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兵

　　《三國演義》是不朽的經典，時至今日，其影響力仍經久不衰。它的政治謀略、處世智慧及其鬥爭哲學，留給了人們太多的思考和啟迪。為深入領會其核心要義，《百家講壇》主講人、著名學者韓田鹿的《三國演義啟示錄》從歷史文化等諸多方面，對這部名著進行了多維的闡發。

　　成書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是歷史和文學的有機融合。它將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的壯闊歷史，以章回小說的演繹方式，予以了藝術化的呈現，深刻反映了魏、蜀、吳三足鼎立到晉朝一統天下的遷演歷程。歷史是深刻的教科書，不同的人群會從中看到不同的橋段。作為一本人文社科類讀本，《三國演義啟示錄》沒有拘泥於對原典的簡單複述，而是廣泛聯繫現實生活，對這部名著所帶給人們的啟發及其對後世的影響，進行了全新的解構。

　　作者善於從歷史的風雲際會中生髮開去，開掘出隱含其里的深意。書中開篇即以“天下大勢”的巨集觀視野切入，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劉備集團“興復漢室”的政治口號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符號的建構，其核心在於通過確立共同信仰凝聚團隊力量。再比如，就人們津津樂道的桃園三結義，韓田鹿更是別出心裁地指出，桃園三結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結拜，而是超越了生死與富貴的金蘭之交。它昭示著人們，真正的友誼能助益我們走向成功，彼此溫暖，彼此成全，使人性和人心變得豐盈而飽滿。從這個意義上說，羅貫中不僅是出色的小說家，還是深諳人情世情的“哲學家”。他用濃墨的大筆不但書寫戰爭的殘酷、政治鬥爭的詭秘及謀略的高明運用，還懂得用儒家文化中有關“忠”“信”等學說，去凝聚人心，求得天下大同。以桃園三結義為代表的忠義群像，就生動詮釋了傳統文化對國人道德義律的影響。忠、信這些基本的行為準則，歷來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三國演義》用義薄雲天的情感敘事和驚心動魄的戰場角逐，展現了人性中熠熠生輝的一面。

　　作為一部講述戰爭風雲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還通過環環相扣的故事演繹，較好地闡明瞭戰略與戰術的辯證關係。華容道釋曹，雖然體現了關羽的義字當頭，但他的意氣用事也同時為興復漢室增添了更多的未知元素。韓田鹿就此評析認為，無論從戰略和戰術的角度而言，關羽彼時的率性之舉，終為他此後的敗走麥城埋下了伏筆。而對現代企業的啟示則在於：各級管理者必須有全域思維，牢固樹立“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的戰略思想。書中，對魯肅“大智若愚”的重新詮釋，則顛覆了公眾的傳統認知。韓田鹿通過追蹤其從聯劉抗曹到單刀赴會的果敢行動，創見性地提出了“保持戰略定力比追求精確計算更重要”的觀點。這種思想對應對當代社會的“不確定性焦慮”具有顯著指導價值。著作尾聲部分創造性地將三國鼎立格局與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對接，通過地緣政治學視角重審諸葛亮的《隆中對》，這種跨越時空的戰略智慧對話，展現了經典文本的永恆生命力。

　　《三國演義》中的權謀博弈與道德抉擇，始終是歷史敘事中最具張力的部分。韓田鹿在《三國演義啟示錄》中提出，小說中的謀略既是“生存智慧的結晶”，也是“人性幽暗的投影”‌。曹操“割發代首”的典故便極具代表性：他借自懲之舉樹立軍紀權威，既維護了規則的公平正義，又以象徵性懲罰消除了信譽危機‌。這種敲山震虎似的自虐，將曹操亂世梟雄的秉性描摹得入木三分。至於諸葛亮的“空城計”，則在舉重若輕中，巧妙地闡釋了謀略的最高境界。面對司馬懿大軍壓境，諸葛亮以虛張聲勢化解危機，看似智絕千古，實則暴露了蜀漢人才斷層的致命弱點‌。韓田鹿指出，這一情節暗示“奇謀終難補國力之匱”——正如現代企業過度依賴“奇招”而忽視系統建設，終將陷入疲於奔命的困境‌。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周瑜的“反間計”：通過偽造書信誘使曹操誅殺水軍將領，其手段之精妙不亞於諸葛亮，但最終因格局狹隘反被器量所誤‌。這種“智術”與“器量”的角逐，為當代職場競爭提供了鮮活的鏡鑒。

　　通觀全書，《三國演義啟示錄》是對原典的智慧解讀，它拉近了歷史與現實的距離，不僅重新啟動了文本的當代意義，更讓廣大讀者進一步領略到傳世經典的博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