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中》張笑宇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從中國的遠古時代到清末，本書摘取了十個鮮為人知又影響深遠的歷史片段，希望向讀者呈現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國。本書視野巨集大，視角獨特，觀點精奇，論述得當，並將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係學、考古學等眾多理論融會貫通，縱橫上下五千年，為我們展示了許多曾被忽略又不得不歎為觀止的歷史畫面。

　　張居正能夠進行一條鞭法改革，乃至於大明王朝後期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其實都跟兩件事有關：第一，大航海時代的展開，明朝社會加入世界貿易大迴圈；第二，得益於廉價工作力而形成的製造業中心吸引了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但是，全球化讓世界變得如連通器一般：一處水位高則處處水位高，一處水位低則處處水位低。因為全球化繁榮而獲得的收益，也會因為全球化的退潮而失去。

　　16世紀後期到17世紀，有幾個處在全球化關鍵環節上的帝國都出現了各種政治危機。例如，在全球白銀迴圈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是西班牙人，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自16世紀下半葉起，開始捲入各種地緣政治衝突。比如，原屬哈布斯堡王朝的荷蘭地區因為信奉新教，與虔誠的天主教徒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發生衝突。當地起義不絕，導致腓力二世的軍費激增。從1571年到1580年，儘管王室收入因為西屬美洲的鑄幣稅增長了一倍（以西班牙貨幣單位計，五年財政收入從390萬杜卡特增加到800萬杜卡特），但由於戰爭花錢太多，國王還是不得不於1575年宣布破產。

　　荷蘭信奉新教，西班牙信奉天主教，宗教戰爭本來就是一場敵方不死不休的矛盾。要命的是，荷蘭人“海上馬車夫”這個稱號不是白叫的。在那個年代，這批船上人在航海家、商人、海軍和海盜之間是可以自由切換身份的，所以“海上馬車夫”也有獠牙。自西班牙與荷蘭開戰以來，荷蘭人就利用航海優勢對西班牙的航路進行了封鎖。其中對東亞白銀貿易影響最大的是對兩個港口的封鎖：一個是果阿，一個是麻六甲。這兩個港口恰好一個通往印度，一個通往中國，都是當時工作力最廉價、產品最豐富的地方，因而也是白銀最大的流向地。儘管這些戰場遠離歐洲和亞洲的文明中心，是毫無疑問的邊緣地帶，但是可不要小瞧這些航路貿易的重要性。當時東西洋之間貿易利潤十分豐厚，到了一艘船的貨物足可以用“富可敵國”來形容的程度。1628年，荷蘭船長彼特·海因虜獲了四艘西班牙大帆船，貨物價值達到了驚人的1150萬荷蘭盾，五倍於卡特琳娜號的收穫。此船的收入為荷蘭軍隊提供了八個月的軍費，讓他們贏得了一場重要戰爭。

　　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不是唯一起火的地方，第二重打擊來自日本幕府。17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東亞的存在感其實很強，他們帶來的白銀和武器，引起了許多地方政權的興趣，日本各地的大名也不例外。然而，當時日本主政的德川幕府對此感到十分緊張，害怕大名通過海外貿易積累巨量的財富和兵力，挑戰幕府霸權。因此，從17世紀開始，日本幕府開始以傳教為由，限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與日本展開貿易，此即著名的“鎖國政策”。“鎖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當時整個東亞的白銀貿易。

　　而對於大明王朝來說，還存在著第三重打擊，也就是經濟規律本身的漲消。我們前面介紹過，東亞白銀貿易的根本動因是中國的白銀短缺。日本和美洲的白銀開採當然緩解了這個問題，但是日本和歐洲商人歷經千辛萬苦來到這裡不是做善事的，而是為了賺錢。在中國最缺乏白銀的時代，最賺錢的生意還不是直接拿白銀換瓷器和絲綢，而是直接拿白銀換黃金。相對於白銀在元代的大量流失，中國保留的黃金相對多一些，這就形成了一個套利空間：商人們把海外的白銀運進中國，換成黃金，再到別的地方賣出去。

　　比如，隆慶二年（1568），中國的金銀兌換比是1︰6，西班牙的金銀兌換比則超過1︰12。也就是說，如果有辦法從西班牙帶白銀到中國，換成黃金帶回去，利潤就能達到100%。但是，隨著套利生意規模的擴大，大量白銀湧入中國，高銀價是不可能一直持續的。到天啟七年（1627）以後，中國的金銀兌換比已經漲到1︰10到1︰13，而西班牙的比例則在1︰13到1︰15之間。套利空間縮小，白銀流入中國的勢頭就衰減了。

　　在地緣政治和經濟規律的雙重打擊下，東亞白銀貿易的規模在17世紀上半葉開始大規模下跌。17世紀20年代，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從23噸下降到18噸，到17世紀40年代則下降到10噸左右。

　　以上因素，使得大明王朝在張居正時代享受到的全球化紅利不復存在了。大明王朝晚期，其金銀兌換比上漲到了與西班牙接近的地步，這個數位不代表白銀短缺得到了滿足。因為白銀循環的過程就像婚禮上的香檳塔一樣，水必須先灌滿上層的杯子，才會流向下層。

　　當外貿水流充足的時候，最先從外貿中掙到銀子的一批人就是海盜與外貿商，其次是與他們打交道的國內商人，然後是受益於白銀輸入的政府機關，最後才是被減輕了束縛的老百姓。然而，當外貿的流水被從源頭上關閉了，最先遭遇貨幣短缺的，反而是老百姓。崇禎十一年（1638），一千枚（一貫）銅錢能兌換0.9兩銀子，到清順治三年（1646）就只能兌換0.17兩了。

　　老百姓一銀難求，然而一條鞭法的規定又是交稅必須交白銀。當年利民便民的措施，莫名其妙地給民眾挖了坑。世間已無張居正。這一次沒有位高者理順治理過程中的細節，也沒有百年一遇的改革家來給大明王朝續命了。接下來的故事眾所周知。崇禎元年（1628），高迎祥反；三年（1630），張獻忠反；四年（1631），李自成反。八年（1635），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老回回、過天星、九條龍等十三家首領會於滎陽，同年高迎祥攻破明中都鳳陽。十四年（1641）張獻忠破襄陽，殺襄王。十七年（1644），張獻忠破重慶、成都，李自成破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盡於景山。

　　輝煌燦爛的大明，號稱全球“白銀地窖”的大明，結局竟是如此慘澹。當然，白銀循環連接的另外一個主角，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白銀迴圈的衰落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收入下降。在16世紀的最後五年裡，西班牙王室平均年收入2640萬杜卡特，但是到1620年，腓力二世的兒子腓力三世在位的最後一年，王室年收入竟然萎縮到40萬杜卡特，而當時與荷蘭的戰爭仍在持續，每年要花費400萬左右杜卡特。腓力四世即位後，王室在1625年宣布破產，兩年後再度宣布破產。到這時，很多銀行家已經完全不想把錢借給日不落帝國的國王了。

　　財政破產的直接結果就是司機因為沒油，已經開不動車了。不僅荷蘭這台車出了問題，加泰羅尼亞和葡萄牙這兩台後花園裡的車也熄火了。17世紀40年代，以上兩個地區先後發生叛亂，而為了撲滅家門口的災難，國王不得不在1648年跟荷蘭等其他交戰國簽訂和約，八十年戰爭結束。戰後，荷蘭獲得獨立，瑞典獲得大量賠償金，法國獲得大片領土，只有哈布斯堡王朝滿盤皆輸，從興盛走向衰落。

　　從17世紀全球化退潮的角度看，白銀迴圈的衰落竟使東西方兩大帝國同時崩潰，而這兩大帝國的精英對此又全無認知。無怪乎有句話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如果視野天生受到局限，不能跳出一國一社會之外，真正站在太空高度俯瞰地球，那麼即便是再聰慧的頭腦、再高級的政治家，所思所想也不過是南轅北轍，不可能真正直面一個社會存在的問題，並解決問題。

　　那場“脫鉤”，所有人都是無意為之，所有人都是無心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