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儒家經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閱讀、理解經典需要訓訌，訓訌起源的時間節點，關係到我國傳統語言學的進程和經典註釋學的源頭。就現今六七十種訓訌學專論和概論性著作考察，大多籠統地將其落實在先秦、春秋、春秋戰國，甚至兩漢時段。劉師培《周代訓訌學釋例》舉《孟子》和三傳為例，謂訓訞學之興，興於東周。今人從正文訓訌入手探索，亦謂興起於經典傳播的春秋時期。但若結合文字起源、經典教育和學校建製作綜合考察，訓訌起源應在東周以前。
殷周訓訌的萌芽與興起
甲骨文是迄今為止最早的有系統的文字。已識甲骨文已具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結構，還有變形聲化之字，有本義，有引申義，更有記音的通假義。這些變形聲化字、引申義、通假義，如果沒有專人教授，巫祝貞人、貴族弟子不可能不學而能。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夏代學校無征。商代的學校，已見載於文獻。《禮記》載殷人在西郊設右學，稱為大學；在王宮之東設左學，稱為小學。這種七十子後學相承的傳說，已為卜辭證實。甲骨文有“求學”一詞，有占上學途中是否遇雨之辭，小屯南地更發現刻有“大學”的甲骨。《尚書》說殷人有典有冊，於省吾考得甲骨文有“工（貢）典”“豆（登）典”，可證殷時確已有冊誥文獻。現雖不能確知當時大學作用和教學內容，但作為有成熟文字的殷商，既然擁有諸多的典冊文獻，就一定需要有人來繼承。要繼承這些占卜巫史文化，必須學習，可以推想，無論是巫史世襲傳授還是學校教育，都應有文字講解與詮釋一環。
周代損益夏殷，文明日盛，文化教育已具規模，王族、卿大夫子弟都要入學學習。兩《戴記》記載學校和學習內容極多，相比殷商學校，西周學制已很健全。《禮記·王制》所記虞夏商周的學校方位，尚未得考古發掘證實，但其記述為順先王《詩》《書》、禮、樂以培養貴族子弟，說“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應是西周學制的實錄。《文王世子》和《周禮》載有教學分工、時間與方法，《大司樂》有教授“興、道、諷、誦、言、語”六語之課程。雖未提及字詞訓訌的講解，但《詩》《書》中語詞有非經解釋無法使學生明瞭者。如《爾雅·釋天》：“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堯典》“朕在位七十載”，又說“五載一巡狩”“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都用“載”。卜辭有歲、祀、年，但“雋王二祀”作“祀”，董作賓說帝乙、帝辛時紀王年用“祀”。西周銅器紀年多用“年”，偶亦稱“祀”（如吳方彝、趩觯“雋王二祀”）。《尚書》中“年”“祀”用法與商書、周書大致對應，此為歷史用詞不同。
《方言》第一：“娥、（見圖1），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見圖1），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豐。”娥、（見圖1）、姝、豐，是各地形容女子美與好的詞。如果教授《邶風·靜女》“靜女其姝”和《鄭風·豐》“子之豐兮”之詩，來自各國的卿大夫子弟是否都能理解？不理解，就必須解釋，必須訓訌。後世《毛傳》說：“姝，美色也。”“豐，豐滿也。”美色、豐滿也都是好。毛傳所解是否即西周國學大史所釋，姑置勿論，但一定需要用同義、近義的詞來解釋。此為方言用詞不同。
《詩經》所涉方言地域頗廣，《尚書》則有虞夏商周之不同用詞，其中需要訓解的詞語何止百千！略舉歷時和共時的二例，可證西周國學中教授《詩》《書》之前，師氏、Yasu 先生必須先教授六書，讀書先識字，此千古不易之律。與識字相應，周宣王（前827-前782）時太史籞作《史籞篇》以“教學童書”。《史籞篇》文字有別體，且與西周銅器文字也往往互為異體，有別體就必須為學生釋義解惑，釋義解惑須有一定方法，這就是訓訞法則。保氏識字和釋義的講授，必須在大司樂教“六語”之前，否則興道諷誦言語的教育就無法順利進行。六語的教授是為了更好地外交。春秋時大夫出使，在外交場合要引詩賦詩以對，如果不先入國學學習，就不可能應對自如。今知《左傳》引詩賦詩在隱公初年（前722年和前720年），則知隱公之前惠、孝、懿、武諸公之時亦當有引詩賦詩之例，聯繫《史籞篇》的流行，知西周小學教育的課程一定有識字訓義一環。
《爾雅》字義與《史籞篇》字形的互補
學術界之所以不敢確定西周就有訓訌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沒有訓訞的記錄或相關遺跡的留存。這應從正反兩方面認識：西周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六書的分析和訓訌的方法密不可分，它可以是口頭解釋，也可以用最簡單的文本。現今雖無直接的西周簡牘出土，但文獻記錄中仍有蛛絲馬跡可尋。卿大夫賦詩引詩之前要學詩，不識字無法學詩，不學詩無以言，更遑論引詩賦詩。精於字學的揚雄說：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說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這是西周與春秋時事。你可以對教與不教及《爾雅》成書年代予以質疑，但《晉書·束皙傳》說與《竹書紀年》同時出土的有類似於《爾雅》的三篇簡牘，因內容是解釋名物，束皙等人將它命名為《名》。比《名》時代稍早的屍佼，在《屍子》中保存了不少與《爾雅》相同相近的訓訌，最有名的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這是戰國早中期事。《爾雅》與《毛傳》重合的訓訌很多，《左傳》《國語》中解釋《詩經》的訓訞與《毛傳》亦多一致，可知《爾雅》與春秋末年孔門六藝經典的訓訌有密切關係，緣此則孔子、哀公時有《爾雅》恐非影響之談。《爾雅》是類聚同義詞作解，《史籞篇》是編聯文句供誦，童蒙誦讀之後，需要有訓解之書輔佐理解，徒誦其文，仍無法治事，而《爾雅》適可助其解讀參考，故兩書的產生有一定的內在邏輯聯繫。孔子以周公為儀型，以傳承周文化為己任，《爾雅》雖不可能是周公所作，但它是學習、傳承周公開創的周文化的重要教輔材料。先秦諸子所傳文本，多以最早的開創者命名，七十子後學將《爾雅》歸之周公或孔子，也是這種傳統心理。
《爾雅》名義是近雅，近雅就是近正。“雅”亦作“疋”和“夏”，周人居夏之故地，稱自己的語言為雅言，是純正的語言，故西周的詩歌稱“大雅”“小雅”。西周國學中，大司樂教樂舞，保氏教六書，必以雅正之語釋各國方言詩文，所以訓訞之近於雅正者都可以納入《爾雅》。但當時《爾雅》或許只是一個雛形，絕無如此篇幅，日積月累，遂成今本。《爾雅》不可能是一人所作，追究它的確切作者和時代定點都沒有意義。它就像發源於唐古喇山脈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流經十一個省市、吸納無數支流而成的長江一樣，《爾雅》的主流作者是西周國學的太史、小史、保氏、大司樂和傳承儒家六藝的孔門后學，最初彙聚的是與經典六藝相關的訓訌，在流傳的數百年中，吸納諸子百家著作中的部分訓訌，以及諸子爭辯的名學內容，逐漸形成定本。經與《小爾雅》比較，推知《爾雅》成書的下限，接近於《小爾雅》撰作的上限。與《屍子》和《名》之類的篇章參證，類似的支流始終存在，是《爾雅》影響它們，還是它們匯入《爾雅》，是互有影響，還是各自流傳，都可以深入研究。
就大量戰國以還出土的簡牘觀之，其寬不足一釐米，推想西周、春秋之簡牘，形制也應近似。在沒有朱墨和大小字區分的年代，若在《詩》《書》後連抄傳注訓訌，雖然方便於教學和學習，但幾經轉抄，便無法分清何為經典本文、何為傳注訓訌，《大戴禮記·夏小正》經注混雜就是一個典型。《詩》《書》如此，其他經典和所有諸子文本無不如此，所以訓訞必須另寫分行。教學的需要和書寫載體形態的限制，促使依傍《詩》《書》、匯集訓訞的《爾雅》誕生並獨立單行。
正文訓訞與訓訞學的興盛
書寫載體形態限制了經傳或經注互相分離達上千年之久，也為《爾雅》《名》之類訓訌專著留下了生存發展的空間。但儘管有訓訌專著，經傳的分離，仍為閱讀和學習造成諸多不便。在這一千年中，先賢們作過種種嘗試：有分篇相解，如《管子》的《形勢》與《形勢解》，《墨子》的《經上》和《經說上》；有後文解前文，如《管子·心術》、馬王堆帛書《五行》；有取一句而作解成文，如《韓非子·解老》《喻老》，《韓詩外傳》等；有以朱墨分寫經傳以資識別，如賈逵《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別》、董遇“朱墨別異”等等，直至漢末魏晉，始用分簡抄寫和“傳”“注”標記或大小字等分別經傳，合成一本，成為一種新的體式。在這經典傳播的艱難跋涉途中，很多訓訞被無情地遺落在歷史的長河中，部分被《爾雅》《屍子》《名》以及魏晉時的《廣雅》《小爾雅》等訓訞書保存，還有一部分被夾雜、混入經典正文，成為所謂的“正文訓訌”。
正文訓訌，顧名思義，是存在於經典正文中的訓訌。這個概念最早由阮元提出，他在《經籍籑訌·傳說》第一條就說：“經傳本文即有訓訌。”這是指後世認為的經典正文中有訓訞形式的資料。陸宗達概括為“正文訓訌”，分為“以訓訞形式出現的正文”和“以正文形式出現的訓訌”兩類。後人多注重於前者，稱為正文訓訌，從而將這些經典成書或傳播的時代指為訓訟學的萌芽期或濫觴期。其實，這需要區分經典性質和上文所分析的書寫載體制約而重新界定。首先，以正文形式出現的訓訌，不能都劃歸為訓訌，因為任何人作文紀事，都可能為使表述明白曉暢而作補充說明。其次，在含有正文訓訌的經典中，必須嚴格分析經典的性質，作明確的區分。如《周易》，其正文訓訞皆出現在《十翼》，不見於六十四經卦，《十翼》是傳，傳本來就是解釋《易經》之作，它含訓訞形式是理所當然的。西漢以前與《易經》分行，漢末始合併，不能視作正文訓訌。《春秋》無正文訓訌，《公羊》《榖梁》和《左傳》卻有很多，因為三傳釋《春秋》，性質決定其多訓訌。與之相反，《詩經》無正文訓訌，《尚書》也極少，《洪範》篇中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類，應視作明白暢達的補敘正文，不能劃歸為正文訓訌。類似的是《逸周書》，《逸周書·謚法篇》是專門解釋謚號的專著，本來單篇獨行，劉向校勘時編入《逸周書》，本非正文訓訌；其他如《常訓》篇中的八政、九德，與《洪範》五行相同，也不能劃歸為訓訌。《儀禮》中的“傳曰”系後世合成，此外幾乎沒有訓訌。總之，後世認為的經典，在先秦有經、傳之分，嚴格區分后，純粹的“經”如《易》《詩》《書》《儀禮》《春秋》等五經無正文訓訌，正文訓訟只存在於“傳”“記”和諸子著作中，而傳記本來就是含有訓訌性質的篇章。
傳與記性質相同，作為儒門傳記的《禮記》和《大戴禮記》中有很多正文訓訌，這是傳記的性質決定的。兩《戴記》所編集的原是夫子與弟子、弟子與再傳弟子相互問答解疑的記錄。老師答疑時，既有對經義的闡釋，也會附帶對名物、詞義和句意的詮解。學生退而記之，本可單記經義，因當時可供查閱的詞典類工具書很少，老師所解詞義、名物亦彌足珍貴，故連名物訓訌並記之，其前後夾雜，完整呈現出師弟子傳授的情景。先秦其他諸子著作，亦多宗派后學將先師學說和師弟子講學問答匯為一編，形式原委與兩《戴記》同。所以，含有正文訓訌的經典，其來源不同，性質不同，當分別觀之。這些正文形式的訓訕確實也是訓訽，但並非就是訓訌學的源頭。
春秋戰國之際，正文訓訞盛行，訓訟術語完善，所以被認為是訓訌學興盛的標誌。歷史地看，西周王官之學單線傳授，訓釋相對要少，更主要是留存文獻不多。進入春秋戰國，王官失守，諸侯割據，九流十家，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諸子興起，道術遂為天下而裂：百家互相攻詰，非難辯駁，亂名改作，以非為是。時當籞文省改，文字異形，雅言失勢，言語異聲，所謂“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如鄧析、公孫龍子、宋鈍、尹文、屍佼等著作中翻新概念，各創新名。名實之亂，牽涉字形，字形之混，淆亂音義，如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之類，人各為說，背離造字本義。於是正名之聲日益高漲，力求“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務使“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訓訞之學，由此得到極大的發展。同樣，字形與字義乖離，名物與聲音互舛，訓訞之繁雜，亦達到空前的混亂。秦火之後，掇拾殘餘，西漢俗師、經師承戰國諸子之餘緒，信“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斷法律文書；將已形變之篆隸，解齊魯傳出的儒家經典，因不合古文，繆於《史籞》，無怪乎與孔門諦義乖違。許慎以為，孔子書六經，左氏述《左傳》，皆以古文，漢時既出魯壁，必與夫子所書文本近似，所謂“古文科鬥，近於為實”。所以他拋開《史籞》《三蒼》編韻連句形式，轉從六書結構分析文字，解從宀、於聲之“宇”為“屋邊”，訓從宀、由聲之“宙”為“舟輿所極覆”，與屍佼所解不同，以此冀望審核刑名，抉發字形本義，目的是要探尋孔門古文經原意，最終是要將戰國以來紛亂的字形字義拉回到造字本義的正道。所以《說文》首先是一本求解古文經的專書，與其《五經異義》相配套，其次才是第一部漢字解形字典。
結語
殷商雖有學校，文字也已成熟，文字的識讀、應用和傳承需要有人教授，雖然具體課程和教育方式至今尚不清楚，但朦朧的字詞訓訌已經萌發。西周學校建制漸趨完善，由於書寫載體的限制，經典文本無法兼載訓訌，但已有最原始的《爾雅》作為參考資料，輔導教育和學習。卿大夫子弟因為要誦讀《詩》《書》，學習六語，為將來任職、出使做知識儲備，對有古今語、有方言詞的《詩》《書》以及用雅言書寫的官方文獻、法律文書必須有確切的理解，所以西周訓訌教育和學習已經初具規模。春秋戰國，因諸子百家各本方言方音閱讀、傳抄、解釋經典文獻，創設新詞，加之籀篆與古文形體演變劇烈，更需要對譯解釋，字義因之紛亂，訓訞由此興盛。《爾雅》漸成規模，相關著作增多，訓訟術語基本齊備，訓訌成為一門學科的條件已經具備。西漢經師各本師說，師說大多為戰國諸子、秦代博士之說，在一定程度上仍南轅北轍，互相抵牾。逮魯壁古文經本出，古文經師依據古文形體，求解不同於今文師說的經義。許慎撰《說文》，擺脫戰國以來紛繁不經的怪異之說，緊扣六書分析字形，探求本義，希冀獲得孔子六藝原意。緣此可知：我國的訓訌萌發於殷商晚期，起源於西周的《詩》《書》教學，興盛於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定型於漢代經師的解經傳經。
（作者：虞萬里，系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講席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