海岸地區是非洲大陸與外界溝通的重要視窗，當地商務工作十分發達，社會中的上流階層常常從事商業貿易。海外商人如果想在東非沿海港口開展貿易，必須在當地尋找合作者。當地人希望與海外商人合作來賺取利潤。根據14世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遊記我們可知，在當時的東非海岸，外來商船靠岸時，總會有當地名流的僕從攜帶著食物邀請海外商人去家中做客。在做客的過程中，壁龕中的中國瓷器被視為顯示主人財富的象徵物。同時，主人會在待客時特意使用中國瓷器，表達主人對客人的重視。這一過程表明，中國瓷器作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是當地商業貿易過程中的重要道具，甚至具有禮儀性的功能。

    在柱墓上開壁龕鑲嵌中國瓷器和伊斯蘭釉陶，部分應是來自房屋展示壁龕的啟發。除了柱墓的四周壁面，墓柱的頂端或高處往往也裝飾有中國瓷器。這就形成了仰視視角。從視覺空間的“高”，表明瞭柱墓和中國瓷器使用階層的“高”。這似乎更能說明中國瓷器的地位。從平面位置來看，高大的柱墓往往與高規格的星期五清真寺毗鄰，是整個聚落空間的核心。從聚落平面空間的安排，到柱墓立體空間的營建，似乎都意在突出柱墓墓主人的中心地位。永樂官窯青花瓷片，正出土於馬林迪區域（包括格迪遺址、馬林迪老城遺址和曼布魯伊遺址）規模最大的柱墓附近幾米處。它很可能原本就镶嵌在柱墓上。另外，柱墓附近區域也是中國瓷片出土數量最多的區域。柱墓規模與瓷片規格、數量如此相稱，似乎表明當地居民完全瞭解這件瓷器的等級和柱墓墓主人的地位，而將大量瓷器、甚至高級瓷器用於柱墓之上應正是對墓主人權力、地位或財富的認定和標榜。房屋和柱墓的例子表明，中國瓷器深入參與了當地商務工作的完成、社會等級的標識等過程，大大延展並突破了原有的餐飲功能，在當地社會中，是財富與權力的象徵。

    鄭和是中國向海外探索的傑出代表。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他只是眾多深具開拓精神的中國人中更為突出的一個。從考古發現來看，以陶瓷為代表的中國產品，早在唐代就已經遠達非洲，並深入參與當地人的生活，在物與人的互動中，獲取了新的文化內涵，並改變和改善了消費地人群生活品質、生活習慣與生活方式，甚至在當地的等級制度和關鍵性活動中發揮作用。

    明初官窯產品，為我們研究鄭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中國陶瓷，凝立於萬里之外異鄉柱墓的頂端，為東非沿海人群的生活增加新的可能與色彩，參與著東非沿海聚落的興衰。500年後，我們又來到它們面前，聆聽它們無聲地訴說，初衷未改。

    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