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生的“地下手機買賣”，有時候超乎家長和老師們的想像。
劉維是一名小學老師，有一次，他到手機店裡換電池，看到一堆不是很值錢的舊手機。
好奇之下，他問老闆：“這些五六百塊錢的二手手機，誰會買來用？”
老闆告訴他，這是賣給小學高年級的學生和初中生用的。他們平時不允許使用手機，有些學生便私底下偷偷存下零花錢，拿來買二手手機。機子價錢不高，即使被家長沒收了，學生們也能再換一台。
這段經歷，讓劉維頗為震撼。日常教學中，他經常跟自己的學生交流，理解電子產品給學生帶來的影響，但他沒想到，越是嚴管，手機需求越是強烈，甚至轉至“地下”。
外界對類似現象的擔憂，顯而易見。不久前舉行的全國兩會，多個提案與手機相關。全國人大代表姚明提議，設立“熄屏24小時”行動，讓孩子去體驗真實的世界；政協委員洪明基發佈視頻，希望國家立法，嚴禁家長給15歲以下的孩子購買和使用智能手機。
該不該禁止孩子用手機？這個爭論了十多年的話題，經常熱度高漲，卻總是不了了之。最近兩年，國外也就兒童、青少年的手機和社交媒體禁用法案，展開過激烈辯論。法國、澳大利亞、巴西等國，都已經全面實施。
多年來，政府、機構、學校、家長和其他人都認為，兒童使用智慧手機與欺淩、自殺傾向、焦慮和學習注意力不集中等現象有關。但所謂的“沉迷手機”現象之下，有哪些困境是我們還沒看到的？
秦芹是一名公立學校的初中老師，她表示日常怎樣管理學生使用手機，確實是一個問題。
平時，她所在的學校明令禁止學生帶各種電子產品，“工作日不可以玩，只有週末可以”。但是，具體的執行情況，還是看學生的自覺性，以及家長的監督程度。
校外，學生的自由度變高了。秦芹知道，學生們使用最多的場景還是刷短視頻和玩遊戲，有家長跟她反饋，孩子在家裡非常“囂張”，經常會因為手機和父母發脾氣，搶手機。即使是班裡成績較好的學生，其家長也會吐槽，學生在家裡不夠自覺，手機誘惑太大，導致學習鬆散。
學生在學校違規用手機，她往往會選擇先沒收，然後和家長商量怎麼處理，“還是以耐心溝通為主，手機一般會放到學期結束才歸還”。如果是住宿生，則要停宿兩個星期作為處罰。
秦芹表示，自己所帶的班級不是重點班，學生的成績和學習習慣相對沒那麼好，所以手機的管理也難。而且，現在的學生更脆弱了，“老師也不敢硬著來，要察言觀色。”
社會新聞里，手機引發的衝突和矛盾並不少見。
2024年，在江西上饒萬年縣一中學，七名初中生帶手機去學校被發現，他們排隊站在講臺上，當著同學的面，將手機扔進水桶。
極端案例里的衝突，背後是複雜的現實因素。
首先，手機使用的低齡化，已經是突出的社會現象。
早在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青少年藍皮書》就顯示，10歲以下兒童的觸網比例達到72%，八年前，這個比例為56%。藍皮書還顯示，超過64%的小學生擁有自己的手機。結合近年各機構的報告，這個趨勢只增不減。
其次，由此衍生出的手機生態，已經是學生流行文化里的一部分。
劉維發現，即使孩子們平時不會帶手機上學，但他們聊到的話題都跟視頻、遊戲相關。
下課後，他經常看到一群孩子湊在一起，大家聊得最多的是“你玩什麼遊戲”和“你有沒有刷到什麼有趣的視頻？”，這些內容，幾乎是孩子們的共同話題。
除此以外，小學生們會以手機里的遊戲人物為原型，創造和改編成課間活動的新遊戲，而網路上流行的某些段子和口頭禪，也會很快在學生們之間流行，成了他們的“社交貨幣”。
“遊戲社交”“手機社交”漸漸成了中小學生建立友誼的方式，但矛盾的是，特定教學場景，卻不得不藉助手機完成。
秦芹表示，她所在的地區進行了中考改革，其中英語科目的聽說部分分量加重，且佔比較大，日常訓練需要在特定的APP上完成。每週末，老師都會佈置一定的訓練試題，她知道，其實大部分學生都會用手機來完成試題。
客觀上，學生的作業離不開手機的輔助。
所以，不少一線教師的選擇是，一方面，説明管理學生們在校期間的行為，另一方面，通過班會課等活動告知他們，手機會帶來詐騙陷阱以及網路霸凌，讓他們學會防範。
只是，在教學管理以外，老師們還在學生身上看到更深層次的隱憂。
劉維對學生的手機問題並沒有那麼悲觀。他反而理解孩子們的選擇，因為“這是少數他們能自由喘息的時間”。
劉維是一名沿海地區的小學老師，同時擔任班主任工作，其所在的學校是主城區的核心學校。學校里，很多孩子基本是“城市裡長大的孩子”，學習資源豐富，家庭條件不錯，父母也願意為教育投入。但是，孩子面臨的學習壓力很大。
他描述了小學生一天的常規作息：“早上6:30要起床了，吃完早飯到學校大概7:50，這一段上學的路程往往很趕，大人行色匆匆趕上班，孩子們步履不停，到了學校以後，緊鑼密鼓的一天就展開了。”
課間的10分鐘時間，原本能讓學生簡單休息，但為了減少安全隱患，現在學生下課後的活動範圍和時間都很少，如果下一堂課的老師提前到達教室，學生們除了“廁所社交”，跟同學講話的時間也沒幾分鐘。
等到他們放學，仍然沒有自主活動的空間。他們要麼被送到託管機構里接著上培訓班，或回家繼續輔導作業。
劉維感慨道，“這一天的學習下來，孩子的安排很滿很滿，幾乎生活在全方位的監管之下，這麼緊張的狀態里，孩子能社交的場所不多。”
他發現，越是嚴格管控孩子用手機，他們的好奇心越重，反而會以別的方式，彌補自由社交的需求。
“問題的重點是，孩子沒有太多喘息的空間。”劉維認為，與其說擔心孩子過度使用手機，不如說，現實情況里，他們連使用手機的時間都沒有。
壓力是多維度的。劉維舉例說，他所在的小學實行的是“五四學制”，也就是五年小學和四年初中的義務教育。“不過，在全國範圍內，鮮少有五四學制的統一教材”，他所在的學校，沿用的還是六三學制的教材。也就是說，原本六年學完的知識，壓縮了一年的時間，“對於一般的孩子來講，肯定是在趕進度的。”
而不少小學生的課外培訓班，包括奧數班以及特長培訓。劉維直言，這源於他所在區域的高考、中考競爭激烈，頂尖高中往往是在初二、甚至初一時完成部分學生的篩選，“最優秀的孩子在初一就被抓走了”。在這樣的篩選壓力下，即使還在小學階段，“難免導致教得難、教得快的情況出現”。
層層傳導的考試壓力，讓一名學生從小學開始就過上了相對高壓的生活，而以前“粗生粗養”的養育方式也漸漸被家長們淘汰。
“有時候老師其實也會給孩子帶來壓力”，劉維直言，“坦白來講，老師現在算是一項高危的職業，在引導孩子的過程中會著急，批評過度，引發了孩子的情緒，我們在網路上也能看到例子，這是很難忽視的因素。”
他還提到，隨著學生的成長，同伴關係漸漸取代了親子關係，同學之間鬧得不愉快了，甚至有被排擠的情況出現，“這一類社交問題帶來的情緒很難宣洩出去。”
在手機上，很多孩子會選擇在網上記錄自己的情緒，而當他們正常的社交需求沒有被滿足時，電子產品往往成為了代償的工具。
一塊電子螢幕，不僅滿足了孩子輕鬆休閒的需求，在某些特定的時間地點禁止狗狗地區和場所，還給了他們扭轉世界的社交意義。
2018年，東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濤帶領的課題組在四川進行了一項田野調查，他們想了解網路遊戲為什麼會在鄉村兒童間風靡。
在這項田野調查裡，李濤觀察到一些有意思的現象，具體來說，遊戲賦予了“差學生”看待成績好壞的新視角。
他們所調研的班級里，老師按照學習成績進行了座位的排序，希望以中間帶動兩邊的同學提升成績，其中，中間是成績較好的學生、兩邊是成績較差的學生。
但是，在“差學生”看來，事情不是這樣的。其中一名愛打遊戲的同學告訴他們：“我們週一到週五的工作就是研究遊戲戰術，處於蟄伏狀態，到週末才開始真正的工作（學習）；他們（好學生）從週一到週五都在工作（學習），週末則蟄伏（遊戲）。”
令李濤驚訝的是，網路遊戲改變了這些所謂的“差學生”對學校生活的理解。在他們的視角里，好學生不會打遊戲，不得不好好學習，而週末才是自己開展主業的時候。
“我沒想到遊戲還存在這麼一個構建符號世界的功能，幾乎是重構了一套話語體系，而且它在小孩的世界裡還那麼受到認同。”
網路和現實世界變得密不可分，也讓幼小的孩子不再理會成人世界里的規則，“自洽”地適應著鄉村生活里的嚴肅與孤獨。
網路遊戲也挑戰了老師的權威。李濤在調研中總結道，“網路化生存”挑戰了以往的“知識權威”和“關係權威”。網路是孩子和老師一起共同膜拜的權威物件，他們發現曾經的知識權威——老師不再是什麼真正的“大人物”。
在他看來，這種看似扭轉的教學秩序，是技術帶來的社會形態改變。以前，知識是通過前輩向後輩進行傳遞——在社會學里，這被稱為“前喻文化時期”。但現在知識不再由老師進行闡釋，“老師剛講完一處知識，孩子們就會說，我最近在手機上看過了，這是過時、被淘汰了的。”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稱之為后喻文化，也就是說，年輕人掌握了文化主導權，他們創造新詞彙、新知識，反向地把經驗傳導到前輩身上。“你看現在的后喻社會，孩子比老師還提前掌握一些新消息，這已經是日常教學的常態了”，李濤向南風窗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調研完成後，李濤也嘗試打開了孩子們玩的那款遊戲介面，他也被吸引進去， “那幾個月，什麼事都不想幹，就想玩遊戲。”
這一次調研讓李濤有了新的感悟，他認為沉迷網游並不是孩子的錯。“遊戲工業是現代工業里的一部分，（遊戲公司）重金聘請了大量專家、人才設計機制，有種種吸引人的情節，如果你想輕易退出，不可能，那是違背常識的。”
而智慧型手機則同理，李濤認為，現有的教育制度建立在工業社會的根基上，如今社會在轉型，數位化浪潮席捲而來，教育制度也應該變化，僅僅呼籲遠離手機、禁用手機，並不實際。
李濤認為，“單純苛責手機好還是壞，我認為沒有意義。”“你看現在那麼多新需求湧現，手機廠商完全可以推出符合年齡特徵的手機，譬如小學手機、初中手機等等，讓先進的技術幫助實現學習的個人化。”
不可避免的是“家庭因素”的關鍵性：“如果一個家庭里，家長天天盯著手機看，孩子很難不模仿。”
在劉維看來，“家長如果不改變，老師做得再多，作用都很微小。有些家長可能礙於面子，覺得老師說的是對的，實際上回到家裡面，還是按照原來的思維系統操作，你沒辦法給他重裝系統。”
他並不否認網路帶來的負面影響，譬如那些“爛梗”“電搖”等等的流行文化，在孩子群體里相當流行。不過從實際出發，“很多沉迷手機的新聞主要集中在寒暑假期間，這些屬於少數案例，不算是常態，會給外界帶來錯誤的判斷。”
平時的教學中，劉維經常跟家長溝通手機問題，開展過好幾次的直播課程。這些課的反饋不錯，最重要的一點是更新了家長的觀念，“很多家長會有困惑，他們也覺得手機是個壞東西，但是互聯網時代到來了，手機是把雙刃劍，他們的觀念也更新了。”
現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們更加與時俱進，也更加敏感。這讓家長在跟自家孩子溝通、相處的過程中，雙方都有著很多困惑。
譬如，劉維提到，現在的小孩子經常處於一種“抽象的環境里”，他們對網路上的熱點瞭解頗多，但是距離具體的生活很遠，“就像之前的熱搜，‘現在有的孩子居然不認識人民幣了’”。有時候，孩子們會把自己的網路口頭禪運用到語文課的寫作里，比如“yyds”這種，他們分不清正式用語和網路詞彙的區別。
2024年底，紐約大學教授喬納森·海特撰寫的《失控的焦慮世代》出版，討論了被手機餵養長大的一代，是如何面臨他們心理上的各種問題的。
其中，喬納森重點提及，社交媒體給Z世代（1995年以後出生的一代）帶來了“童年的大重塑”：女孩看到演算法推動的完美形象時，誤以為這是現實世界的標準，加劇了自身的身體羞恥感和焦慮，男孩則容易被社交媒體扭曲對親密關係的認知，“被訓練成無法愛人、無法專注的個體”。
對於低齡的中小學生而言，社交媒體的普遍傳播，某種意義上，會讓他們以為“點讚”“分享”就是互動的唯一形式，會把網路經驗理解成真實世界，從而缺乏了真實的觸覺。
在網路上，“該不該給孩子配手機”“怎麼和孩子溝通手機問題”“該收手機嗎”等等問題也見諸社交平臺，焦慮的家長們面臨著和孩子的代溝。
僅討論“禁”與“不禁”手機，似乎無法觸達問題的根本。這背後是整個社會生態的變化，現代數碼工業、遊戲工業、社交媒體文化、家庭因素、高考壓力、師生關係都與此緊密相連，甚至更遠的，還聯結到整個教育系統的更新與梳理上。
在剛擔任教師之初，劉維也曾經認為手機是“洪水猛獸”，而當他在一線工作時間越長，跟學生的交流越多，他其實越發理解到，“其實我們沒辦法阻止他們接觸網路，但我感覺還是要相信我們的孩子，他們願意去承受風險，擁抱新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