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一群人像候鳥一般「遷徙」著生活。週一到週五住在市區相對面積不大的房子里，週末為了能到開闊的空間喘口氣，再住回郊區另一處稍大的房子中。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是讓孩子到他們眼中更好的學校（注：北京近幾年一直推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就近上學，也無任何官方的學校排名）上學。
顯然，能選擇這樣奔波的日子，說明已經是北京生活的幸運者，靠自己或幾代人的努力在北京擁有了房產，多數不止一套。生活中沒什麼值得去吃苦的了，除了為了孩子。這似乎是沒苦硬吃，但他們無法自控地傾盡資源試圖在教育上為孩子托舉。不過當疲憊與厭倦襲來，他們也意識到，生活從走上岔口開始，就無法輕易回頭。
孩子上小學那年，林一凡在反覆衡量之後，一家五口搬進了東城區一個套內面積35平方米的房子里。當初裝修，為了住下孩子的姥姥、姥爺，設計師畫了好幾輪圖紙。最終，這個家捨棄了客廳、沙發。夫妻加孩子三口人睡一張上下鋪，再加個隔斷，姥姥、姥爺只能睡兩張單人床，腳對頭，在房間邊上貼出一個長條。
林一凡在醫藥行業工作，和丈夫多年打拚，在北京擁有3套房子。但為了孩子到北京東城區的小學念書，他們住進了最小的這套。搬進東城之前，她就想過，要開始過一個很「苦」的生活了，可這份苦還是比她想像得更瑣碎。
人是住下去了，但空間實在勉強。隔音是沒有的。床跟床之間的距離不過兩三米，老人早上4點起床，林一凡就會被吵醒。誰打個電話，整個家都聽得很清。5個人擠在一起，隱私變成了極為奢侈的東西。
雖然買了車，也無法在車位緊張的東城區擁有開車自由，車子週一到週五都不敢輕易挪動。
在逼仄的空間裡，一家五口沒有一個是開心的。尤其是在有選擇的前提下。日常矛盾幾乎一觸即發，兩代人很多年沒在一起生活過，因為反對母親把洗衣液的瓶子剪成肥皂盒用，林一凡跟她母親大吵了一架。
做出候鳥的決定之前，林一凡也想過解決辦法。比如租個大點的房子，但以孩子的小學為圓心，半徑一公里內能選擇的社區有限，且都很老。「很難租到願意住的」，但凡裝修好一點的，流通出來的機會都很小。她也嘗試過讓父母搬到朝陽區的另一套房子里住，結果老人來回兩邊跑照顧孩子並不方便。
哪怕在北京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能做的選擇好像也不多。生活在持續的忍耐中向前，直到一次林一凡父親的腰疼犯了，老房子沒有電梯，救護車開到樓下，發現樓道太窄，擔架上不了，他只能忍著劇痛從4層走下來，才被救護車拉走。因為愧疚，那之後，林一凡發誓不會再讓父親過這樣的生活。她讓老人收拾東西去了昌平那套110平方米的房子里，決定和丈夫獨自承擔育兒的勞動。
祖父母有退出的機會，但作為父母，林一凡能給自己找到的喘息方式，是在北京這座常住人口兩千多萬的城市裡，開啟一種候鳥般遷徙的生活。
只剩一家三口，仍然沒有改變這個房子局促的現實。為了鬆口氣，每到週五下午，林一凡接上孩子，打包好週末要用的東西，甚至等不及丈夫開車回來，一刻都不想耽擱，坐地鐵一個多小時，回到昌平的家裡，只為度過一個開闊的週末。
這珍貴的一天，讓她獲得精神上的釋放，甚至有「度假」的感覺。到了昌平，她形容，「什麼都很開闊，房子也很開闊，周圍的社區也很開闊。」
社區外面的公園，滿足了她想多帶女兒到室外走一走的願望。因為剛上三年級的女兒，已經查出了近視。和寸土寸金的東城區相比，在這裡，哪怕天氣不好不去公園，在小區里轉一轉，林一凡的心情也會變好。更重要的是，這是個三居室，每個人重新擁有了隱私和空間。
周日中午，他們再攜家帶口回到東城，趕上把車停在社區的最後幾個空位，開始新的一周。相比於「在一個不滿意的地方待365天」，她寧願為此忍受一些折騰和奔波。
這樣生活的代價是，生活用品要買雙份，孩子練的鋼琴兩邊都要有，改善視力的設備只有一套，週末就沒法用。經常到了周中，孩子學校突然通知要辦活動，穿黑色小皮鞋，但這些衣服是上個季節的，林一凡早就在換季的時候收到了郊區。
不只是林一凡，很多選擇候鳥式生活的人，都是在安穩和孩子的未來中選擇了後者。
李李為了能回到15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享受周末，已經承受了5年相似的動蕩。同樣是為了孩子到她覺得更好的學校念書，她在北京豐台和東城相距20公里的兩個家之間來回遷徙。
兩個房子的對比過於強烈。一邊是一家五口擠在租來的60平方米的兩室一廳，樓道里永遠掃不乾淨的煙頭、煙盒，讓她毫無收拾房子的慾望。另一邊的房子里能擁有自己的書牆，能邀請同事到家裡吃飯。大客廳闢出陽臺大小的區域養滿了綠植。小孩兒能在小區里玩耍釋放用不完的精力。在她眼裡，這才是生活應該有的樣子。
為此，她每天都體驗著強烈的臨時感，「非常倒騰」。每到週五下午，就開始盤算怎麼接孩子。忘帶衣服和孩子的作業，兩邊來回閃送是常有的事。她和丈夫輪流住在東城，這也意味著，他們只能做週末夫妻。
在生育之前，林一凡沒想過自己會為了孩子做到這種程度。
她畢業於協和醫科大學，丈夫畢業於清華，兩個人都是學霸。「就基因遺傳來講，我們的孩子應該不至於太差吧。」她說。她小時候讀的是當地普通的小學，也沒耽誤她考上大學。婚前，丈夫在朝陽區就有一套房子，對口的小學完全滿足她之前的預期。
但孩子出生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首先刺激林一凡的是當年的出生人數。她生孩子的2016年，全國正式實施二孩政策，出生人數比前一年一下多了212萬，增長了11%。
「我一看，哎喲，天呐，我們孩子出生這年，比2000年和2008年這兩個人口高峰出生的孩子還要多。」她立馬開始為10多年後焦慮，「將來教育的競爭會遠遠比我們想像的要激烈」。
朝陽區的學校不能滿足她的規劃。當年7月，她鎖定了東城區一所在很多家長眼中算得上「數一數二」的小學，花500多萬元購入了這套房本面積46平方米的學房。
她也想過買個更大的房子，但市場比她敏感。當時，一些家長群裡傳聞當年東城的高考成績很好，好幾套房子還沒等林一凡談價格，就已經沒了，「已經容不得你慢慢挑，慢慢等」。理智上，林一凡覺得自己「瘋」了，但她不得不衝進這個市場，「因為跟孩子有關」。
她的父母不理解她在教育上的投入，花那麼多錢有什麼用？林一凡回他們：「那我留著錢又有什麼用？」
傾盡資源去托舉孩子，她說，「我其實只是想要一個下限」，「能上個985，或者211，人生的下限不至於特別低（就可以）。」而抵達她所說的「下限」，更好的小學和中學，在她的選擇里，意味著更高的確定性。
為了這種確定性，李木木放棄了海澱的學校，選擇了讓孩子到西城念書。在孩子上小學之前，她四處聽了很多所謂專家的講座，很快接受了一種觀點，「海澱的『教育內卷』太嚴重了」。「聽完我就覺得我非去西城不可，我們也沒時間拉著小孩去各種通關打怪。」她說。
她選擇了西城一座很多家長眼中資源很好的小學，能直升民間口碑很好的初中之一。這在她眼裡，意味著「能繞開小升初，孩子能少受一次罪」。儘管她清醒地知道，這些所謂的講師多少有點危言聳聽，但她還是被說服了。為了獲得這個學位，她和丈夫賣掉郊區600平方米的3層別墅，以一千多萬元的總價購入了金融街一套50多平方米的學區房。
她有兩個孩子，從大兒子四年級開始，一家四口就搬進了這個50多平方米的開間。週一到週五住在這裡，兩個孩子睡一張上下鋪，夫妻兩人睡一張雙人床。到了週末，再遷徙到9公裡外石景山那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
北京從2014年開始實行「中考鎖區」，是指各區域的高中幾乎只招收各自區域的初中生源。而想在小學、初中轉學的話，也要在特定的年級轉，以及想再選擇公立學校的空間也不大。這意味著，在孩子選定在某個區域讀書後，直到高中畢業，大概率將在這個區一直讀下去。一旦做出選擇，決定的通常是之後9年到12年的生活。
很多家長在解釋這種選擇的原因時，都會提到兩句話，「為了孩子」「不敢賭」。
李李不是一個對孩子的學習成績追求太高的媽媽，她的期待甚至是，「他長大後做個小生意就可以」。她在東城擁有一個學位，對應的小學能直升一所熱門初中，但她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個看起來在教育上確定性更高的通路，寧願為此每周奔波。
比起想夠到什麼，李李說，她更擔心的是錯過什麼，「也許他是一個學習上非常強的孩子，需要有更好的教育品質來托著他呢？」
對確定性的想像，有些時候來自一條路的可行是經過實踐檢驗過的。
林一凡當初買房猶豫時，是丈夫推了她一把。丈夫的成長路徑就是小學時為了上一個特別好的小學，全家放棄大房子，住在爺爺留下的很破的小房子里。小升初時奧數成績出色，被選拔到當地數一數二的中學，最後考到清華，留在北京。所以，他研究生畢業，剛工作一兩年準備買朝陽那套房時，學區就納入了他的規劃範圍。
林一凡還在為是否搬去東城搖擺時，丈夫就很堅定地說，「為了這6年高品質小學的教學，我們還是值得去吃這個苦。」
人總是會想去複製實踐過的可行路徑，尤其在教育這件事上。
和林一凡的丈夫一樣，陳默對這種生活的忍受度也很高。她是北京人，自己小時候念書就在北京海澱和房山兩個相距30公里的地方遷徙。有了孩子，為了讓她讀一所西城區的小學，她自然而然地沿襲了這種候鳥式的生活，週一到週五在西城租房，週末回房山。
過去7年，在家裡不用為學區買房的前提下，陳默在房租上的支出近100萬元。這中間，因為房子突然不能租了，她臨時搬了兩次家。小升初換學校時，又搬了一次。
那次搬家，她只用了一周。初中錄取結果出來的當天晚上7點，吃過晚飯就跟著仲介去看房，第三天就定了下來。談起這種生活的磨損，陳默說，「都是成年人，結果導向，沒什麼可矯情的。」
可現實始終和想像有時差。複製同樣的路徑，當不同的結果出現時，家長們也往往會對這種生活有所遲疑。尤其當未來的確定性開始瓦解，對生活和奔波的忍受就變得不再那麼自然而然。時間越久，沉沒成本越高，林一凡和陳默都很難不把孩子的學習成績視為衡量這種生活值不值得的標準。
小學高年級，陳默女兒的成績並沒有達到她的預期。她清楚地知道，如今小孩的課業難度和自己當年沒法比。有一次，女兒問她，「媽媽你們那會兒也這麼難嗎？」「我說不好意思，你媽那會兒確實沒學過這些。」但另一方面，全家窮盡資源，語數外的補習班全安排上，她總覺得，成績還不達預期，原因在於孩子的「內驅力不夠」。
孩子上小學之前，林一凡還非常認同東城教育的「相對鬆弛」，但3年時間過去，女兒第一次期末考試，沒有看到什麼成績，她開始焦慮了，覺得學校教的東西太簡單了，擔心「跟她的高考蠻脫節的」。
現實和想像的距離，隨著孩子的長大變得越來越具體。首先是學習天賦上，孩子沒有她想像中的優秀，不指望遺傳爸爸學神級別的智商，但「甚至沒有遺傳到我們家最低的那個人」。現實的就業環境也在變化，過去她覺得將來孩子考個211大學就不錯，但「現在（211大學畢業）想找個還不錯的工作已經不夠了」。
林一凡開始反芻當初的決定，是不是選錯了？入學政策每年都在發生變化，東城區的小升初大部分學校是「多校劃片」，也就是未來能上什麼初中還要隨機搖號。她開始萌生出一絲後悔，朝陽區學校的優勢在她眼裡被放大，「我只能看見別人家孩子在這樣的模式中獲益，但是我們什麼都不行。」
她甚至考慮過，要不要帶孩子換個城市高考。「你跟誰競爭，也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因為北京的競爭就是你的對手太強了。」
週末再回昌平的房子里，林一凡開始有種「偷懶」的心態，覺得自己為了雙休日能開心一點，逃避了對孩子學業的付出。她糾結過要不要忍得更多，所有時間都在那個35平方米的房子里度過，「在這兒吃苦」，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孩子的學習上。她說，「所有的中國父母，包括我自己還是沒有跳脫這個圈，我們是不太會完全為自己而活的。」
最終，她還是不願徹底把自己12年的生活都犧牲掉。
即便不考慮苦不苦，陳默也因為入學結果的不確定性恐慌過。好在，女兒錄取進的中學，符合她的設想。公佈抽籤結果那天，她看著家長們的朋友圈，結果不好的人，發一些雞湯的話「鼓勵自己，說服自己」，但她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很難受。
她不敢細想，如果自己女兒的抽籤結果不如意，要怎麼接受眼前的生活。覺得難熬的時候，她就會想想其他人——一些人花了大幾百萬買房安置下來，房價跌了，入學結果又不滿意，「中年人嘛，向下比，心態就會好一些」。
在兒子上五年級之後，李李開始明確地後悔選擇候鳥的生活。但這種後悔不來自奔波倒騰帶來的磨損，而是對孩子的影響比她想像的更大。
一次接到學校老師電話，聽到兒子小文跟別的小朋友發生衝突，「牙都被磕了」。
後來聽別的家長說才知道，和小文打架的小孩，在班裡也經常跟別的小朋友發生衝突。老師提醒過李李，讓小文不要再跟他玩，但小文不肯，他給了李李一個無法反駁的理由，「我要不跟他玩，就沒有人跟我玩」。
因為兩邊遷徙，小文週末不能跟學校的朋友在一起玩，導致他在兩邊都像一個外來者，沒有穩固的友誼。這是李李過去沒想過的。在她的追問下，小文不只一次提過這種孤單。他所在的小學，很多孩子一放學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小文也進不去。
小文考試成績不及格時，李李並沒有因此懷疑候鳥生活的合理性，但交不到朋友，這在她的觀念里是無法接受的。「小孩在交朋友的過程中，會建立很多對社會關係的感知」，沒有固定的朋友，「其實挺慘的」。這件事對她造成很大的衝擊，「有必要花那麼大的精力，讓大家都難受嗎？」
小文天生調皮，但學校的理念是遵守規矩。男孩無處釋放的精力，讓他們只能躲在廁所裡打鬧，她和丈夫因此經常接到老師的電話。最讓她生氣的一次，是小文又和那個小朋友發生衝突，但學校還是沒有解決辦法。
李李想過把小文轉回豐台上學，但此時他已經上五年級，想停下兩邊奔波的生活成本只會更高。因為根據轉學政策，小文如果轉去豐台上學，無法選擇心儀的公立校，大概率要上私立校。學費是一筆不少的支出，更重要的是，小文也不肯。她問過小文，想不想回豐台念書？小文回答，「除非把整個班級都搬回來。」5年的相處，他已經和同學有很深的感情。
每個決定背後，所牽扯的東西都比想像得更複雜。沉沒成本已經很高，李李體驗到一種強烈的被卡住的感覺。全家已經忍到孩子上五年級了，現在回去，「這不是有病嗎？」她只能咬著牙往下走，等轉機的出現。
李木木的後悔感比李李更加強烈。我問她：「有沒有一些時刻覺得真的堅持不下去了？？」她回道：「我說每時每刻，你信嗎？」
過去兩年，她犧牲了幾乎所有的生活品質。為了搬進50平方米的開間，她賣掉了很多衣服，因為小房子放不下，放大房子里沒機會穿，賣不掉的，也一股腦兒扔了。
扔掉的不只是衣服，「還有對美好的追求」。在北京打拚多年，她曾對生活有過幻想：「孩子放學後有院子可以跑一跑，能養一隻大狗。」但現在，她戒掉了買花的習慣，「花插在家裡，看到的都是衰敗的東西，就不想再搞了」。
小房子里，每次用完桌子要收起來的時候，她都覺得狼狽，「就感覺越活越倒退了，從來沒過過這種日子」。週末到大房子里，也並不足以緩解生活的犧牲感和委屈。
因為西城沒地方停車，每週五晚上，她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拎著一個行李箱打車去石景山，為了減少行李，她把孩子的作業撕成一頁一頁。周日晚上如果東西多，她開車回西城後，還要把車再開回石景山，再打車或坐地鐵過來。哪怕丈夫承擔了很多家務，這種時刻多了，她還是喪失了歸屬感。
她想過改變。比如在西城附近租個大的房子，但一家四口，租個看得上眼的三居，房租要3萬元，一年36萬元。這會讓生活的壓力更大，「每天眼睛睜開，一晚上上千塊的住宿費就沒了」。兩個孩子相差6歲，把時間拉長到12年甚至18年，這筆支出她不敢細算。
對李木木來說，生活還能稱得上喘息的時候，是寒暑假帶著孩子們回雲南老家玩。在雲南，她經常想，要不就離開北京算了，但丈夫堅決不同意，「他很不想孩子將來再懷著一個對北京、對大城市的嚮往，再來走一遍他走過的路」。
生活不敢輕易再發生變動。李木木也瞭解其他城市的教育情況，她始終擔心，「折騰一圈兒，你的結果會比在北京好嗎？」
從小到大，她接受的教育也是「吃得了這份苦，你就往上走」。一切都讓她選擇繼續回到原本的生活中。哪怕內心「已經說髒話」，臉上還是得笑嘻嘻地去面對。
李木木經常覺得，自己「可能已經有心理問題了」，生活的壓力讓她控制不住自己對孩子的成績有所期待。她不自覺地經常對孩子說：「我們住在這的目的就是為了你把學習學好，你不能以犧牲我們，再換一個看不上眼的成績。」好在大兒子的成績穩定在班裡前10名，但晚上回家看到他不學習，「在那兒轉悠來轉悠去」，她心裡還是會想發火。
因為有兩個孩子，這種生活的時限對李木木來說或許是12年甚至是18年。我問她：「真的能熬下來嗎？」她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還好，我這個人非常會幻想。」
現在，哪怕回到雲南，她也無法體驗到完全的放鬆，因為還是要面對北京的生活。她擔心自己會有強烈的「戒斷反應」，玩上四五天，就會擔心「沒有勇氣去面對日復一日的壓抑」。
她能讓自己好受的方式是，去網上搜蝸居生活，看著別人更逼仄的生活環境，給自己一點心理安慰。
哪怕這樣，後悔僅限於後悔。在孩子的事情上，她說，如果讓她再做一個選擇，她可能還是會這麼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