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自由時間原本想做些事，為什麼最終仍然倍感虛度？

更新于：2025-04-06 01:58:16

想躺平又無法徹底躺平，渴望辭職不上班又感到焦慮，有好多想做的事最後卻選擇什麼都不做……搞壞的身體、高強度的情緒勞動、外賣和預製菜、家務外包、補償性消費，當工作已經全面佔領生活，我們是否還有別的選擇？

大衛·弗雷恩的《對工作說不》分析了這些情緒和現象背後的社會原因，指出：工作—生活平衡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詭計，錯不在你！

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麼時候真正結束？

我從一個聽起來很簡單的問題開始：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麼時候真正結束？雖然我們所在的崗位可能會根據合同要求我們每天工作一定的時長，但很顯然，我們並不是簡單地在下班時間走出工作場所，就能進入一個自由世界。特奧多爾·阿多諾早在1970年代發表的一篇短小而尖銳的文章《自由時間》中就揭示了這一點。阿多諾質疑人們在工作之外的時間里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主的。他認為，非工作時間的潛在目的只是為了讓人們為重新開始工作做好準備：自由時間根本不是自由的，而僅僅是“以利潤為導向的社會生活形式的延續”。

這是因為它所涉及的活動往往與工作具有相似的性質（例如看螢幕、做家務），但也是因為種種異化會導致人類下班后對休息恢復的強烈需求。通過消耗人們的體力和精神，異化的工作形式確保了工作者的大部分非工作時間都會用於放鬆、退到逃避現實的娛樂形式中或者通過消費來補償一天的勞累。

如果說我們在自由時間進行的這些恢復或補償性的活動總歸是令人愉快的，那阿多諾會說，這些愉快只是一種膚淺自由的表現。他認為，只要自由時間仍然被人們試圖逃脫的力量所決定，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堅持認為，有必要將自由時間與更為美好的真正閒暇進一步區分開來。如果自由時間僅僅代表工作的繼續，那麼真正的閒暇就代表了一片甜蜜的“未經仲介的生活的綠洲”：人們在其中脫離了經濟需求、真正自由地感受世界及其文化。

阿多諾認為，在富裕社會中盛行的是一種墮落的自由時間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閒暇。在這種墮落的自由時間里，大家所進行的具有自我定義的意義的活動，往往局限於“愛好”：一些為了打發屬於我們自己的少得可憐的時間而進行的瑣碎活動。阿多諾強烈地反對愛好一詞，認為它貶低了無償活動的價值。在一段令人難忘的文字中，他自豪地說道：

我沒有愛好。並不是說我是那種除了勤奮地完成規定的任務之外，不能利用自己的時間做任何事情的工作狂。而是，就我職業範圍之外的活動而言，我也無一例外地非常認真地對待它們……創作音樂、聽音樂、全神貫注地閱讀，這些活動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稱它們為愛好，是對它們的嘲弄。

阿多諾經常被人指責精英主義，因為他採取了“高級”文化和“低級”文化這種相當激進的區分。在上面的引文中，他對閱讀、創作音樂和聽音樂（放心，一定是古典音樂）的嚴肅旨趣隱隱地與“更低級”、更逃避現實的文化形式形成對比。我不會在此為這種區分辯護，但我還是希望指出，阿多諾關於人們的時間受到圍攻的普遍論斷，具有很大的當代意義。

我們可以想想，標準的八小時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將自由時間分割成碎片。全職工作者的時間體驗是一系列快速離散的時間碎片：工作時間和自由時間不斷交替，而自由時間僅限於晚上、週末和公休日。當自由時間以這種方式被分割時，阿多諾譴責的那些草率的愛好，就可能成了我們在有限的時間里唯一能做的事情。

少量的自由時間為我們參與更實質性的自我定義的活動提供的空間極為有限——而這些活動往往需要穩定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無論是專注、奉獻、建立社群或者學習新技能。這種情況的最大受害者是當今典型的忙碌工作者：他們天黑時才乘坐交通工具回家，仍然有電子郵件要回復，經常感覺到筋疲力盡以至於無法與家人進行情感交流，除了睡前喝酒和看電視外，他們不願意做其他事情。這裏的重點並不是說喝酒或看電視是“低級”活動，而是工作者已經被剝奪了選擇其他活動的時間和精力。

我們可以在2014年上映的《樂高大電影》中看到阿多諾所說的閒暇時間的墮落的現代表現。這部電影的主角——一個名叫埃米特的普通人——不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坐在沙發上，聽著無腦流行歌曲《一切都很棒》（相當於樂高世界里的法瑞爾·威廉姆斯的《快樂》），看電視廣告，還會認真地調台看一部名為《我的褲子在哪裡？》的喜劇片。埃米特每天在同一時間洗澡、刷牙和鍛煉，通勤路上遇到同樣的堵車，和同事進行同樣的空洞對話，然後回到家裡，去找他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一盆盆栽。如果我們願意忽略這個批判正是資本主義自身文化產業的產物的諷刺事實（因為本質上這是一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樂高廣告），我們會在《樂高大電影》中洞察出現代生活被管理的本質。

阿多諾的自由時間是工作的延續的論點，在21世紀也發生了字面意義上的轉變：隨著筆記型電腦和智慧手機等網路技術的興起，工作滲入了生活當中從前不存在和不受歡迎的地帶。

梅麗莎·格雷格探討了對當今的許多雇員來說，工作是如何掙脫工作日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以一種令人不得安寧、永遠存在的“待辦事項”清單的形式出現。通過對辦公室工作人員的採訪，格雷格揭示了以非共時通訊為最佳設計特徵的電子郵件或即時通信等技術，最終對人們產生了全然相反的影響——他們因為無論是否在辦公室都要時刻保持在線、積極回應和能被找到而倍感壓力。職業諮詢網站“磨刀石”上的一篇文章表明，許多專業人士現在已經習慣了隨時待命的想法。一位讀者寫道：

通過手機或Skype與處於困境或懷有疑問的客戶保持聯繫，能將潛在的危機化解為一次路上的輕微顛簸。客戶不會容忍“我在度假”這樣的藉口。如果我們不能勝任，我的下一個假期將是在家裡和我的橡皮鴨洗熱水澡。

就跟他們的筆記型電腦一樣，如今那些要求高度投入的組織里的雇員們似乎也必須時刻保持“接入電源”的狀態。

坐立難安的自由時間

微軟最新的遊戲機Xbox One推出時，就以速度為賣點進行了大力行銷。玩家插入磁碟，等待載入，然後花幾個小時玩遊戲的原始樂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遊戲幾乎可以立即載入。遊戲無聊了？只需按一下按钮（或者對於那些花大價錢購買更昂貴型號的人來說，只需揮揮手），你就可以將顯示幕一分為二，讓你可以在玩遊戲的同時看電視。在駕駛遊戲中實現了相當快的圈速？無縫退出遊戲並進入社交媒體應用程式，就可以在線與朋友分享您的成就。想瞭解您最喜歡的電視節目的幕後花絮嗎？將你的平板電腦與Xbox One同步，並將其用作第二螢幕，在觀看時流覽最新的幕後資訊。Xbox One是一款專為高速一代打造的高速娛樂系統。它給電子遊戲帶來了與現代流行音樂同樣的命運。沃爾特·克爾在他的《樂趣的衰落》一書中寫道：

我們有用於閱讀的音樂、用於入睡的音樂，而且，正如一位幽默作家所說的，還有用於聽音樂的音樂。這些標題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們如此坦率地描述了流行藝術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地位。他們一開始就承認，看在上帝的分上，沒有人應該坐下來聽音樂。大家都認為，當音樂播放時，所有能聽到的人都是要去做其他事情的。

Xbox One，就像克爾書中的“用於閱讀的音樂”或者“下飯節目”一樣，是一款適合斯塔凡·林德所說的“忙碌的休閒階級”的產品。當沒有足夠的空閒時間時，僅有的空閒時間也會變得緊張和令人焦慮，並且我們會越來越傾向於像對待工作一樣帶著效率和生產力的意識來進行休閒。Xbox One等未來感產品的吸引力在於，它能夠緊湊地安排我們的享樂時間，甚至允許我們同時享受多項活動。

換句話說，它使我們從少量的閒暇時間中獲得最大的樂趣。然而，營銷宣傳忽視的事實是，無論我們如何組織和安排我們的享受，這永遠不足以對抗因自由時間太少而帶來的壓倒性的緊張感（更不用說努力同時關注兩件事帶來的混亂感）。斯塔凡·林德那本寫於1970年代的書的總體觀點是，富裕社會已經發展到了閒暇時間不再閒暇的境地。忙碌階層的消費速度超出了他們實際享受商品樂趣的能力。林德以他標誌性的挖苦口吻寫道：

晚餐後，［一個人］可能會喝著巴西咖啡，抽著荷蘭雪茄，啜著法國白蘭地，讀著《紐約時報》，聽著《勃蘭登堡協奏曲》，逗他的瑞典妻子開心——所有這些都在同一時間進行，並有著不同程度的成功。

如今富裕工作者結束一天的辛苦工作回到家時，發現自己家中擺滿了邀請自己進行某項活動的物品。在我自己家裡，我發現的是一個彈出無數觀看推薦的網飛帳戶，一組塞滿CD的書架，一堆衝動買下、等著我閱讀的書籍，還有一個冰箱，裡面裝滿了需要在變壞前烹飪的食材。在我不那麼忙碌的時候，這些是很多快樂的源泉，但是當我太忙而無法享受它們時，它們只不過是挫敗感的來源。這些所有物很容易讓人感到焦慮，它們提醒著人們自由時間是多麼稀缺。因為被太多的選擇困住，以及為自由時間的缺乏而煩惱，我們常常選擇看起來唯一可行的事——什麼也不做。

我的研究的一部分參與者非常瞭解這種感覺。露西提醒了她的丈夫馬修他在當地一家雜誌社工作期間經歷的焦慮慣性：

很多時候，當你從那兒回到家時，你只會幹坐著不知道該做什麼，而且還對自己浪費時間感到非常惱火。或者說你不會做任何一件你完全想做的那件事之外的事情——比如你不會和我一起看電影，因為在你本可以做更好的事情的時候，這有點像浪費時間。但最終你往往什麼都沒做。

露西說，她在廉價商店工作期間，休息時間也經歷了類似的緊張感。她說，那段時間她的自由時間幾乎毫無價值：“週六我要從下午四點工作到早上八點，這太可怕了，因為它是下午四點開始，而我在那之前什麼也做不了，因為我會為那天晚上必須去上班而感到沮喪。”而當露西輪到上午十一點開始的排班時，“很多人會說‘可以睡懶覺你不開心嗎？’我會想，不，我什麼也做不了，因為我十一點就開始上班了。那之前你不能隨意出門做你喜歡做的事”。

在我整個研究當中，這些坐立不安的經驗十分常見。拉裡（我們沮喪的社工）說，他喜歡讀小說，但下班后通常會感到太累而無法閱讀：“我已經受夠了那個螢幕。”傑克說，他在原來的全職工作中曾經一度感到完全“精疲力竭”“身心透支”，而且“總是處於從工作中恢復的狀態”。參與者逐漸認識到，在他們以前作為全職工作者的生活中，他們的大部分自由時間都是在準備或恢復的狀態里度過的，因此這些時間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屬於他們的雇主。

如果說缺乏優質的自由時間是工作生活方式的主要痛苦之一，那麼放慢腳步和減少工作會發現什麼新的樂趣呢？對謝里爾來說，她相信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讓她更加自發地去做很多事情。她重新發現了那些在工作周規定好的安排中往往不被接納的計劃外的樂趣。

凱特·索珀在她關於另類享樂主義的論點中提出，隨著生活變得更加忙碌，人們常常遺失的是“消費的審美或儀式層面”。我們只需看看圍繞進餐時間的不斷變化的做法就可以瞭解這一點。索珀認為，用餐時間具有個人和文化價值，作為一種“共用的、歡樂的活動，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促進人類交流，提供思考和身體更新的食糧”。用餐時間是極度的享受和社會交往的機會，但是現代文化的速度以及它的即食食品和可悲的辦公桌午餐，削弱了它的儀式性。

這種具有深層心理維度的原始樂趣，被簡化為僅僅為了維持生物機能的活動。這段因為要獲取必要卡路里和維生素劑量所花費的時間，必須通過同時閱讀報紙或者看電視來提高使用效率。

索珀將這樣的現象描述為“消費的去精神化”，我們還可以注意到當今“慢食”運動的支援者如何通過讚頌烹飪和飲食的歡樂來反抗這種去精神化。慢食運動通過強調烹飪、擺盤和共同享用食物帶來的更具儀式感的或更崇高的快樂，試圖重新找回飲食不只是補充身體養分的觀念。對於我採訪的一些人來說，放慢生活節奏似乎意味著努力拯救或重新投注精神到某些“瀕危的”的樂趣上面。謝里爾喜歡抽出時間和她的孩子們一起做飯，馬修熱衷於“桌邊閒談”，薩曼莎會“擺盤，讓飯菜變得有點特別”，傑拉爾德則愛買一些優質食材並“享受一個美好的家中夜晚”。

今天的典型消費者總是在餍足之後立刻尋找新的慾望，而我遇到的人所體現和讚頌的，似乎是去細細品味他們的快樂的能力。馬修和露西詳細談論了他們對電腦遊戲的熱愛，並解釋了如何以相對較少的費用享受這種昂貴的愛好，也就是從每場遊戲中獲得最大的樂趣。露西說，重要的是在購買下一款遊戲之前“把手上的這款遊戲玩個遍”，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以這種方式玩遊戲並不會降低這對夫婦的整體滿意度。用玩具來塞滿休閑時間是一種試圖增加樂趣的徒勞方式，因為人們購買的奢侈品越多，在有限的時間內從每件物品中獲得的滿足感就越少。

正如林德所說：“一個人可能會購買更多的東西，但可想而知一個人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做得更多。”儘管馬修和露西熱愛電子遊戲，但他們表示對購買Xbox One沒有興趣也許並不奇怪。

內容選自

(英) 大衛·弗雷恩/著

重新命名小組/譯

藝文志eons丨上海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