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大亨在萬曆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1595—1604）擔任刑部尚書期間，主導處理了多起震動朝野的案件，而《刑部奏議》是蕭大亨當時審理這些案件的奏疏彙編，記錄了萬曆年間多起政治案件的司法過程與審判細節，尤其是“續妖書案”、“沈惟敬案”、“薊州兵變”等重大案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該文獻別說在中國湮滅不聞，就連在日本也是長期不為人所知，也就最近這十年，才被國內學者楊向艷和鄭潔西發現並研究。目前該書藏於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
《刑部奏議》中的《覆議李宗城疏》、《火災條陳清理刑獄疏》跟李宗城案有關。《會審原任石尚書疏》、《三法司回話疏》《再審原任石尚書招由疏》則與石星案有關。《沈惟敬招由疏》則是關於明朝對日談判代表、冊封日本副使沈惟敬及其支援者山東按察使蕭應宮的調查、審訊、審判記錄， 其中沈惟敬被判監候處決。
《刑部奏議》中還有12 道奏疏與震驚當時朝野的明末疑案妖書案有關，尤其是皦生光的審訊記錄，詳細記載了其被指控偽造《續憂危竑議》的經過及刑部定罪依據。此外還有周嘉慶案，沈令譽、毛尚文案，胡化案，達觀案等其他跟妖書案相關案件的審理調查經過。可以說，這份文獻完整再現了萬曆年間妖書案的具體經過，對研究晚明黨爭而言，不可不讀。
奏議亦涉及薊州兵變（1595年）的審訊內容，記錄了兵變主謀胡懷德等人的煽動過程及明廷的處置經過。大部分人也是通過薊州兵變事件才得以知曉《刑部奏議》這份文獻的。
《撫滇奏草》是閔洪學擔任雲南巡撫期間行政雲南期間的奏議和公示文告的彙編，記載了天啟初年至崇禎初年雲南的諸多歷史事件。
該書國內長期不傳，目前唯一孤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2004年，學者朱端強訪讀於日本內閣文庫時，意外發現了此書。據藏書印章得知，該書原屬日本豐后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標（字倍松）。日本文政十一年(清道光八年, 西元1828年)其子毛利高翰將其並眾多藏書一起獻給江戶幕府。明治維新之後，該書又歸內閣文庫。
內閣文庫書目著錄該書為天啟刻本，有誤，因檢讀該書第十二卷《敘功》一文中有“崇禎元年二月初九日奉旨……”一語，是知為崇禎後刻本無疑。目前，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普林茨頓大學藏有複製本。國內《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五輯史部第二十一冊收錄此書。
李三才的個人經歷就不說了，大家都知道。但此人死後有點奇怪，圹無志，墓無碑，本人文集幾乎亡佚。據朱彝尊《明詩綜》以及光緒五年《通州志》卷八《人物志·鄉賢·李三才傳》記載，李三才還著有《灼艾集》《無自欺堂稿》與《鷲鷲（軒）詩集》等，又有《永慕錄》著目，可惜現均不存。李三才唯一傳世的孤本專著，僅有《撫淮小草》。
《撫淮小草》現藏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於《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編號為“東大總G30—564”，屬史部詔令奏議類。此書為明萬曆年間刊本，共十五卷十六冊，原系東京帝國大學舊藏，書前鈐有“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陽文篆印。
卷首載有萬曆三十年祝世祿、朱吾弼、陳璧三人所作序言及萬曆二十八年李三才自敘，捲末附錄董基、沈潅讀序及楊洵、徐鑾后跋，可見成書過程中文人交遊之跡。值得注意的是，目錄僅列十一卷九十八疏，但實際正文包含卷十二至卷十五，內容涉及“牌劄”“告示”“批詳”等文書形式，或為編纂時未及補錄所致。
目前台灣學者賴貴三已將其整理，以《李三才校注》為名出版。另外，國家圖書館有藏有題為《漕撫摘草》二十卷的文獻，但不知兩個版本有什麼差異。
《鐵冶志》成書於明正德八年至九年（1513—1514年），由時任工部郎中的傅浚編纂，系統記錄了遵化鐵廠的冶鐵技術、管理制度及社會背景。該書原為兩卷，從建置、爐冶、山場、歲辦、歲入、管轄、儀式、吏屬、供役、公署、庫場、祠宇、坊市、督理、歷官15個方面，全面介紹了明代正德年間遵化鐵廠的經營情況，並搜集了大量有關遵化鐵冶的民俗資料。
但《鐵冶志》一書國內長期失傳，直至俄羅斯聖彼德堡大學藏清初抄本被“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發現，才得以重見天日。該抄本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孤本，2020年經中俄學者合作整理後，於2023年由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整理本。
梁廷棟的《泡香館集奏議》， 就是自赴宣大任至死去， 這八、九個月的全部奏疏。共分四卷：第一卷收十八疏， 第二卷也是十八疏， 第三卷收十三疏， 第四卷收十九疏。最後一疏， 是崇禎九年九月十五日奏， 半月後， 十月初一日， 廷棟死於薊州西關。九個月的時間， 共上六十八疏。後面還有附錄，一是監軍兵科右給事中張第元給梁廷棟“ 報功” 的三疏， 皆寫於崇禎九年八月中旬， 與清兵鏖戰的時候多一是繼任宣大總督盧象升給梁廷棟“ 請恤” 的一疏， 寫於崇禎十年三月。
目前館藏河南大學圖書館，但只能在館看，不能借出，自然無從複製。
談遷在《國榷》身上可以說是花了大半輩子時間，幾百萬字幾十年功夫，太不容易了。《國榷》一書有關明朝前中期的內容，史料價值有限，但是由於天啟、崇禎實錄不全，所以《國榷》的明末部分是可以彌補上述二朝實錄之缺的。
但是《國榷》這種持遺民立場的文獻，怎麼可能在帶清的統治下公開出版發行呢？自成書以來，《國榷》手稿僅以抄本形式在少數遺民學者中秘密流傳，逐漸散佚不全。
1925年，張宗祥開始收集《國榷》手稿。首先，他找了海寧蔣氏（蔣光焴）“衍芬草堂”本過錄。他在《國榷》提要中說：“甲子至永嘉，承假攜行箧中，因得全抄”。這一年，張宗祥到溫州任甌海道道尹，《國榷》的這一抄本就是在他溫州任上的兩年間利用業餘時間陸續完成的。後張宗祥至江南圖書館檢視杭州丁氏（丁丙）的“八千卷樓”本，發現與“衍芬草堂”本缺漏相同。
新中國成立后，張宗祥藉著任職浙江圖書館館長之機，才得以搜集到《國榷》的另外一個抄本，即四明盧氏（盧址）“抱經樓”抄本，同時還得到一個僅有崇禎一朝的抄本。到1955年終，74歲的張宗祥終於校補成比較完整的《國榷》，前後歷時30年，也花了他半輩子的時間。
這部清代章回小說由曹去晶於雍正年間創作，卻長期湮沒無聞。20世紀40年代，上海藏書家周越然發現僅存三回的清初殘抄本，1941年上海優生學會刊印其中兩回，並標有“海內孤本”字樣，還在書前標明“會員借觀，不許出售”，這也是《姑妄言》首次出版，但流通範圍極窄。
該書真正的突破源於19世紀俄國漢學家斯卡奇科夫的行為——他於1848年駐京期間，廣泛搜購中國古籍，將《姑妄言》全抄本帶回俄國。該抄本幾經輾轉，最終藏於莫斯科列寧圖書館（今俄羅斯國家圖書館），卻沉睡百年無人問津。
1964年，蘇聯漢學家李福清在整理斯卡奇科夫藏書時，意外發現二十四卷全抄本《姑妄言》，並於1966年發表論文披露，但因中蘇交惡未引起國內學界關注。1997年，經法國學者陳慶浩、台灣學者王秋桂促成，俄藏全本終獲授權，由臺灣《思無邪匯寶》叢書首度完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