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漢初時執行的是黃老之學，很是消極。所以，漢武帝想通過更換學術的辦法，進一步調整國家的管理思路，促進國家發展。其實，這種說法有失偏頗，後來的唐、宋以及明這些朝代的初年，都是採用了“休養生息”的方式，讓經濟很快得到了復甦。
而漢武帝將儒學定位，只是一個目的，就是：服務於統治。
這時，漢朝的官僚制度已經成型，大家已經習慣了吏治的管理，於是，漢武帝需要一種學說來引導大家的想法。溫和的儒家學術，自然是一個最好的選擇。這其實和誰提出來，並沒有太大關係，只是恰好讓董仲舒給撞上了。
根據董仲舒的意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可是，當今的局面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搞得“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那麼，“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漢武帝是輕易可以說動的人嗎，他內心早已有此想法，就等一個人即時的提出來罷了。
只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漢武帝想的是江山，他才不會多想這樣做對其它方面的影響。所以，後來中國科技發展的滯後大家都怪罪於他。如果多想一層，假若中國學術一如既往的百家爭鳴，會不會就如春秋戰國時期那般，冒出一堆堆小國呢？
現今，雖然距離漢朝已經過了兩千年時間，但漢武帝執政時期的很多舉措，還是值得肯定的，畢竟，漢朝在他時期得到了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