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上半在全球範圍內大師輩出。物理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各種專業領域都有一代大師，甚至是第一代大師。背後則有相互疊加的多個原因：

1. 物理學取得巨大的發展。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物理學大發展更多是內生的。十九世紀逐漸積累的大量物理學發現、數學技術、實驗成果，以及由此形成新疑難問題（“兩朵烏雲”）在二十世紀初得到了爆髮式、革命式的發展，並且帶動了化學、天文等專業的發展。如此突破性的發展當然產生了一大批活躍於二十世紀上半的基礎科學領域的大師。

2. 新專業的誕生。許多我們現在看起來天經地義的大學學科專業是在20世紀初才逐漸取得大學內的講座教席和系科建制，最典型的是社會學、經濟學和心理學。這些為專業建立奠定開創之功的研究者形成了更專業細緻的研究方法範式和傳承有序的學術譜系，自然也擁有了大師聲望。作為對比，前學科建制年代的研究者除非在20世紀被再發現，否則就被遺忘；而學科建制固化后的研究者則往往受困於細分的專業學術領域，缺乏更廣範圍的社會聲望。我們常說某某人之所以被奉為民國大師，無非是因為佔了一個國內某某大學建校建系之功，通常忽視了這些民國大師的外國老師和同輩在其他國家大多也享受到相似的“紅利”。

3. 研究者的跨國流動更頻繁。跨國流動是某一學者某一學派突破地域限制，而取得更大聲望的重要方式。在二十世紀初，更便捷的交通帶來的是研究者更頻繁的留學、訪學、交流活動。二戰前的政治環境又把中歐各個專業的研究者驅趕到英美。悖謬的是，被迫流亡的中歐科學家和思想家也在此過程中逐漸獲得更廣範圍的影響力，比如一個很無聊的問題是，瑪律庫塞或者卡爾波普爾的學術聲望是否得益於他們離開德語世界，進入英美的學術世界。

4. 科學方法和大學建制的全球傳播。前面也說到，民國時期大學輩出的原因之一是特定研究者佔了國內某大學某專業的建校建系之功。這一大學建立潮並不局限於中國。哪怕是英國和美國也是19世紀後半才逐漸新建起我們熟悉的研究型大學，比起中國建大學的時間並不提前太多。而不斷誕生的新專業和更頻繁的跨國交流疊加在一起，使得大學、科研院所這樣的特定研究機構以及各種新專業和新知識也或快或慢地向日本、印度、埃及、摩洛哥、墨西哥、阿根廷等“邊緣”國家傳播。其他非歐美發達國家陸續擁有了自己培養的或者留學所得的第一代傑出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各個國家自己的社會學之父、人口學之父、或者統計學之父同樣也誕生在二十世紀上半。

上面這些因素有些有內在聯繫，比如物理學的成功使得社會學或者心理學領域的科學主義傾向更強烈，比如材料和技術的發展激發了建築學的全新範式。還有些偶然性則更強，比如物理學在19世紀的理論積累、美國在19世紀後半開始建設研究性大學和德國大規模驅除猶太背景科學家是三條平行發展的歷史進程，到二戰前美國大學承接了來自歐洲的傑出物理學家只能說剛好對上了時間線。所以一個國家能否在二十世紀上半擁有大師，最主要取決於本國的青年才俊是否有機會參與全球科學大發展。如果考慮納粹上臺和二戰對德國和法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徹底破壞，我們甚至更具體點說，有沒有大師取決於能否與英美的學術圈建立足夠密切的聯繫？。

所以回到題主的問題，民國時期大師輩出是事實，但是把這個事實歸功於民國則更多是一種缺乏全球視野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