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山是燕山山脈的一段，位於薊州區西北部，地處京津冀所轄三角地帶，由“三盤五峰”組成，即上盤、中盤、下盤，掛月峰、蓮花峰、紫蓋峰、舞劍台、自來峰。盤山不以陡峻著稱，但風景秀美，人文鼎盛，是天津轄域內自然稟賦優越、文化積澱深厚、遺產類型豐富、人文景觀獨特的區域，是天津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

　　如果把盤山置於傳統文化語境，指涉的是一個包含了多種文化形態的實體空間，也是一個經歷漫長時間演變具有強大包容性的文化意象。因此，對盤山歷史文化的研究，不能囿於狹隘的地域範疇，也不能局限在單一學科。這片山林和其遺產可以指向自然與人文層累互動的經典話題，對於觀察古代山林傳統的演變和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進而闡釋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樣本。

　　【盤山的人文脈絡】

　　目前，學界對盤山歷史文化的認識，基本依靠文獻記載，但文獻多有抵牾和誤讀，亦少考古實證。梳理盤山人文史，必須結合文獻、考古等材料，釐清基本史實。

　　盤山人文史是以佛教為基本特徵的，盤山自古便享有佛教名勝之譽。清人陳廷敬有詩：“我聞盤山七十二佛寺，寺寺落花流水中。”智樸在《盤山志》中稱：“此山自魏、唐、遼、金、元、明以逮本朝，悉屬僧居，故人物惟僧居多。”

　　文獻記載，東漢時期盤山建有香林寺，是史料可見盤山最早的寺院，但缺乏佐證。另據明代《寶峰德聚禪師行實碑記》載，盤山感化寺為晉魏古剎，亦非定論。至於北少林寺始建於魏晉的說法，則是典型的誤讀，並不可信。總體而言，唐代之前盤山佛教缺少翔實可靠的記載，早期寺院的始建年代多以訛傳訛。但依情理，特別是聯繫古時燕薊地區佛教的整體環境，唐之前盤山應有寺院和僧人。

　　唐代是盤山佛教的發展期，大批寺院建成，基本構成盤山的寺院規模，為遼時佛教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寶積禪師是已知盤山最早的一位高僧，他的出現標誌著禪宗在盤山的興起。該階段在盤山住山建寺的也多為禪宗僧人，與唐代中後期禪宗的勃興有直接關係。會昌滅佛導致僧人北上駐錫，對遠離中原的燕薊地區而言，可能是佛教的機遇。五代十國時期，儘管戰亂頻仍，但盤山已聲名在外。

　　遼代盤山佛教進一步發展，進入繁榮階段。遼時薊州屬南京道，北京及周邊地區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加之遼朝統治者的扶持，該地區佛教呈興盛態勢，盤山也多出經律義學高僧。千像寺規模巨集大的線刻佛造像集中刊刻於遼代，部分保留晚唐風格，是觀察佛造像藝術在北方地區傳播的珍貴實物。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經過20余年田野調查，已在126處造像點發現552尊造像。盤山千像祐唐寺創建講堂碑立於遼統和五年（987），記錄了千像寺增建講堂的過程。

　　金元時期，可統稱為盤山佛教的動蕩期，以佛道之間的衝突和融合為顯化特徵。其中，佛教在金朝有一個短暫的較為穩定的發展階段。蒙金戰爭導致僧人逃離寺院，興盛一時的全真教趁機到盤山傳教，北少林寺經歷了佛道衝突和頻繁更名。佛道之爭平息後，盤山佛教的生存環境趨於安寧，《漁陽盤山少林寺安練魔期三載碑記》反映了寺院僧人結制練魔的情況。

　　進入明代，盤山佛教迎來一個新時代。此時盤山處於明代“九邊”的防禦前線，帶有濃重的邊防軍事色彩。明代是盤山佛教的分水嶺，精於義理的高僧大德銳減，僧人與世俗生活的關聯卻愈發密切。明代也是盤山寺院的集中重修期，寺院修繕多由僧人或信眾自發而為。僧人在佛學義理上出現了諸宗融合的特色。憨山被譽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萬曆元年（1573）在千像寺后的石崖內與隱者共修。從明代開始，文人遊盤激增，明代豐富的版畫類圖書中也出現了盤山形象。

　　明清鼎革之際，盤山於動蕩時局中成為晚明草莽孤臣自放深山的避世之所。親歷佛道之爭的北少林寺，於明末清初建多寶佛塔，該塔出土造像、佛龕模型、佛塔模型、經卷、飾件等不同質地文物169件/套，其中包括道教造像數尊，是北方地區元明時期佛道融合歷史背景的絕佳考古例證。

　　清王朝建立後，薊州作為邊境的屬性已經不復存在，成為毗鄰京師、帶有“後花園”性質的腹地，為越來越多的文人遊山提供了便利，天津鹽商家族的查為仁、查禮兄弟以及金玉岡等本土文人多次遊盤，留下重要的歷史文獻和視覺圖像。隨著清東陵選址遵化，薊州成為清帝謁陵的必經之路，盤山日益受到皇帝重視，至乾隆時達到極致，該階段寺院修繕多由皇家主導。清代盤山佛教的世俗化更加明顯，義理式微、信仰繁榮，出現了智樸等具有文人底色並廣泛介入世俗生活的儒僧。智樸在朱彝尊和王士禛説明下撰《盤山志》，影響深遠。

　　經歷清代前中期的“黃金歲月”后，盤山佛教從嘉慶皇帝開始漸漸衰落。民國軍閥混戰，加之日軍入侵，社會動盪不安，寺院漸趨衰敗，多毀於戰火，乾隆營建的靜寄山莊也被拆毀。傅增湘、周肇祥等留下的遊盤詩文，堪稱盤山古代人文史的最後一抹燦爛晚霞。

　　由上可見，盤山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第一次是由自然之山向佛教名勝轉型，唐遼時期完成轉型，確立佛教名勝地位。第二次是由佛教名勝向人文名勝轉型，從明代開始，至清代前中期完成轉型，確立人文名勝地位。以明代為界，明之前盤山宗教色彩濃郁，多出高僧大德，僧人是山林“歷史敘事”的主角。明代之後特別是清代，盤山宗教屬性逐漸淡化，明清文人和清代皇帝成為塑造盤山人文景觀的主要力量。

　　【盤山的文化遺產】

　　盤山的文化遺產，是其以佛教為基本特徵的人文史的實證，是一筆尚待深入挖掘的寶貴財富。

　　筆者將盤山的文化遺產分為實體與文本兩類。實體遺產大致細分為四類：舊石器遺存、佛教遺存、清代皇家園林遺存、抗戰遺存。其中尤以佛教遺存最為豐富，這是由盤山歷史文化的特點決定的。盤山歷史上的梵宇佛剎，構成該地區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觀，包括寺院遺址、塔幢、碑銘、題刻、造像等。文本遺產包括與盤山相關的史志、詩文、繪畫等，構成一個內涵豐富的文本體系。所謂“詩以山名”或“山以詩名”，歷史的、文學的、繪畫的文本讓山林獲得了更廣泛、更便捷的接受和文本意義的“活化”。遺產數量的豐富性、文化形態的多元性、存在媒介的多樣性，無不顯示出盤山厚重的人文積澱和歷史底蘊。

　　需要說明的是，實體遺產和文本遺產是筆者基於盤山文化遺產的巨集觀認識提出的概念，實體遺產大體上屬於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不可移動文物；文本遺產很難說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或可移動文物，更接近於文獻記錄，記憶遺產的特徵非常突出。實體遺產和文本遺產密不可分，有時會因為媒介不同出現屬性滑動。比如，我們既可以從大量文獻記載和清代皇家關於盤山的繪畫中看到乾隆的題詩，又能在散佈山林的石頭上見到這些詩作。前者屬於文獻檔案或具有“副文本”性質的繪畫題跋；後者則依託於山林，是傳統金石學和藝術史研究的物件——摩崖題刻，是帶有顯著文獻價值的實體遺產。我們既可以身在山林，遊覽那些寺院遺址，又可以在大量繪畫中找到它們的身影。前者是典型的人造景觀——宗教建築，後者則是盤山圖像體系之大宗。因此，實體遺產與文本遺產既統一於山林，又各具特點。實體遺產嵌入山林，與山林不可分割，但其建構的人文景觀又相對獨立，與自然景觀是平行的；文本遺產作為觀看者對山林的接受，不受山林物理空間的束縛，但也是盤山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

　　遺產是人類記憶的載體。盤山的文化遺產記錄了山林的發展演變歷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回望過去。盤山人文史就是一部記憶史，其間包含古人對記憶的建構、改造和恢復。這在蒙金時期的佛道之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北少林寺前身法興寺被全真教道士佔據后，道士毀壞了佛教遺存，將其改為道觀，當僧人重新奪回后，又消除了道士的痕跡。雙方的記載留存在碑刻、文獻等遺產中，立場不同、觀點殊異，甚至故意誇大或隱瞞了事實。討論這段歷史時，必須對相關遺產進行甄別與互讀，在草蛇灰線中尋找歷史真相。

　　盤山的文化遺產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複合式的遺產體系，可以用貫穿不同學科的方法，在歷史縱深中挖掘文化內涵，闡釋文化價值，重建人文景觀。大體而言，這些遺產的藝術屬性比較顯著，建築、碑刻、題刻、造像、繪畫、詩文都可視為藝術的表現形式，但也不能忽視其多義性。比如，碑刻、題刻首先是作為文獻而存在的，其次才是藝術價值；詩文則兼具了文獻與藝術雙重價值。具體到不同詩文，又有細微區分，乾隆題寫盤山的大量詩歌作品，文獻價值要遠高於文學價值。但是，當這些詩文被宮廷匠人鐫刻於山林后，又代表了清代中期摩崖石刻藝術的最高水準，乾隆甚至因為匠人對題刻的“敷衍”而大發雷霆。

　　那麼，盤山作為一個整體，能否與其文化遺產一樣，被視為天工與人力共同打造的藝術品？傳統卷軸畫給了筆者啟發：捲軸的形制類似山林的空間，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媒介，規範了這幅畫的邊界。畫中的山水草木類似自然景觀，房舍溪橋可看作人設景觀，而古人對這幅畫的品題，便是與這件藝術品相伴生的文本遺產。這種觀察方式有助於瞭解盤山寺院的始建年代：在一幅畫中，起筆落墨大都具有形塑空間、架構畫面的重要作用，盤山佔據了優越地理位置的寺院，類似寺院群落的“起筆”，也就意味著“點綴山林”的時間比較早。

　　【盤山的文化屬性】

　　在大致梳理了盤山的人文史和其遺產資源後，該如何認識這座山？筆者嘗試從文化遺產分類、古人修辭智慧這兩個角度進行初步分析。

　　從文化遺產分類的角度看，第一個與盤山相關的概念是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這種複合型遺產兼具自然與人文之美，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世界遺產的重要類型。中國目前有四處遺產被列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分別是黃山、泰山、峨眉山—樂山大佛、武夷山。盤山具有潛在的雙重遺產價值。

　　第二個概念是文化景觀。文化景觀也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的世界遺產類型，是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比如中國的廬山國家公園、五臺山、杭州西湖文化景觀、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左江花山岩畫文化景觀等。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首次將文化景觀納入普查範圍並給出認定標準：作為人類行為與自然的結合體，擁有明確的物質實體，為某一區域或群體的歷史、文化、習俗等提供特殊見證。在天津現有不可移動文物資源中，盤山具備了被認定為文化景觀的基礎條件。

　　第三個概念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基於人類學視野提出的文化空間，是國際社會公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類型。文化空間可確定為持續的文化活動的集中地，也可確定為週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時間。這種具有時間和實體的空間，是文化活動的傳統表現場所。文化空間既是一個有形的物理空間，又包含了種種複雜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生產，強調持續輸出文化並形成傳統。基於學界對空間概念的認識，可以將盤山視為寬泛意義的文化空間，能夠較為完整地涵蓋其實體遺產與文本遺產。

　　考慮到盤山文化遺產的藝術價值，將其界定為藝術空間也是比較允當的。這個藝術空間兼具了時間性與空間性，是時間、空間、藝術實踐三個維度的疊加，包含了自然與人文雙重要素，容納了實體與文本兩類遺產資源。它首先是有物理邊界的，就如同一幅卷軸畫對畫面空間的界定。其次，又具有溢出物理邊界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那些文本遺產就越過這個邊界，不受物理束縛，但又成為藝術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有，這個空間具有內生滋養的連續性，始終處於活態。不同時期的人持續地適應、改造和觀看它，賦予了這件“藝術品”不同的線條和色彩，亦即價值和意義。

　　上述討論將盤山放在了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中，其實也可以從中國古人的修辭中找到相關概念。孟浩然的“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將勝跡定義為一個不斷有人登臨的詩意場域，類似於文化空間概念。巫鴻藉助古代思維，對勝跡做了精彩解讀。他以泰山為例，認為勝跡將各自為營的“跡”融合為整體，從而消弭了單個遺跡的歷史特殊性。勝跡不是一種個人表達，而是由無數層次的人類經驗累積構成。筆者認為，借用白居易“勝地本來無定主，大都山屬愛山人”的修辭，稱勝跡為勝地更加符合古人對山林的感知。“跡”強調山林中的物質遺存，“地”更具空間感和整體性。這句詩包含了兩層意思：首先，勝地需要“主人”，即人的建構。缺少人這個因素，就不會成為勝地；其次，勝地的主人具有不確定性，這表明勝地的建構始終處於更新狀態。蘇轼認為“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也帶有類似思辨意味。古代勝地的塑造者恰恰以“外鄉人”居多，盤山也不例外。

　　勝跡也好，勝地也罷，都與山林的自然屬性相對應，包含了人類經驗的持續積累，登臨與題詩即是賦予勝跡或勝地文化內涵的重要人類活動。這種經驗已經超越了盤山物理空間的約束，類似於讀到卞之琳《斷章》時的感受，風景是詩意的源頭，詩意生成的空間在看與被看中不斷擴大，早已離開這個源頭，形成一個拓展的意象。古代登臨盤山的詩人不僅領略幽谷梵音，也在遙想著留下足跡的先人，將他們記錄在詩文中。歷史被記錄的同時又增添新的內容，如此往複，不斷生髮。

　　【盤山的文化生態】

　　既然盤山是一個以佛教文化為基本特徵的包含了豐富遺產資源的文化景觀或文化空間，體現了人類在與自然、社會的互動中實現“自我確認”的層累創造，那麼，用什麼方法解讀它？就如同上述關於盤山文化屬性的討論，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答案並不唯一。筆者認為，像盤山這樣集合了自然與人文的空間，實際上就構成一個自成體系的文化生態。通過對文化遺產的觀察，解釋人與自然、社會的複雜聯繫，以及由此產生的變數的互動，可以揭示其人文史的內在邏輯。當然，無論何種觀察方法，都要強調多學科的介入和整合。

　　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和載體，也是文化生態的核心要素。盤山人文史是由不同時代的人創造出來的，要格外留意歷時性脈絡中與實體遺產相關聯的營建者（有時表現為破壞者），以及與文本遺產相關聯的觀看者。他們基本構成了盤山不同歷史時期的敘事主角。借由對人這個核心要素特徵的分析，能夠清晰地發現盤山人文史轉型的軌跡，以及轉型所依託的不同歷史語境。盤山人文史的第一次轉型即由自然之山向佛教名勝轉型，僧人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盤山由佛教名勝向人文名勝轉型時，僧人退場，文人登場，作為觀看者的文人掌握了閱讀盤山、塑造盤山的話語權。乾隆是其中的特殊人物，集營建與觀看於一體，對盤山的塑造表現在“迹”與“文”兩個方面，幾乎囊括了古人塑造山林的所有手段，強力推動了歷史轉型。他首先面對的不是山林，而是塑造過山林的古人。他要努力擺脫來自古人的“影響焦慮”，對智樸《盤山志》的批評，就是拿回“解讀權”的表現。

　　空間、環境是討論文化生態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建構盤山人文史的關鍵，強調的是抽離時間因素後盤山各種線條、色彩以及媒介之間的互動，體現了自然對人的影響以及人對自然的適應。盤山幽邃的環境為寺院營建、僧人修行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山林大多不具備開敞巨集闊的空間，寺院規模較小，也沒有都市寺院繁華。這是盤山反映出的山林寺院的共性特徵，是古人對空間、環境適應的結果。當然，盤山之所以成為盤山，主要體現在它的獨特性上。盤山的地質構造不適合鑿刻石窟，但風化而成的花崗岩為線刻佛造像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千像寺造像就是古人對自然稟賦的巧妙借用和非凡藝術創造的見證，是人在自然、社會、技術等條件共同作用下的產物，也是盤山生成的具有唯一性的文化樣貌。

　　歷時與共時還需要結合起來觀察。比如，盤山的空間屬性在歷史上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大體上是越來越靠近政治和文化中心，地緣優勢逐步凸顯，從唐代邊塞詩人筆下的邊地，到清代成為帝國統治疆域的腹地，並藉助地處東陵與帝都之間的獨特區位，加之乾隆對其極具私人化的喜好，一躍而成為“皇家山林”，寄託了皇帝在山水園林、詩文書畫等方面的趣味。獨特的時空關係塑造了獨一無二的盤山，使其與佛教聖地五臺山和象徵江山社稷的泰山在文化面貌上都存在明顯區別。此外，也要特別注意另一個現象，盤山很長時期處於古代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區域和不同政權的邊界地帶，不同政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藝術在此交流共生，碰撞融合，生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現象，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多元一體國家發展的重要見證。

　　還有，要留意影響文化發展的各種變數之間的關係。勝跡既有賴於天工創設，也離不開人力培成。天工與人力，又可分離出正負兩種力量，可以理解為營造與破壞，因此，人、自然、營造與破壞這四個因素演化出更為複雜的變數。觀察盤山人文史就會發現，當天工與人力呈正向互動時，便是盤山人文鼎盛之時。清代前中期皇家高度重視山林資源的培護，再加上大規模建設，盤山人文史迎來頂峰。民國社會動盪不安，自然災害頻發，盤山寺院凋零圮廢，衰落至低谷。但是，文人遊盤卻在民國迎來一個高潮，創造了足以媲美以往任何時代的文本遺產。實體遺產與文本遺產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逆向互動”，是民國快速裂變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心態的寫照。文人普遍持有感傷時代之變的情緒，與迅速衰落的山林寺院產生微妙呼應。

　　以上是筆者對盤山歷史文化的一些看法，篇幅有限，難以盡言，目的在於提供新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給出“定論”。盤山是尚待發掘的“富礦”，對它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在天津歷史文化研究日益活躍的當下，有必要將其作為重要觀察物件，通過重構人文史，喚醒人們對這片山林的記憶，進而強化遺產保護與價值闡釋，擦亮這張獨特的文化名片。

　　（作者為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