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曾在一篇小文中呼籲：“在文學史篇幅越來越龐大的當前，我們更希望能夠讀到部頭不太大，而有思想、有個性、閃現智慧和風格的《中國文學史》。思想性、個人化，應該是新世紀學者撰著《中國文學史》的一個方向。”（《1600部〈中國文學史〉不能完全抹煞》）近日捧讀陳引馳教授新著《文脈的演進：中國古代文學史講錄》（下稱《文脈的演進》），眼前一亮，這正是部頭不大而有思想、有個性、閃現智慧和風格的一部文學史著。

　　文學史的書寫，可以採取一種中正無偏頗的態度，盡可能客觀地呈現文學史知識的本來面目；也可以採取一種高屋建瓴式的闡述模式，對文學史進行學理的建構和理論的洞察。若依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前者重在史學，後者重在史識。這部《文脈的演進》，顯然是以史識見長。陳引馳借鑒了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的概念，在中國文學史縱向演變的歷史進程中，提出中國文學的三個“軸心時代”，即先秦時代、中唐至唐宋之交、近現代。

　　先秦的核心經典與意識是“詩騷”，一直到中唐，文學界最為推崇的依然是繼承了《詩經》《楚辭》精神的作品，在品評人物的時候，也會追溯到詩騷的淵源上去。例如鍾嶸《詩品》追溯五言詩的源頭是《國風》《小雅》和《楚辭》，李白感歎“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杜甫《戲為六絕句》依然主張“近風騷”“親風雅”。

　　宋之後，詩騷傳統雖然還在講，並未熄滅，但詩人文士真正關心的已經不再是對詩騷的繼承，而是宋與唐的關係，宋如何與唐不同？宋與唐孰優孰劣？尊唐抑宋還是唐宋並舉？文學史上綿延千年的唐宋之爭從未消歇過，即使在這爭論之中，也有援引詩騷來為自己尊唐祧宋立說張本的，但從根本上講，文壇爭辯的核心問題是唐宋，而非詩騷。陳引馳對這些問題的把握精準而富有新意。

　　到了近代，在外來文明的強勢參與之下，文學史的演進變得格外複雜，從詩騷到唐宋的文學只是中華文明內部的演進，但近現代的新文學家，“實際上跟《詩經》《楚辭》，跟唐詩宋詞距離很遠很遠，他們認的傳統是什麼？他們認的傳統根本不是中國的了，可能認易卜生，認托爾斯泰，認這些外國的作家了。”在梳理了近代文學觀念的變化、身份的變動、語言的刷新等一系列變折之後，雖然本書認為這些“在既往的文學史上，都曾發生過”，但還是承認“這些變折的情狀，不是既往的兩個軸心時代的文學所能涵括和蔭蔽的”，我想，這是在委婉指稱，新文學與舊文學的斷裂大於聯繫吧。

　　在三個時代的劃分之外，本書還有另一條線索，即陳引馳所指出的“核心文類”這一概念的轉移。所謂“核心文類”，指的是在各時代佔據主導地位的文體。全書各講之中，表現出很明顯的對於文類的關注。陳引馳將韻文、散文概括為先秦時期的核心文類。講到秦漢，他在書中第四講中介紹了秦漢政論史傳，認為它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延續春秋戰國時期的政論、史傳、子書等，之後兩講他分述辭賦與詩歌，用這樣三個核心文類概括秦漢的文學，最能體現其時文學脈絡的演變。在論漢賦的專章末尾講“詩賦之消長”，集中討論了詩賦地位交替的問題——以南北朝為關鍵節點，此前賦的地位明顯高於詩，此後詩的地位逐漸抬升，與賦並駕齊驅，並且最終超過賦。其後的各講，六朝詩歌、唐宋詩之爭與唐宋文的承傳，已將詩歌作為其後文學史的核心文類來看待，詩歌在文學史上有著高度統治力。也許讀者會質疑，該書為何在晚近時期不提小說、戲曲、俗文學的崛起？其實，回到歷史語境中，在當時人的觀念里，即便小說戲曲在底層民眾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也無法與詩文這種正宗文類並駕齊驅。該書是以一種鳥瞰的視角來講述文脈的演進，故而力求抓主要，抓根本，宜粗不宜細。

　　有了這一重文類視野后，再回頭看陳引馳所標定的中國文學三個軸心時代，其內涵也就更加豐富了。

　　《詩經》是一部具有多重身份的經典，在經學家看來是王政軌轍，記載了國家政治的興衰，其中許多篇章含有比興美刺，後代經學家也將其視為諫書，微言大義；而在文學的視野中，它首先是詩歌，是中國詩歌的源頭之一，在審美與體式上都有著起源的意義。《楚辭》在後代或可稱賦，或可稱詩，也常常被視為賦的源頭之一。詩騷合稱，可以是一種精神，一種審美標準，但從文體上看，則是漢魏六朝詩與賦兩大核心文類的源頭。陳引馳認為，先秦諸子對於後代的影響更多在於思想上而非體式上，也是出於一種文體的考量。如果細較起來，未必思想性的內容就不能成為先秦時代的“軸心”，這樣以文明發展為核心，也許更符合雅斯貝爾斯的原意吧。舍諸子而尊詩騷為第一個軸心時代的核心，正是出於文體方面的考量。

　　到了第二個軸心時代，即中唐到唐宋，其背後固然有唐宋變革論這一重理論背景，而陳引馳則花費大量篇幅闡說唐宋詩之爭，以及這種爭論如何影響第二個與第三個軸心時代之間文脈的演進。

　　到了近現代，傳統核心文類受到了顛覆性的挑戰，其變化之巨、變化之多、變化之快已足以表明古代文學正逐步讓位於新文學，這也是以一種核心文類的視角來理解文學的轉型。

　　如此，我們對於這一部《文脈的演進》便能夠有一個比較整體的把握。這部文學史講演錄相對於現有的文學史而言，是非常獨特的，或者用陳引馳自己的話說，是一種主體性的展現：“回到文學史，要追溯文學作品與文學事件之間的關係，建立起因果，主體性是非常重要的。”這部文學史著作並不重在對文學歷史知識的系統呈現，而是一種文學史觀的建構。他用一種帶有自身鮮明風格的敘述，重構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為學界貢獻了一部富有思想啟迪的文學史著作，相信讀者會開卷有益，激發出更多的思考和探索。（來源：《光明日報》，作者：周興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