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國內院線熱映中的《初步舉證》，是一部由英國國家劇院打造的舞台劇，後來被製作成舞台紀錄電影，與全球觀眾見面后贏得廣泛好評，豆瓣評分高達9.5分。雖然是一部“小眾”形態的舞台電影，《初步舉證》憑藉出眾口碑在國內獲得不錯的票房成績。
這些年來，各類形態的女性影視作品多了起來，《初步舉證》以它的新穎視角與尖銳表達獨樹一幟。電影講述了裘蒂·科默飾演的女律師泰莎遭遇性侵後的經歷，在長達109分鐘的演出中，裘蒂·科默獨自撐起了全場。泰莎的控訴與吶喊震撼人心，我們或許將前所未有地清晰看見，所謂的“完美受害者”是一個陷阱。不僅僅是因為“完美”對於受害者而言是一種苛求，也在於要求“完美”的法律體系本身或許就是偏狹的、待完善的。
《初步舉證》劇照
“完美”是對受害者的苛求
故事一開始，已經成為精英律師泰莎的自信滿滿、意氣風發、滔滔不絕。她畢業於劍橋大學法學院，是“精英中的精英”。法學院裡，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能順利畢業，十分之一能夠拿到大律所的實習，五分之一會成為皇家律師……泰莎過五關斬六將進劍橋，又過五關斬六將成為律師。
這五分之一里的大多數人是貴族子弟，畢業於昂貴的私立學校。泰莎依然是例外。她出身於利物浦的貧困社區，父親缺席，母親是清潔工，兄長是不學無術的無業遊民，家庭經濟拮据。從底層社會一點點向上攀爬，泰莎對法律以及它背後的社會機制，產生了深深的崇拜。她的經歷就是階層跨越的樣本，她通過知識改變了命運，法律成為她的安身立命之本。
泰莎的法律崇拜，也與她成功的職業經歷有關。她憑藉對法律條文的熟悉、邏輯思維的敏捷、辯論技巧的出色以及長期的勤懇努力，一次次説明她的客戶贏得訴訟，包括性侵案件中的被告。她在律所里出類拔萃，並收到更頂尖律所拋出的橄欖枝。此時的她是法律體系的受益者——法律賦予她地位、權力與社會認同。她相信法律是公平和正義的象徵，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石，只要遵循法律程式，各司其職，剩下的就是陪審團的事了。
泰莎並非沒有過疑惑，比如“在明知對方犯了罪的情況下，你該如何為他辯護”。作為既得利益者，泰莎說服自己，“我們相信在被證明有罪之前，所有人都是無辜的，這是維持社會文明的基本原則”“要置身事外，不要選邊站”“絕不進行評判，絕對不可以，也絕不做決定！一旦做了，你就完蛋了”。特別是，在一起性侵案的辯護中，她很同情原告受害者，對方的說法“我只是不想讓其他女人再受到這個男人的傷害”讓泰莎震撼、欽佩，但泰莎自我“洗腦”，“我受過訓練，要以律師的準則思考”“如果他（泰莎的委託人）真的性侵她了呢？我幫他脫罪了。我不能這麼想，是公訴人沒有做好他們的工作”……此刻的她，堪稱法律體系的完美零件：沉著、高效，甚至“無情”，信奉正當的法律程序高於一切。
直到泰莎成為性侵案中的受害者。一次與男同事朱利安的約會，讓泰莎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約會過程中，泰莎因飲酒過量而感到極度不適，在她難受嘔吐后，雖然已經強烈表示出拒絕，男同事仍強行與她發生了性關係——是的，他強姦了她。泰莎幾個小時后就選擇報警，在782天后，她迎來一場必敗的最終裁判。
《初步舉證》劇照
《初步舉證》將泰莎的身份設置為律師，更充分地暴露出性侵案件中法律體系的漏洞，尤其是所謂的“完美受害者”就是一種苛求。
一方面，與普通的性侵受害者不同，作為一名精英律師，泰莎對法律體系有著深入的瞭解，她知道法律程式的每一個環節，熟知證據鏈的構建邏輯。當她不幸地成為一名性侵受害者，一切專業知識在創傷面前土崩瓦解，她的應對無法“完美”。譬如性侵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在酒精與恐懼的雙重作用下，泰莎選擇清洗身體……這個行為在司法程序中被視為“破壞證據”，但對一些受害者而言，這是原始的生存本能，是創傷后應激障礙的典型表現——“很多性侵犯受害者都會因為自己身上有施暴者的氣味或者覺得自己很臟而有強烈的想要清潔身體的衝動，這是很正常的。”（芭芭拉·O.羅特鮑姆、希拉·A.M.勞赫《創傷后應激障礙》）當我們要求受害者冷靜、理性、從容應對，無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性侵創傷帶來的生理應激反應與心理撕裂，很有可能摧毀受害者的理性控制能力。就像一個人明明已經溺水了，我們怎麼能夠要求她在激流中保持髮型整齊？
另一方面，作為律師，“邏輯”是泰莎最鋒利的武器。她太瞭解法律程式的精密齒輪如何咬合轉動，她善於將複雜的人性糾葛拆解為可量化的證據鏈條，精準揪出證詞中的矛盾點，攻破對方的防線。可當泰莎成為受害者時，當她以“法律邏輯”分析自己的經歷：餐廳帳單顯示她與男同事喝了不少酒，餐廳的人目睹兩人相談甚歡，她主動邀請對方回家，家裡有兩個空的紅酒瓶，她主動脫下衣服，他們此前曾發生過性關係……這些證據鏈讓陪審團認定“協定”的存在。泰莎曾引以為傲的法律的邏輯，如今成為刺向她的利刃。
不止於此。一個性侵受害者的記憶是充滿創傷的，是碎片化、情緒性、感官化的，而非連貫的、理性的、嚴絲合縫的。這又與法律所需的“完美邏輯”形成根本衝突。知名心理創傷治療大師巴塞爾·范德考克的研究發現，“創傷性經驗的印記和體驗無法如同敘事性記憶那樣組織得前後一致、合乎邏輯，而是以碎片化的感知和情緒痕跡體現：例如圖像、聲音、感覺”，“當他們的經歷遭受質證時，受害者通常變得非常痛苦而無法說話，或者他們被驚恐所控制以至於他們不能很好地組織語言、描述他們發生過的事情。這些質證常常因為過於混亂、迷惑或者碎片化而使法庭認為不可信，從而不予考慮。”（《身體從未忘記：心理創傷療癒中的大腦、心智和身體》）就比如泰莎能清晰記得嘔吐物的酸味、被捂住嘴的窒息感，卻難以準確復現施暴者的動作順序——男同事到底是怎麼一邊摁住她的雙手，一邊捂住她的嘴巴的？受害者的證詞常常因細節模糊、時間線混亂而被辯方攻擊，她明明沒有撒謊，卻在庭審中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
就算是深諳法律程式、熟稔邏輯構建的精英律師泰莎，在不幸經歷性侵後，依然陷入“不完美受害者”的困局。這一設定強有力地暴露了法律體系對受害者的結構性壓迫——它用冰冷的程序正義之名，要求受害者以“完美”的邏輯對抗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崩潰，本質是行性別暴力之實。我們並不排除存在所謂的“完美受害者”，但絕不能將“完美”作為衡量受害者是否值得同情與法律是否給予支援的唯一標準，這是對受害者的苛求，甚至是新的壓迫。
除了指出“完美受害者”的破綻，《初步舉證》也經由泰莎從工人家庭躋身精英律師的身份設定，點出一個殘酷的真相：並非成為精英，就能躲避成為受害者的可能。換句話說，不幸成為受害者，並非因為不完美——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階級躍升無法真正跨越性別壓迫的鴻溝。
泰莎的逆襲之路表面上印證了“奮鬥改變命運”的個體敘事，她以優異成績考入劍橋法學院，在男性主導的律所中憑藉專業能力贏得尊重。但她依然遭到侵害，曾經引以為傲的法律體系瞬間顯露出系統性暴力。誠如戴錦華教授在“新現場”組織的《初步舉證》首映禮的映后交流中談到的：“我們沒有好身世、沒有好家世、沒有好背景的女人，覺得我們可以通過奮鬥，最終成為勝出者，而不是出局者。那麼這個就是在說我自尊、自愛、自強、自律的同時，是不是其實也包含了對弱者，對不成功的女性，對受害者女性的某種不屑？而事實上你會發現單純在性別這個維度上，其實大概也很難逃脫這樣一個父權制度之下，身為女性的宿命。”
這一“自我反省”戳破精英女性可能陷入的認知陷阱。泰莎曾以優勝者的姿態俯視那些未能突破階級壁壘的女性，將她們的困境歸因為個體能力的不足，將父權制度下的結構性壓迫簡化為女性不夠自律、不夠自強等等。然而，在性別維度上，精英女性與底層女性一樣是客體、一樣有成為受害者的可能。更令泰莎感到悲哀的是，精英律師身份讓她的“不完美”更加刺眼——因為她是律師，她就更被期待應該“完美”，她越是“不完美”，越被懷疑“別有用心”。她曾是這個法律體系的忠誠擁護者，也曾成為“幫兇”，它對她的反噬尤為慘痛。
苛求“完美”的體系是偏狹的
回想起來，每當一些性侵案件登上社會新聞時，輿論往往陷入一種詭異的迴圈：很多人熱衷於教導女性如何避免受害——不要獨自夜行、不要飲酒過量，抑或如果不幸遭遇傷害後，應該如何理性冷靜地保留證據。這些說法不見得是錯的，出發點也是因為關切，卻將責任悄然轉嫁給受害者。
追根究底，我們期待女性面面俱到地自我保護、期待受害者“完美”，表面上是希望法律能夠保護受害者，但其實我們是在以法律的程序和邏輯要求受害者。因為法律要求女性在遭受性侵後提供近乎完美的證據，就像泰莎說的“法律要求證據要維持一致”，所以我們就反覆“教導”女性按照法律說的做，否則就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這個邏輯看上去是如此順理成章、無懈可擊。《初步舉證》則進一步追問：法律就是完美的嗎？法律代表的是誰的立場和視角？如果說法律就是絕對正義的，為何在性侵案件中，現有的法律體系與女性的生存經驗背道而馳？正如泰莎指出的，“作為一名受害者，我要說的是，性侵和施暴者在我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但我們記不清細節”，性侵不同於其他犯罪，它對受害者的心理和身體造成的創傷是極其深遠的，或導致記憶的混亂、情緒的不穩定，為何法律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些因素，而是認定受害者在“誇大其辭”？
《初步舉證》劇照
這是《初步舉證》的更深刻之處：它不僅僅是在講述一個性侵案件，更是指向英國法律體系本身存在的問題——它更多代表的是男性的立場和視角，法律也有可能是偏狹的、片面的、不公平的。泰莎犀利地批判道，“有關性侵的法律的根基是錯誤的，因為女性的受害經歷，與由男性主導制定的法律系統不符”“法律是由一代又一代男性制訂的”……
從英國法律的歷史進程來看，它對女性的不公由來已久。泰莎提到，在過去許多傷害女性的行為被認為是合法的，“婚內強姦”就是典型的例子。1763年，“丈夫不會因強姦妻子而被定罪”成為英國的法律條文，法律預設丈夫對妻子的性行為擁有絕對的控制權，過去沒有什麼婚內強姦的說法，自然也不被視為犯罪。直到1991年，英國上議院作出了廢除婚內強姦豁免權的歷史性判決， 2003年英國頒布的《性犯罪法》才進一步從立法層面明確了婚內強姦的非法性。進入現代社會，法律在不斷完善，但歷史遺留下來的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依然存在於法律體系的各個環節，性侵案件中尤為明顯。
比如“推定同意”。法律學者羅翔說：“在法律中，同意是一個規範概念，而非心理概念和事實概念，它是主體通過明示或默示方式對正在發生的性行為給予的真實認可。同意的反面是不同意，它是性侵犯罪的本質。”（《刑法中的同意制度：從性侵犯罪談起》）對於同意或不同意的標準，不同國家的法律體系並不相同。不過，在很多情況下，很多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會基於一些表面現象，默認女性對性行為表示同意。在泰莎的案件中，她與男同事之前有過親密關係，當晚又是她主動邀請男同事到家中，這些因素就被用來推定她對性行為是同意的。這成為很多男性成功逃脫法律懲戒的空子：只要證明受害者曾與被告存在曖昧互動，法律就會自動推定“持續性同意”。
很顯然，“推定同意”忽略了女性在具體情境中的真實意願，忽略了親密關係中的動態變化。泰莎在嘔吐后明確表示拒絕，卻被無視，這種“推定同意”的邏輯，實際上是將男性的主觀判斷強加於女性身上，剝奪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決定權：調情成為暴力的許可證，一次自願的親密關係變成下一次有恃無恐的暴力入侵。
又比如“不對等的舉證責任”。在絕大多數司法體系中，性侵案件的舉證責任完全落在受害者身上。受害者需要證明兩件事：施暴者與她發生了性行為，施暴者未經她的同意。但這兩項證明在現實中常常陷入悖論：性行為的發生，因環境私密，缺乏目擊者或物證而難以證實；受害者的不同意，更加難以自證——法律要求受害者“完美”，卻允許施暴者得到“推定同意”“無罪推定”的庇護。
這種不對等的舉證責任，在《初步舉證》中具象化為法庭上令人心碎的場景：施暴者朱利安不必坐在被告席上，他全程冷眼旁觀；泰莎卻需要不斷站出來，用顫抖的聲音訴說那段痛苦不堪的經歷，每一次陳述都是在揭開自己尚未癒合的傷口，她的每一個細節都經受對方律師無情地逼問，猶如在傷口上一次次撒鹽，她甚至被迫用肢體還原被侵犯的姿勢，將最痛的創傷轉化為符合法律邏輯的“證據”……泰莎明明是遭受了性侵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她卻形同一個試圖編造謊言的嫌疑人，被質問、被審視、被追究，甚至被嘲諷。
電影由此撕碎英國法律中立性的神話——在某些時候，法律只是將男性视角伪装成客观真理，它拒絕承認女性情感與體驗的合法性。這也是為什麼性侵案件在法律審判中的定罪率極低——在英國，只有1.3%的性侵案件最終能導致定罪。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組殘酷的數據，“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個受害者”，泰莎看向觀眾、指向觀眾，也指向大銀幕前的我們，“看看你的左邊，看看你的右邊，我們三人中就有一個”。
因此，反覆地提醒或教育女性如何自我保護、如何在遭遇傷害后更好應對，固然在現行法律體系下是務實、有效的，卻不是治本之策。自我保護教育能在個體層面減少傷害風險，卻無法撼動制度性壓迫的根基；對於那些“不完美受害者”，輿論很容易在這一邏輯下將不幸的發生歸咎於女性的“不夠小心”，這是在為加害者開脫，將結構性壓迫轉化為個體責任。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必須重構法律的性別認知基礎，正視現有法律體系與女性經驗的根本性斷裂，融入女性視角、女性體驗、女性立場，建立更符合人性複雜的證據評估體系，讓法律體系逐漸並最終成為一個容納創傷、尊重差異、消解權力不對等的正義制度。
“有些事情必須改變”
《初步舉證》海報
《初步舉證》自身就證明瞭藝術不僅是現實的鏡像，它的轟動效應也在社會各界激起層層漣漪，推動著一系列深刻的改變。在法律層面上，英國數百名律師成立了一個名為“泰莎”的專案（“對嚴重性侵犯的檢查”），重新起草了英國關於性侵的相關法律，推動英國議會討論一項修正案，要求被指控的施害者必須出庭作證；倫敦中央刑事法庭的一位法官，看完劇作後修改了性侵案件中向陪審團提供的指示，其中明確指出，不要因為受害者沒有第一時間報案，就認為她在撒謊；在北愛爾蘭，觀看《初步舉證》的錄像已成為所有新任法官培訓內容中必要的一環……當司法人員開始用女性的經驗重構法律邏輯時，改變的不僅是條文，更是整個法律體系的價值根基。而在社會觀念層面，尤其是在男性觀念的轉變上，《初步舉證》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長期以來，男性主導的社會觀念對“性同意”的概念有諸多誤解。隨著《初步舉證》的廣泛傳播，英國一個名叫“性同意計劃進校園”的慈善機構的律師走進成千上萬所學校，專門為男孩女孩們開展關於“性同意”的教育活動，将“Only yes means yes”的理念融入青少年教育。
泰莎在最後呼籲道：“在某個地方，某個時候，無論如何，有些事情必須改變。”《初步舉證》揭示的不僅是英國司法體系的性別困境，也是全球女性共用的結構性創傷，這部電影引發跨國共鳴印證了性別議題的普遍性。就像毛尖在“新現場”舉辦的首映禮映后交流中說的：“這樣的戲，這樣的題材，應該納入國民教育。不僅女性希望多多討論，男性也應該知道其中的議題、邊界和尺度。”任何改變都不是自然發生的，它需要憤怒的吶喊、藝術的叩擊與千萬人的覺醒。希望《初步舉證》在國內的公映與討論的發生，也將構成“改變”的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