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秦帝國》系列（包括《大秦賦》）因過度美化秦國歷史而引發爭議，導致許多觀眾感到不適。以下通過具體案例和史料對比，論證其虛構與歷史真實之間的偏差：

一、對嬴政及秦統治者的“去人性化”美化

1.韓非之死的戲劇化改寫

劇中將嬴政和李斯塑造成“惜才”的悲劇人物：嬴政不忍殺韓非，李斯含淚毒殺同窗以“保護”韓非。但歷史記載中，韓非之死的核心推動者是嬴政，李斯僅是其執行者。

韓非因《韓非子》中“帝王術”思想威脅嬴政的統治權威，且主張弱秦助韓，最終被嬴政默許殺害。劇中弱化嬴政的權謀與猜忌，掩蓋了其“卑劣”一面。

2.秦統治者的“仁德”形象虛構

劇中嬴政多次展現“仁慈”特質，例如赦免趙姬、寬待扶蘇等。然而，史實中嬴政以嚴酷著稱，焚書坑儒、嚴刑峻法均體現其集權性格。劇中通過虛構人物互動（如與呂不韋的父子情）弱化其暴虐色彩。

二、對商鞅變法的理想化呈現

1.商鞅形象的“聖人化”

劇中商鞅被塑造為無私的改革者，但歷史中的商鞅實為極端法家實踐者，主張“弱民強國”，推行原子化家庭政策（強制分家、重賦稅），並通過嚴刑峻法控制民眾。

《商君書》明確提出“以奸馭良”“重罰輕賞”，其政策本質是強化君主專制，而非現代意義的法治公正。

2.變法阻力的簡化敘事

劇中將舊貴族描繪為改革唯一阻力，但據《史記》記載，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於其自身矛盾：既享受封地特權（擁有私人軍隊），又以新法壓迫其他貴族，最終因“雙重標準”引發眾怒。劇中卻將矛盾歸咎於“守舊勢力”，掩蓋了商鞅的權謀本質。

三、對秦國民眾生活的虛假刻畫

1.六國百姓“嚮往秦國”的虛構

劇中虛構楚國橫征暴斂、百姓投奔秦國的情節，但史實截然相反。如《史記》記載，韓國上黨郡百姓寧投趙國也不願歸秦；齊國魯仲連更稱“寧投東海而死，不為秦民”。

《商君書·徠民篇》亦承認秦國“民苦”，六國百姓避之不及。

2.秦民“聞戰則喜”的誤導性解讀

劇中渲染軍功爵制帶來的階層流動，但秦律規定只有斬殺敵國貴族（“爵”）才能晉陞，普通士兵極難獲得軍功。

此外，秦法連坐嚴苛，平民常因小罪淪為刑徒，被迫以戰功贖罪，所謂“聞戰則喜”實為生存恐懼下的無奈選擇。

四、對秦法“公正性”的片面強調

1.法律的雙重標準

劇中宣揚“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出土秦簡顯示，貴族可通過金錢贖罪，而平民犯罪則全家淪為刑徒。

例如《睡虎地秦簡》記載，富戶交錢可免刑，平民則需世代服苦役，階級固化遠超劇中呈現。

2.軍功爵制的實際局限

秦法規定平民最高僅能升至五級爵位，且需以斬首敵貴族為前提。

白起等名將的崛起更多依賴貴族出身，普通士兵難以突破天花板。劇中卻將爵位晉陞描繪為普遍機會，掩蓋了制度的不公。

五、歷史觀爭議：美化暴秦與貶低儒家

1.文明源頭的虛構敘事

劇中將秦文明標榜為“中華正源”，但歷史上秦國文化相對落後，商鞅、韓非等核心人物均非秦人。

南京大學教授董健批評此設定為“狹隘民族主義”，刻意忽略儒家等學派對中華文明的深遠影響。

2.對儒家的刻意矮化

劇中將孟子等儒家人物塑造為迂腐守舊者，而歷史上孟子宣導民本思想，強調“民貴君輕”。這種貶低儒家的傾向，被學者質疑為“反歷史真實”的意識形態改寫。

六、結語：藝術虛構與歷史真實的失衡

《大秦帝國》系列通過戲劇化改編，將秦國塑造成“法治先驅”與“文明燈塔”，但過度美化掩蓋了秦制的嚴酷本質：其法律服務於集權統治，民眾生活困苦，六國百姓避秦如虎。

這種敘事不僅模糊了歷史真相，還可能誤導觀眾對秦朝暴政的認知。

正如編劇蔣勝男所言，歷史劇需平衡“大事不虛”與“小事不拘”，而《大秦帝國》顯然在關鍵史觀上偏離了這一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