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惠州西湖的蘇東坡紀念館前的雕像，讓人感受到詩人的豪邁豁達。（IC photo 供圖）

　　杭州方志館里的雕像，舉杯的蘇轼正醞釀詩意。 （圖蟲 供圖）

　　○馬慶民

　　元豐三年（1080年）春，被貶到黃州的蘇轼人生地不熟，窮得叮噹響，吃飯都困難——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叫“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

　　即使如此境況，據說蘇軾卻仍天天拄杖出門，竹杖上系一串銅錢，晃晃悠悠走向江邊酒肆，沽酒五合，倚石獨酌。有人笑問：先生何不一次多買些？蘇轼笑答：錢就這麼多，酒量就這麼大，何必逞強？

　　宋代的“五合”，也就是半升，大致相當於現在的三百毫升。倘若按今日酒精度算，蘇轼這五合酒，不過是大半瓶啤酒，或者是幾兩黃酒而已。倘若是大一點的杯子，也就只能倒一杯。如此低度數的一杯酒，你肯定想不到，蘇轼卻能喝上一整天——抿一口，看江水滔滔；再抿一口，嘆人生渺渺；再再抿一口——貌似有點暈了……

　　你肯定會產生疑問——難道那個“把酒問青天”的大文豪，酒量其實不咋地？事實上還真是的。蘇轼在《書東皋子傳後》中就明確透露過自己的酒量：“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若按此描述，蘇轼的酒量確實很普通。但他隨即又強調自己“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顯然他更享受飲酒的閒適心境，而非拼量。

　　作為一代文豪，參加宴會自然免不了有人勸酒，既然酒量這麼差，豈不是經常喝高？然而並不是，蘇轼自有對策。傳說蘇轼任杭州知州時，某次赴宴，當地官員刻意灌酒，他佯裝大醉，以酒漱口后吐入泥土中，笑稱：“我飲半升，漱泥半升，共得一鬥矣！”巧妙化解勸酒壓力，既保全禮節，又暗諷官場虛浮之風。

　　相對於宴會，蘇轼似乎更喜歡三五知己小坐，或者獨飲。秉持喝好不喝倒的微醺哲學，這三百毫升的酒，是酒入愁腸，化作《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蒼茫，也化作《寒食帖》的蒼涼。蘇轼偶爾也會大醉。如元豐五年（1082年），有一天他醉而復醒，醒了又飲，回到臨皋亭已是深夜，家童酣睡不醒，他倚杖聽江聲，寫下《臨江仙·夜歸臨皋》：“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此詞既寫醉態，又抒超然物外之思，成為千古名篇。

　　蘇轼酒量不大，旁人醉酒失態，他醉酒卻得詩。元豐元年（1078年），詩會過後的蘇轼結伴游黃茅岡登雲龍山，半醉的他踉蹌登山，幾次險些跌倒，索性癱臥巨石，望白雲蒼狗，吟出：“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群羊。岡頭醉倒石作床，仰看白雲天茫茫。”熙寧五年，他在杭州望湖樓，醉意大發後揮毫潑墨：“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蘇轼自稱“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他雖不能喝酒，卻很愛酒，還總嫌市酒寡淡。被貶惠州時，他聽聞嶺南無酒禁，百姓皆自釀果酒，大喜過望。他學當地人用藥材等釀“羅浮春”酒，寫詩自誇：“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這位“釀酒大師”，還和西蜀道士楊世昌學做蜜酒，並寫下一首《蜜酒歌》：“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但他釀酒也有很多次失敗的經歷，留下了“黑暗料理”的趣談，也難怪連林語堂評價他是“造酒試驗家”。

　　對蘇軾來說，酒是他的詩意，是他的樂趣，更是他的初心。紹聖元年（1094年），59歲的蘇東坡再貶惠州。某夜宴飲，故友王定國遣歌妓柔奴相伴，他醉問柔奴：“廣南風土， 應是不好？”柔奴淺笑：“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轼聞言大慟，揮筆寫下《定風波》，將這句醉話煉成中國文人精神史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蘇轼一生酒詩多篇，卻從未將才情歸功於酒。他說：“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看似醉筆淋漓，實則清醒自知。晚年他更立《節飲食說》，規定每頓飯不過一杯。西元1101年，常州小舟上，彌留的蘇東坡喃喃道：“著力即差。”這位持杯問天的大文人，最終參透了酒的禪機。

　　李白舉杯邀明月，飲酒如吞海，而蘇轼倚杖聽江聲，飲一盞便醉。今日世人多羨李白鬥酒詩百篇的豪邁，卻少有人見蘇東坡“一杯酒喝一天”的深邃——真正的創作從不依賴酒精，而是源於對生活的熾熱凝視。

　　蘇轼的酒量一般，但這並不妨礙他將酒升華為一種生活美學——通過小酌，激發詩情、結交知己、體悟人生。他的魅力更不在酒量，而在於借酒展現的豁達境界——正如他在《和陶飲酒詩》中所言：“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對於蘇軾，酒不是才情的催化劑，而是舟——在人生的驚濤駭浪中破浪而行的舟。“一杯酒喝一天”，恰恰反映了其精神世界的豐富性：酒不在多，有境則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