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對於華夏文化共同體的總體認識以及對於各文化區域不同文化特色的認識，已經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重要內容之一。而當時人的鄉土意識，也是我們在認識秦漢社會文化時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對於所謂鄉土意識，有的學者認為，所研究的主體，應當是“以農民為主要構成的鄉里群體包括有組織的民間集團和無組織的人民大眾”。“鄉里民眾在共同的社會活動和歷史傳承過程中，形成了區別於其他群體的日常生活意識，包括人們的理想、願望、情感、價值觀念、社會態度、道德風尚等等心理因素。這些心理因素是在文化貧困的群體活動中自發形成的，同文化層次較高的群體心理相比，它缺乏理性思維的機能，對於人生、歷史和社會，表現出一種高於生存本能而低於邏輯運籌的精神狀態。然而，鄉里民眾的社會心理是依靠豐富的生產、生活和階級鬥爭經驗而直接產生的，與人們的共同的生存條件息息相通，因而又是支配著人們日常言行的現實性和實踐性很強的意識。它作為一種被人們引為同調的深層心理力量，將分散的鄉里大眾聯繫在一起。”（程歉：《晚清鄉土意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然而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鄉土意識”，是指當時人對於自己家族與自己本人出生與生活的家鄉故土的特殊的心理、特殊的觀念、特殊的感情。所研究的主體物件，並不僅限於所謂“以農民為主要構成的鄉里群體”以及所謂“文化貧困的群體”，而涉及較廣闊的社會層面，關心與注目的物件，自然也包括所謂“文化層次較高的群體心理”。

    在秦漢時期，人們在相當廣泛的社會文化活動中，都表現出十分強烈的鄉土意識。

    項羽是“萬人敵”的英雄，雖出身名將之門，又有離鄉“避仇”的經歷，然而他對於“故鄉”的觀念，卻似乎較一般農人的鄉土意識並沒有什麼超越，仍表現出狹隘偏執的心理傾向。《史記·項羽本紀》記述了這樣一個著名的故事：項羽引兵西屠鹹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有人建議說，關中有山河四塞圍護，土地肥饒，在這裡建都，可以稱霸天下。項羽看到秦宮室已經焚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回答說：富貴不歸故鄉，好比穿著錦繡衣裳在夜裡行走，誰會看得到呢！建議者有“楚人沐猴而冠”的批評，竟被項羽殺害。

    所謂“心懷思欲東歸”，反映了鄉土意識的濃烈與沉鬱。這種意識竟然影響了項羽軍事集團的戰略決策，以致曾經成為天下霸王的一代英豪最終歸於覆滅。

    垓下戰役，劉邦軍與項羽軍進行最後的戰略決戰，《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於是大驚，以為“漢皆已得楚”。隨後夜起，飲帳中。“悲歌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四面楚歌，致使項羽意氣沮喪，而“左右皆泣”，說明全軍的鬥志都已受到影響。項羽時又“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骓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據說，“歌數门，美人和之”。張守節《正義》引《楚漢春秋》雲：“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意氣盡”，可能是全軍士氣凋喪的寫照。在當時鄉土意識的作用下，故土已陷導致的心理打擊，竟然可以使曾經屢戰屢勝的項羽軍將士軍心沮敗。

    事實上，項羽最終拒絕烏江亭長單舟“急渡”的建議，執意不肯過江東，所謂“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項羽悲劇人生的最後結局，也與鄉土意識的影響有一定關係。

    作為項羽敵對一方的劉邦軍事集團，在被迫南下漢中時，也多見因思鄉而逃亡東歸者。《史記·淮陰侯列傳》寫道：“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劉邦自己也說：“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漢《鐃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其中抒發旅人思歸的淒切愁緒：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曳。水何深，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陳直先生分析說：“此篇疑描寫漢高祖都南鄭時軍士思歸之情，屬於軍樂類。”又說：“楚漢戰爭時，高祖所用，多豐沛子弟，久戰思歸，見於《漢書·韓信傳》。其時都於南鄭，屬於巴蜀地區，故歌曲以巫山為代表，與淮水互相對照。後高祖初擬都洛陽時，軍士皆欲東歸，皆與此詩可以互證。此歌雖未必即為西漢初作品，至遲亦在西漢中期。”（陳直：《漢鐃歌十八曲新解》，載《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

    陳直先生所說《漢書·韓信傳》的有關記載，與《史記·淮陰侯列傳》同。韓信拜賀劉邦語，《史記》有所謂“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漢書》寫作“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陳直先生在《史記新證》中也特別指出：“漢《鐃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蓋描寫漢高祖在南鄭時，兵士思東歸之情，與本文正和。”（陳直：《史記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

    關於所謂“後高祖初擬都洛陽時，軍士皆欲東歸”的記載，見於《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婁敬說秦地形勢優越，建議入關而都之。“高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而未能決。”高帝群臣“皆山東人”，其狹隘的鄉土意識險些影響到確定國家政治重心的戰略大計，幸得有思想較闊達的政治家張良支援婁敬的正確主張，於是終於排除眾議，確定定都關中：“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史記·高祖本紀》記述了劉邦平定天下之後回歸故里的故事，其鄉土情感之殷切，在司馬遷筆下有生動的表現。司馬遷寫道：高祖還歸，經過沛地（今江蘇沛縣）時留居。置酒於沛宮，召集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組織沛中兒童一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行數下。又對沛父兄說：“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劉邦還鄉時酒酣擊築，為歌起舞，慷慨傷懷，泣行數下的情節，以及所作《大風歌》中對於“海內”“四方”與“故鄉”的情感發抒，可以發人深思。

    “衣繡夜行”的說法，又見於《華陽國志·巴志》：漢高帝滅秦，閬中人範目，為募發賽人，參與定秦之役。秦地既定，先封范目為長安建章鄉侯，而責人欲歸。劉邦對他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於是改封為閬中慈鄉侯。又《漢書·朱買臣傳》記載，漢武帝拜吳人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對他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又如《後漢書·景丹傳》記載，馮翊櫟陽人景丹，建武二年，定封為櫟陽侯。漢光武帝對他說：現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所以以此封卿。兩漢所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已經成為通行習用語，而項羽雖然因此獲“楚人沐猴而冠”之譏，此語仍然出自漢高祖、漢武帝與漢光武帝這樣雄健有為的帝王之口，而且似乎並無輕忽調侃之意。對這樣的現象進行社會語言學的思考，也可以進一步認識當時人的鄉土意識。

    遷徙，是秦漢時期普通民眾社會生活空間急劇轉換的一種形式，一般都以為是極嚴重的苦難。秦漢時期，曾經多次出現大規模的移民運動。有學者指出：“在這五個世紀間的移民數量達到了很大的規模，並對此後的人口分佈和遷移以至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發性移民的存在，“是因為一方面，法律並不一定能得到嚴格的執行，特別是在社會秩序不正常，朝廷控制能力不強的情況下，如漢初關東諸侯招誘逃亡，與朝廷爭奪民戶；西漢中期以後、東漢大部分時期和三國時期出現大批流民，豪強將破產農民據為己有”。而政府以超經濟強制的手段組織的移民，也是不容忽視的社會歷史存在，即：“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和政權的鞏固，也需要組織和強制推行移民，將某種類型和一定數量的人口遷到規定的地區，如秦和西漢時的實關中，自秦至東漢都在進行的移民邊疆，三國時各國擄掠對方人口，對戰俘和罪犯的強制遷移等。”（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漢書·晁錯傳》記載，漢文帝時策劃往北方邊地大規模移民，在討論新經濟區的建設規劃時，晁錯說到妥善安置移民的措施，其中指出，政府移民政策要取得成功，要點是應當完善諸種安置措施，“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使民“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就是說，首先要創造極其優厚方便的生產生活條件，才可以使百姓克服眷戀鄉土的傳統意識。

    《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永光四年（前40）就初陵（元帝陵）不置縣邑頒布詔書，也說道：“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而強制移民，“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廢除此制則可以“使天下鹹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這樣的分析，是符合當時最普遍的社會心理和民眾意識的。

    秦漢時期，民間鄉土意識的社會文化表像，還突出體現於出行者思鄉懷土的情感記錄。

    儘管“安土重居”是一般人的心理定式，但是，漢代仍然有許多探險荒外、立功絕域的英雄。張騫之“博望”，班超之“定遠”，都反映了這一不宜忽視的社會文化現象。

    酈炎《見志》其一寫道：“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修翼遠趾，大道長夷，超邁絕塵，志在千里，和許多行旅詩一樣，借出行以比喻人生，體現了面對艱苦生涯的一種奮鬥精神。曹操所謂“舉翅萬餘里”“神人共遠遊”，曹植所謂“丈夫志四海，萬里若比鄰”，以及“駕喬諾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之野”等，也都借遠行為喻，用浪漫筆法展抒了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超野”而“遠遊”，其實也是一種比較開闊巨集達的區域文化觀的呈示。這其實是幾乎可以作為文化考古斷代尺規的一種超邁其他許多歷史時代的精神現象，是在秦漢時期這一中國文化史中放出特殊光輝的重要的歷史階段的極有價值的文化遺存。

    最為突出的例子，應當說是馬援的“馬革裹屍”壯語。

    《後漢書·馬援傳》記載，馬援說：“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馬援本人的軍事實踐，也確實以“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著名。所謂“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的事蹟，尤其感人。

    東漢時期著名的外交家、軍事家班超，少時家貧，常為官府抄錄文書以供養，久勞苦。一次，輟業投筆，感歎道：大丈夫沒有其他的志略，也應當仿效張騫等人立功異域，以取封侯，難道能夠長期在筆硯間消磨生命嗎？胸懷“當封侯萬里之外”之志。後來果然出擊匈奴，又使西域，平定五十余國，以功封定遠侯。漢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的使團抵達安息西境，雖然未到大秦即折返，但是也創造了政府正式代表進行外交活動西行遠國的歷史記錄。班超在西域從事外交、軍事活動三十一年，寬簡為政，團結吏士，人心向附，威望甚高，他以艱苦的人生實踐，推進了漢文化在西北方向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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