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西方之間往來的官民組織或個人逐漸增多，其中一些組織或個人把所見所聞及所感所思以日記、遊記、筆記、見聞錄、報告書、調查書、詩文等形式記錄下來，後人統稱為“遊記”。遊記是旅行者在異文化的體驗與碰撞中形成的最為直觀的異國印象，也是研究文化交流的特殊文本。在近代中國人的旅西遊記和西方人的來華遊記中，均存在一種自我和他者共存的“自-他”審視結構，這種異文化的在地化或自文化的他者化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雙方的理解和信任，推動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對全球歷史進程亦產生了深遠影響。

  近代早期的來華西方人以傳教士為主，後來外交官、記者、學者、作家、商人等群體也陸續加入其中，遊歷範圍觸及中國境內的各個角落，所留遊記數量頗多，記錄內容也極為細緻深入。目前留世的遊記，以英美兩國人所作為主，其中以在中國生活時間較長的傳教士的記錄居多，如英國約翰·麥高恩的《近代中國人的生活掠影》等。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群體關於中國的記錄，如美國醫生富馬利的《中國見聞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的《中國風情》等，這些遊記對於西方人了解中國意義重大。

  在近代西方人關於中國的遊記中，一方面，他們記錄了用西方近代化標準衡量下的中國面貌，以及他們不斷傳播西方科學技術的事實；另一方面，還記錄了他們對中國傳統技藝的認可、對中國藝術的欣賞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讚歎。

  為了獲得中國百姓的信賴，傳教士探索了以傳醫促傳教的方式。自1820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最早在澳門設立診所起，西醫診所開始從中國沿海地區向內地普及。美國傳教士羅斯在《變化中的中國人》中記載了在救治中國病人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中國人與白種人在體質上存在差異，在同等條件下，中國患者在經歷大型手術后往往恢復得更為迅速。這些外國醫生從診療過程中瞭解中國人的體質特點，逐步深入探索並嘗試理解中國的傳統醫學理念。美國醫生愛德華·胡美在《道一風同：一位美國醫生在華30年》中記載了自己在給中國病人治病的過程中，也試著聽脈搏，甚至指出自己與1700年前的中國醫生王叔和對脈象的研究一致，還肯定了東漢末年醫學家張仲景所著《傷寒論》中對發熱的處理方式。同時，中國傳統植物藥物和動物製品的治療功效亦逐漸被西方醫生了解和認可，中國的經驗性和實踐性醫學越來越引人注目。

  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和獨具魅力的藝術贏得了近代西方來華者的關注與讚賞。美國演員路易士·喬丹·米恩在中國旅行期間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在《一個西方藝人的東方印象》中讚美中國精美的綢緞、華麗的烏木傢俱，恨不得買一船精美別致的雕刻傢俱回家。同樣讚歎中國古跡的還有美國的羅斯。他在《變化中的中國人》中寫道，長城是人類歷史上最巨集偉、最令人難以忘懷的偉大建築奇跡。與其相比，西方所引以為豪的鐵路路基、隧道只不過是“侏儒的作品”。此外，令西方人驚歎的還有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米恩認為中國的文學作品中有很多浪漫的愛情故事，中國的愛情詩無論是從中國人的角度還是從整個人類的角度來看，都是無比出色的。這些近代西方來華者關於中國的記錄，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瞭解那個時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近代中國人出訪西方的時間略晚於西方人來華，兩次鴉片戰爭結束后逐漸湧現旅西熱潮。1866年，恭親王奕上奏：“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藉資籌計。”同年，中國派出了斌椿父子及同文館三名學生跟隨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赴歐考察，“即令其沿途留心，將該國一切山川形勢，風土人情隨時記載，帶回中國，以資印證”。斌椿對西洋的記錄《乘槎筆記》以及同行的同文館學生張德彝的《航海述奇》成為近代中國域外遊記的發軔之作。早期的旅西人士以外交官為主，後來文人、留學生、商人等群體也陸續加入其中。

  若按時段來劃分，19世紀60年代開始，晚清域外遊記是開創階段，代表作有斌椿的《乘槎筆記》、王韜的《漫遊隨錄》、張德彝的《航海述奇》等；19世紀七八十年代進入發展期，代表作為郭嵩燾的《使西紀程》、黎庶昌的《西洋雜誌》、曾紀澤的《使西日記》、劉錫鴻的《英軺私記》等；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為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由於外交往來頻繁、留學生增多，域外遊記產量頗豐，代表作有康有為的《歐洲十一國遊記》、單士厘的《癸卯旅行記》和《歸潛記》等。

  清末旅西的中國人在感受到西方物質文明的先進後，內心層面開始不自覺地慢慢接受西方，遊記中逐漸告別“夷”字而開始向“洋”“西”和“外”字上轉變。如斌椿寫於1866年的《乘槎筆記》中所謂“外國”“洋樓”“西語”等，郭嵩燾寫於1877年的《使西紀程》中所謂“西式”“西洋”“洋行”等，錢德培寫於1877年的《歐游隨筆》中所謂“歐美各國”“西醫”“泰西”等，均證實了這一變化。早期旅西的清朝人在與西方人交流的過程中，面對西方當時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制度文明時，不斷強調中國在歷史文化方面的悠長，特別是傳統文化的智慧。如曾於1867-1870年跟隨其英國僱主理雅各漫遊歐洲28個月的王韜，在英國期間曾訪問牛津大學，並以漢語為歐洲人講學。在被聽眾問及中國孔子之道與泰西所傳天道的區別時，王韜回答：“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則仍系乎人而已。夫天道無私，終歸乎一。”無獨有偶，在郭嵩燾的使西日記中也記載了西方學者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與敬重。郭嵩燾曾記載理雅各在牛津大學講解清朝官修典籍《聖諭廣訓》的情景：理雅各先用漢文誦讀，然後用英文解說，觀眾“男婦三百人，寂不聞聲。每講至佳處，則群鼓掌唱諾”。

  由這些遊記可見，近代以來，中西方人士通過頻繁的交流與互訪活動，增進了彼此對雙方文明的瞭解，同時也促進了知識和思想的傳播。正如1853年，馬克思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中國發生的革命與歐洲革命之間的關係需要以辯證的觀點來看待，它們之間存在相互聯繫和相互促進的邏輯關係。文章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叫“兩極相逢律”，又稱“兩極相聯律”。在“兩極相逢律”的意義上，中國近代曾受西方科學文化的影響，而西傳的中國文化也程度不等地推動了歐洲近代思想的形成。

  事實上，早在17世紀，笛卡爾就曾受到耶穌會士特別是利瑪竇介紹中國著作的深刻影響，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理性智慧，使其成為唯物論和無神論者，其“我思故我在”的命題與老子“道法自然”共同指向了對“存在”本質的深刻洞察，都試圖回歸到一種自然而然的本質狀態。而此後德國古典哲學的發展脈絡，從試圖將東西方思想結合的萊布尼茨開始，經過康得、費希特直至黑格爾，則直接推動了歐洲哲學領域的革命性變化。隨著19世紀中葉以後中西方之間更為頻繁的人員交流，杜威、羅素等西方名哲均不同程度地強調需要在融合中西文化的過程中發展新的文明。杜威更直接指出：“舊未必全非，新未必全是，東西文化，互有長短”，需“調和融匯”。正如王韜在牛津大學的講座中所言：“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視中原如堂奧；無他，以兩國相和，故得至此。惟願嗣後益敦輯睦，共樂邕熙。”

  （作者：胡天舒，系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