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峪遺址位於日照經濟技術開發區北京路街道東海峪村，發現於1960年，東北距兩城鎮遺址24公里，西南距堯王城遺址16公里。遺址公佈面積約8萬平方米，文化層厚1～2米，文化內涵十分豐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中美聯合考古隊在對遺址調查後提出，遺址公佈的8萬平方米系指中心區域，實際面積應在20萬平方米以上。1977年，該遺址被省政府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遺址被評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10月，遺址入選由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山東省文物局）主辦、山東省考古學會承辦的“山東百年百項重要考古發現”。

　　早在1928年，吳金鼎先生在城子崖遺址發現龍山文化，這是由我國考古學家首次發現並命名的史前文化。龍山文化雖然發現較早，但是對這一文化面貌和文化特徵的認識卻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龍山文化的來源和龍山文化之前山東原始文化的面貌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一直是個謎。

　　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開始不斷探索山東龍山文化的源流和年代問題，取得了一些成果。由於受當時認識水準的局限，全國各地凡具有黑陶特徵的文化都被稱為龍山文化。1959年，在山東泰安大汶口鎮發現了一種嶄新的文化類型——“大汶口文化”。經考古學家比對，認為大汶口文化要明顯早於龍山文化，但還不清楚兩者是不是有直接的傳承關係。直到1975年日照東海峪遺址“三疊層”的發現，終於將困擾在考古界的這一學術難題迎刃而解。

　　所謂“三疊層”，是指東海峪遺址發現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期和龍山文化早期依次疊壓的地層關係。東海峪遺址“三疊層”的發現，首次證明瞭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的直接傳承關係，且兩者屬同一文化譜系；從發掘出土的陶器形態演變，以及墓葬和房屋關係上都可得到充分證明。“這就不僅第一次找到了這兩種物質文化的過渡地層，使我們對這兩種文化的斷代，以及前者如何具體地過渡到後者等問題的認識更加清楚，而且也為山東龍山文化的初步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地層根據”。這一發現，使山東史前文化研究更加系統化，產生了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的積極影響。縱的方面，它使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銜接起來，形成了中國東部連綿不絕的文化鏈；橫的方面，它為相鄰地區同期考古學文化提供了可資比較的資料，具有重要價值。

　　除了“三疊層”，東海峪遺址還發現了12座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房址，皆為方形台基式建築，並且在建房過程中都使用了夯築技術。房屋主要由台基、土牆、室內地基、灶台、牆外護坡及出入口等構成。這種方式具有抬高地表以起防水、防潮等作用。這不僅是龍山文化地上房址的首次面世，也是史前時期夯築台基式房屋的首次發現，這一建築技術後來被作為龍山時代建築技術的巨大進步而受到特別關注。可以說，東海峪遺址的台基式建築引領了當時中國最為先進的建築技術，在整個古代建築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此外，東海峪遺址還發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其中尤以蛋殼黑陶鏤孔高柄杯堪稱一絕。蛋殼陶是龍山文化所特有的一種陶系，因胎壁薄如蛋殼，故名；有“黑如漆，明如鏡，薄如殼，硬如瓷”的美譽，代表了龍山時代制陶工藝的最高水準，其後的歷朝歷代再也沒有哪個時期可以與之相媲美，即便是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制陶的能工巧匠也難以仿就。這同時表明，蛋殼高柄杯已經超出飲酒器的範疇，而是作為禮器，象徵著死者生前擁有的財富和地位，說明當時社會貧富分化差距已經非常明顯。

　　2006年，日照市博物館工作人員在遺址東南部一處剖面，發現了大量牡蠣殼、海螺殼以及其他種類的貝殼堆積。當時許多學者認為，山東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多分佈於膠東半島，魯東南並不存在。東海峪貝丘遺跡的發現，說明海洋捕撈應是當時漁獵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填補了魯東南這一時期貝丘遺跡考古的空白。

　　讓我們暢想一下4000多年前的日照，先民們在“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的這片美麗富饒的土地上，用勤勞的身軀和汗水，創造著燦爛無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以智慧和對美的追求，豐富著史前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由他們所創造的先進文化，無不閃爍著遠古文明的光采，標識著歷史發展的軌跡；他們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和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以上稿件選自《日照歷史文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