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思維方法體系的邏輯化構建

——評邢玉瑞《中醫思維方法（方法體系卷）》

□ 陳曉 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近年來，中醫思維問題一直是熱點的話題。中醫的“守正創新”中，守思維之正是應有之義。為凸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人們一般把意象思維、系統思維、直覺思維等歸屬於非邏輯思維的部分，作為中醫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以此凸顯中醫學的特色，並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成果不可謂不豐。

然而，在關於中醫思維一些基本概念和關係問題上，仍然存在諸多認識上的混亂，例如思維與哲學觀念是什麼關係，思維方法與思維方式有何區別，中醫思維究竟如何分類，中醫固有邏輯思維與現代邏輯思維有何異同，邏輯思維與非邏輯思維在中醫思維中的地位和關係究竟怎樣？如此眾多的困擾，反映在中醫思維研究中，存在著基本概念不清、邏輯混亂的問題，更說明其存在全域性、系統性頂層研究缺乏的問題。因此，開展具有全域性、系統性的中醫思維方法體系研究至關重要。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比較完善的中醫思維方法體系，這將對中醫理論和臨床的進一步傳承創新發揮重要的引導作用。

在體系構建之前，需要做一項艱巨的基礎性工作，即對中醫思維的概念、關係、分類、體系框架進行比較徹底的邏輯化工作。陝西中醫藥大學教授邢玉瑞長期從事中醫思維方法的研究工作，其新作《中醫思維方法（方法體系卷）》不僅是對其20餘年研究成果的匯總，更是一次學術層面上質的提升。筆者認為，對中醫思維從概念、命題、模式到系統框架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邏輯化工作，是該書傑出的成果之一。

突出邏輯之於思維研究的重要意義

現代邏輯學是專門研究思維的學問，離開了邏輯學進行思維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中醫思維研究概莫能外，需要邏輯學的知識和方法，要求研究者具備較好的邏輯學素養。

然而，由於傳統的原因，中醫素來缺乏對“思維”本身的研究，直至近代，並沒有形成關於中醫思維的系統理論或學說。在西方，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開始，逐漸形成了一種研究思維形式、思維規律和思維方法的邏輯學，並且對西方科技包括西方醫學的發展有著根源性的影響。中醫在借鑒和汲取西方醫學科技成果時，往往重視自然科學方面的成果，卻忽視了對西方醫學背後的哲學和邏輯學成果的學習與借鑒。總體而言，中醫從業者在知識結構和學術素養方面，現代邏輯學的訓練普遍較為薄弱。缺乏西方邏輯學知識，可能導致中醫問題的現代闡釋出現偏差甚至錯誤，這無疑是中醫思維研究中出現各種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該書的前言部分透露了作者的寫作指導思想，其中論述了4個問題，分別是“明晰相關基本概念”“掌握邏輯思維基本方法”“全方位開展思維方法研究”“多學科開展思維方法研究”。前兩個問題屬於邏輯學的範疇，針對中醫思維研究領域存在的概念內涵和外延不清晰、概念間關係不明確、推理不嚴謹，以及思維泛化、研究結果玄虛化傾向，特別是脫離中醫臨床實際等問題，作者強調中醫思維方法研究應該補上邏輯學基礎知識這一課，以夯實研究基礎。

中醫思維研究，在追尋腦神經科學、資訊學、心理學、認知科學之外，還要注重哲學、邏輯學學科的研究前沿和熱點。在歸納中醫的六大思維方式時，作者特別將邏輯思維列為第三大思維，並用較大篇幅詳細介紹了基本邏輯學及其在中醫學中的應用，體現了作者試圖通過邏輯化的方法來解決中醫思維研究中的難題。

邏輯學認為思維遵循一定的規則和規律；違背這些規則和規律，即便是最出色的思想和觀念也會在混亂的語言中迷失。因此，中醫學者在認識中醫思維時，必須補上邏輯思維這一重要課程。今天，注重邏輯思維的價值在於，它有可能成為中西兩種文化背景下醫學溝通的新橋樑。如果中醫問題的新闡釋能夠以清晰的邏輯來呈現，講述中醫故事，就更容易獲得全球的認可。

突出中醫邏輯思維的特殊性

學界對邏輯學的忽視不僅表現在現代邏輯知識和素養的缺乏上，還體現在對中國傳統的邏輯學知識瞭解甚少。墨家作為曾經與儒家並列的顯學，其創立的中國傳統邏輯深刻影響了當時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並對中醫理論的建構和思維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邏輯思維方面，墨子明確提出了“類”“故”“理”三個核心概念，並強調邏輯推理首先要“知類”“察類”。後期墨家提出了相當於三段論的推理形式。因此，如果我們缺乏對傳統邏輯思維的理解和認識，可能就無法準確把握中醫文獻中文字語言的含義，也無法清晰地掌握中醫理論中的基本概念、基本觀念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

對此，本書作者在認同不同文化和語言中都存在邏輯思維的同時，強調“邏輯作為一個知識體系，總是某個時代、某個民族乃至某些個人的產物，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帶有某個時代、某個民族和某些個人的特點”。該書特別對中醫邏輯思維的特點進行了專題討論，分析了中西方邏輯的異同及其各自的優劣。書中強調了中醫學傳統邏輯思維的特殊性，將其特點概括為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並存，尤其擅長於辯證邏輯，以及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的共用，其中形象思維的色彩尤為濃厚。這樣的概括是比較準確和客觀的。

在具體闡述上，該書以現代邏輯學基本要素為綱，即圍繞概念、命題、推理進行展開，深入分析了中醫概念、命題和推理的特點。書中提煉出了中醫概念的多相性和具象性、中醫命題的類比化，以及中醫推理的模型化等特點，從而凸顯了中醫邏輯思維的獨特性。

構建邏輯化的中醫思維體系框架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提到的“邏輯化”不是指完全採用現代邏輯學及其嚴密的形式，而是指借鑒邏輯學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對研究對象進行“清晰化”“理性化”處理，體現在語言文字上就是盡可能地接近準確、規範和自洽。

人的理性思維與邏輯思維是相一致的。在理性思維的過程中，人們能夠自如地運用邏輯思維。邏輯化的語言表達，正是思維理性化的一種體現。理性方法要求“邏輯化、規範化、系統化、條理化”，其中“邏輯化”是其他“三化”的前提，沒有“邏輯化”，規範化、系統化和條理化也就無從談起。

鑒於中醫思維問題的複雜性以及現代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將中醫思維方法體系邏輯化是一項極為重要但也非常艱巨的任務。該書在中醫思維方法體系邏輯化方面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關係緊密、層次遞進的三個方面。

定義概念，廓清邊界

明確中醫思維中若干重要概念及其內涵與外延是至關重要的。概念是構成理論的基本單元，但由於中醫概念多採用自然語言表述，帶有文化特性，這導致了模糊和歧義的問題。因此，中醫理論研究應重視概念的邏輯統一性。因此，在論述中醫思維時，作者並沒有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慣常套路入手，而是首先廓清思維概念、思維方式和思維方法概念、聯繫與區別。在此基礎上，自然過渡到對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及其特徵的闡述，進而深入討論中醫思維方式和方法的概念，實現了在中醫思維問題上重要概念的邏輯統一。

以“象思維”一節為例，可以看出作者在“邏輯化”方面的努力。象思維被視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並在中醫學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然而，關於象思維的具體含義，各方觀點並不統一。

作者首先從“象”的邏輯概念和分類入手，根據人類思維要素的構成及其結果，將“象”分為客體之象、工具之象和認知之象。其中，客體之象類似於概念思維中的現象，工具之象是思維工具作用於對象的仲介，而認知之象則是思維活動的結果。在此基礎上，作者將象思維的概念界定為“以客觀事物自然整體顯現於外的現象為依據，以物象或意象（帶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合）為工具，運用直覺、比喻、象徵、聯想、推類等方法，以表達物件世界的抽象意義，把握物件世界的普遍聯繫乃至本原之象的思維方式”。這一定義不僅包含了象思維作為思維方式的固有屬性，還體現了其區別於其他思維方式的“以象說象”特徵。

通過與具有類似思維成分的“抽象思維”“類比推理”進行對照區分，作者比較成功地完成了象思維的邏輯化定義。不僅如此，作者還進一步探討了象思維的基本模式，將其概括為取象類推模式、歸納演繹模式、據象辨證模式和以象體道模式。作者試圖找到一種不依賴於思維對象具體內容的普遍性模式，這就是一項重要的邏輯化探索。“如果說概念是形式邏輯思維的細胞，那麼也可以說‘象’或具象性概念為中國傳統文化及中醫學思維的要素。”

梳理關係，分類異同

明確思維概念之後，基於解決思維複雜外延問題而確定思維分類。

一是要梳理思維方式與思維方法之間的關係，明確二者的聯繫與區別。

該書從五個方面清晰闡述了思維方式與思維方法之間的聯繫：其一，思維方法作為構成思維方式的實質性因素，在思維方式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二，思維方式是思維方法遵循一定的思維邏輯或規則聯結成的一個整體。其三，思維方法的豐富內容為思維方式的多樣化奠定了基礎。其四，思維方法是形成現實思維方式的運行機制。其五，思維方法規範、制約著具體的思維運動，體現和規定了思維方式運行的路線，並且往往是思維方式整體轉換的前提。

至於二者的區別，思維方式具有相對穩定的特點，它在人們認識事物的過程中表現出自發性和習慣性。而思維方法則是為實現特定目的而自覺運用的技巧或方法，因此，思維方法的改進或變化可以通過培訓獲得，而思維方式的改變則需要實踐方式發生深刻的變化。

二是梳理思維與哲學基礎的關係。

人的思維與哲學觀念關係密切，不同的哲學觀念會孕育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方法及其特點。正是由於這種密切關係，人們在認識上容易犯混淆的錯誤，如將“天人合一”與象數思維混為一談，將“形神合一”的觀念誤認為是一種思維模式，或者將陰陽五行學說與辯證思維混同。實際上，前者往往是後者的哲學基礎，而後者則是前者在思維層面的具體表現。

在“中醫思維方法哲學基礎”一節中，作者詳細辨析了哲學基礎與思維方式方法之間的關係。例如，從“天人合一”的觀念導出“象思維”和“直覺思維”；從“道法自然”匯出“順勢思維”；從“氣一元論”導出中醫思維重視整體性、直觀性和動態性的特點等。這樣的分析使得中醫思維方法的哲學基礎和其思維方式方法之間的聯繫脈絡清晰。

三是梳理象思維和其他思維的關係。

一段時間以來，象思維、意象思維或象數思維被視作中醫最核心、最重要的原創思維，受到了重點關注甚至熱捧，導致大量中醫思維研究成果集中於象思維，而忽視了其他思維方式方法的研究，或認為它們不重要。作者認為這是一種誤導，“誇大了象思維在中醫學中的價值”。書中引用學者方克立的觀點，認為中醫思維不是唯象思維，而是要重視察類、求故、明理的邏輯思維在中醫理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中醫思維是一個包含感性經驗思維、理性邏輯思維和悟性直覺思維等多種方式互相交織、互相補充的複雜系統。因此，作者提出，在明晰中醫思維方法體系的基礎上，應開展全面、系統的研究，而不是僅僅偏重於某一方面。

四是梳理理論思維與臨床思維的關係。

一般而言，所謂的中醫思維通常偏重於理論層面的思考，而在具體面對患者和疾病診療時，醫生進行的診察、分析、判斷和決策則屬於臨床思維。那麼，這兩種思維之間的關係如何？區別在哪？這些問題往往被忽視，甚至有人直接用象思維、邏輯思維的概念來描述臨床思維，這實際上是不嚴謹、不準確的。

事實上，臨床思維是指運用層面的思考活動，是將理論思辨落實到具體臨床診療活動中的思想過程。“實質上是各種思維方式和思維方法的綜合運用”，概括該書關於臨床思維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三個層面：一是臨床診療模式，如辨證論治模式、辨體—辨病—辨證模式、辨病—辨證—辨症模式等；二是診斷思維，如四診合參、辨證思維等；三是治療思維，如診療決策、治則治法、組方用藥、實施與反饋等。這樣的劃分及其分析，清晰地展現了一般意義上的中醫思維與中醫臨床思維之間的關係和區別。

建立中醫思維方法體系框架

當中醫思維在理論上概念不明確、關係不清晰時，研究中醫思維問題就會出現碎片化和多歧義的弊端。這種情況是由於整體的、系統的中醫思維方法體系構建滯後所造成的，它成為目前中醫思維研究進一步深入的障礙。這種滯後，主要是因為中醫思維的諸多概念以及各種關係和分類尚未明晰，正如作者書中所強調的：“中醫思維方法體系框架的構建與思維的分類有關，而思維分類問題實質上是一個與思維的定義緊密相關的問題，也是一個明確思維概念外延的複雜邏輯問題。”在明確概念和確定分類基礎上，對思維的方法體系進行邏輯自洽的框架搭建就成為了可能。

搭建該體系框架搭建的思想基礎，或者說指導思想，作者從7個方面做了概要的規定。一是問題境域——日常生活世界；二是認識論基礎——“天人合一”中國傳統哲學；三是邏輯起點——關係；四是思維要素——象思維等；五是方法——模式推理；六是特徵特點——整體、體悟、直覺、辯證；七是旨趣——追求天人、形神、氣血、陰陽和諧。這確保了現代意味濃厚的體系框架中仍然保留了濃厚的中醫特色。

體系框架分為哲學觀、思維方式與方法、中醫臨床思維三大版塊。最頂層是哲學觀，主要包括天人合一、氣一元論、道法自然、恒動變易、中和協調、形神合一、常變相關，規定著思維體系的位置和方向。把思維分出橫向的理論思維和縱向的臨床思維，其中理論思維又分為思維方式（經驗思維、象思維、邏輯思維、系統思維、直覺與靈感）和思維方法（比較與分類、分析與綜合、求同與求異、正向與逆向、隱喻思維、順勢思維、溯因思維、決策思維），理論思維的方式方法組成了思維體系中的核心內容。臨床思維則含診療模式、診斷思維、治略思維、制方用藥思維、治療實施與療效判定思維、辨誤思維、救誤思維，是對理論思維方式方法在臨床實踐中的綜合運用。因此，三大版塊並不是孤立的，版塊之間的邏輯聯繫與互動通過觀念、理論、知識，最終在臨床診療實踐中得以實現與展開。

人的理性思維與邏輯思維是一致的，人們在運用理性思維時，能夠自如地運用邏輯思維。邏輯化的表達方式反映了思維的理性化。邏輯學促成了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邏輯化的中醫思維及其方法體系的構建，能否成為促成中醫理論具有時代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先鋒呢？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中醫思維是中醫之魂，中醫要實現復興，作為靈魂的中醫思維研究有必要打掃乾淨屋子，重新開始。中醫思維研究面臨多元、複雜的現實，邏輯化的中醫思維及其方法體系的構建，不可能解決中醫思維所有問題，但至少《中醫思維方法（方法體系卷）》踏出了堅實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