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一張黃色的便簽紙在互聯網上悄然流傳。這張便簽來自杭州“夢蝶書店”，記錄著一位逝去老人的生命印記。
便簽紙上寫道：這位王姓老人是杭州某工廠的普通工人，上世紀80年代曾通過函授學習漢語言專業。在30平方米的蝸居裡，收藏了上千本書籍——從東歐到蘇聯，從西歐到美洲，從西非到東南亞，從中國古典文學到現代詩歌，構築起一個浩瀚的精神世界。
老人離世後，子女以老人收藏的是“小黃書”為由，欲將這些書賣給廢品站。所幸“夢蝶書店”主人橄欖全部收留了這些書籍，並從中拼湊出老人不為人知的故事。
“他未曾遠行，書籍卻早已帶他見過整個世界。”“最懂你的可能不是血緣，而是散落在世界的陌生靈魂。” 網友們紛紛在社交平臺追憶這位平凡而特別的陌生人。
便簽紙連接著兩個世界：一端是王大爺樸素而豐盈的精神家園，另一端是橄欖——這位懷揣理想的文藝青年，在40平方米的獨立書店裡，以打撈舊書人生為志業。在他看來，書店猶如一葉扁舟，擺渡著一本又一本書，讓那些被時光塵封的故事得以繼續訴說。
以下為橄欖的口述。
2021年，我在二手交易平臺上偶然淘到了王大爺的藏書。沒想到四年後，這位故去老人的故事在互聯網上掀起波瀾，而我也算是替他找到了無數知音。
那一年，我接到王大爺孩子的電話。老人已經離世，子女要賣掉杭州市拱墅區的老房子，需要清空他的藏書。他們翻出一本《金瓶梅》，以為所有書都是“小黃書”，覺得沒什麼價值，打算全部處理掉。
橄欖用便簽紙記錄下王大爺的故事。
我趕到時，那間三四十平米的兩居室顯得格外逼仄。老兩口曾住一間，另一間擺著幾個書櫃，但書已經被子女裝進了魚鱗袋，雜亂地堆在地上。地上躺著一本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名作《情人》，譯者是王道乾。這是王小波推崇的著名翻譯家的經典之作，一下子吸引住了我。
我一本一本翻看，發現王大爺的閱讀範圍極廣——西歐文學、北美小說、蘇聯著作、中國古典及現當代作品，應有盡有，遠非他們口中的“小黃書”那麼簡單。
收廢品的老闆前一天來過，想按幾毛錢一斤的價格全部收走，但王大爺的子女嫌太低，這才在二手平台上聯繫了我。結果我和那老闆起了爭執，他覺得我搶了他的生意。最後我們各退一步，以四塊五毛錢一斤的價格平分了這1000本書。
但我實在不忍心讓另一半書淪為紙漿，當天下午就叫了兩三個朋友，分批去廢品站想把剩下的書買回來。老闆起初把他們轟了出來，可到了晚上，他突然想通了——這些書他自己也賣不出更高價，不如賣給我。
我們用了幾天的時間來整理王大爺的藏書，按照類別做成書目。還從書頁間夾著的票據、筆記、借書卡里，我知道了他的姓氏，最終拼湊出他的人生故事。
王大爺年輕時是杭州某工廠的工人，他在上世紀80年代函授學習漢語言專業，書堆裡我只找到一張五臺山的旅遊票，那可能是他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出遊。
他的書很雜，從東歐到蘇聯，從西歐到美洲，從西非到東南亞，從中國古典文學到現代詩歌，還買了不少養生和康復類的書。他的書幾乎每本都有反覆翻閱的痕跡，而且版本考究，連《金瓶梅詞話》都是用的香港太平書局出版的老版。
從筆記和借書卡看得出來，上世紀90年代退休后，他幾乎每天泡在圖書館裡，實在喜歡就買回家。他有一份手抄的《聲律啟蒙》，可能是太喜歡但不捨得買。還有一本包著《機械原理》封皮的《牡丹亭》，可能是家人不支援，所以把戲曲經典藏在技術書籍裡偷偷讀。
也許在那個年代，他嚮往著一個更自由的文學世界，一個不必因貧富差距或家人的不理解而放棄夢想的地方。
我把王大爺的書搬進了我在杭州租住的房子，那一千多冊藏書，構成了當時“夢蝶書店”的主要庫存。那時候，“夢蝶”剛剛起步，還沒有固定店面，只是杭州各處流動書攤上的一塊白布。
有一次擺攤，一位大哥看到書目里的影印《明容與堂刻水滸傳》，故意對旁邊挑書的阿姨說：“這書二手市場多的是，這兒賣貴了。”等阿姨一走，他立刻催著我問：“400塊賣不賣？趕緊的。”這套書在我的知識盲區里，大哥告訴我，《明容與堂刻水滸傳》可以算得上中國古代版畫的巔峰成就之一，稀有且值得珍藏。王大爺收藏的這套雖然是影印本，但能看出他選書的眼光確實獨到。
有位網友評論王大爺的故事：“他未曾遠行，書籍卻早已帶他見過整個世界。”我想，在流轉這些藏書的過程中，我不僅替王大爺找到了更多知音，也讓他的閱讀故事繼續生長。
每賣出一本書，就多一個人瞭解這位普通工人不平凡的精神世界——而這，或許正是這些書籍最美好的歸宿。
2023年，“夢蝶”從書攤變成了一個實體店，我請了兼職店長照看店面，自己則繼續穿梭在杭州的各個圖書市集之間——那一年，我跑了100多場市集。
有一次在集市擺攤的時候，一位教授的家人記下了我的聯繫方式。後來他們聯繫我，說老教授已經離世，家人遠居外地，想為他畢生珍藏的四千冊書找個歸宿。當我走進那個書房時，腳下的地板都在書的重壓下微微作響。每一本書都包好了書皮，封面上用毛筆工整地題寫著書名。
2023年，橄欖收到老教授的4000冊藏書。
老教授的藏書裡，絕版和孤本多如牛毛，光是清代、民國時期的珍本就有十余冊。而且他在書櫃里按自己的方式做了一系列編號。
在整理老教授的四千本書時，這位素未謀面的老人漸漸在我眼前鮮活起來：他是個純粹的文學愛好者，癡迷哲學，醉心戲曲。我們好似看到了他每夜窩在書房，與這些被精心照顧的書籍相伴。
老教授習慣隨手用各種紙片當書籤，於是我們就像在玩一場跨越時空的尋寶遊戲——泛黃的照片、褪色的發票、皺巴巴的票根，甚至私密的信件，都可能從書頁間翩然飄落。
我見過他與父親爭執的家書，上世紀80年代友人邀約的書信：“明日午後，某公園騎紅色自行車的就是我。”在那個通訊不便的年代，書信是最常見的聯絡方式。
有些書裡還夾著剪報。每當老教授發現報紙上的內容與書中文字遙相呼應，就會剪下夾進書中，將它們永遠地收藏在一起。這些帶著“彩蛋”的書籍總是最先找到新主人。或許每個愛書人，都渴望通過這些細碎的痕跡，與書籍的前任主人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王大爺和這位老教授的故事能在網路上引發共鳴，我想是因為這個時代開始重新發現“平民史詩”的價值。當我們的目光從金字塔尖的精英文化轉向更廣闊的基底時，那些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反而顯得格外動人——它們一直存在，只是常常被我們匆忙的生活所忽略。
有位網友評價說：“每個老人的去世，都是一座圖書館的崩塌。”但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個時代，互聯網讓我們有機會將這些瀕臨湮滅的“圖書館”重新拼湊，讓更多人可以繼續閱讀這些普通人不普通的精神世界。
我的書店夢始於大學時代。2016年大二那年，借著校內創業項目的機會，我盤下了校園食堂對面的報刊亭，銷售打折書籍和過期雜誌。
那時候，紙媒已經日漸衰退，但報刊亭這一方小天地，總引得一些人駐足。騎單車的男生來這裡買籃球雜誌，某位老師每周必購一份週報，還有一群文青在報亭里背詩——從李白到普希金，從葉芝到薩特。白天我和他們賣書聊天，晚上拿賺來的錢去喝酒，為理想碰杯。
因為報刊亭我結識了不少朋友，送出去20多把報亭鑰匙，不少學弟學妹去報亭幫我賣書，膩了再把鑰匙還給我。這算是“夢蝶書店”里“一日店長”的雛形了，現在如果我不在店裡，有人找我想看書，我會告訴訪客鑰匙在哪裡，邀請這位陌生人做一天書店的主人。
大學時代的我追逐著暢銷書的浪潮，東野圭吾、大冰、張嘉佳的作品總是最快售罄。那時的我還太年輕，分不清哪些是資本運作的產物，哪些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佳作。
現在我會更多地賣舊書，時間已經幫助我篩選出了優秀的有思想的文學作品。今年店裡最受歡迎的是西蒙娜·波伏娃的作品，她啟迪每個人獨立的思考，推動個體的覺醒。這種轉變也映照著社會思潮的變化：人們開始追求更深層的覺醒。
2022年，杭州的圖書市集上，讀者在夢蝶書店的攤位選書。
王大爺的藏書也意外地改變了我。他收藏的臺灣作家於梨華的長篇小說《又見棕櫚》，讓我對台灣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沿著王大爺為我撕開的這個小口子，我逐漸讀起了楊牧、痖弦的詩，施叔青的小說，聶華苓的散文……台灣文學如今成了我最熱衷的研究領域。
如今書店的讀者們跨度從幾歲的孩童到耄耋老者，每個身影都在書寫著這個書店的故事。
我們舉辦過觀影會、讀書沙龍、法律講座、學者紀念大會。我希望這個空間不只買賣書籍，更是一個讓思想棲息的港灣——在這裡，人們既能遇見現實中的知己，也能與書中的靈魂對話，找到心靈的寄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