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朱素雅 整理 於佳

1993年9月，我來到位於富陽郊區的浙江省盲人學校報到，擔任一年級班主任。當時，學校還叫浙江省盲童學校，從1989年開始招生。

來之前，校長說，你來了，給你分房子。等我來了，學校分給我一間宿舍。

我難受。不是沒分到房子，而是為我的學生。世上怎麼有這樣的孩子，因為眼盲，他們的眼睛有的凹進去，有的凸出來……

剛來盲校的兩個星期，我難受得吃不下飯。

浙江省盲校是寄宿制，我除了上課，要照料班裡13名學生的生活。給13個孩子洗澡，他們像一串粽子排成一排，一個接著一個洗。還要帶他們去校外的理髮店理髮，早上還要給孩子們梳頭，給女生扎辮子。最難的是他們生病了，無論白天還是晚上，要帶去看醫生，打針、吃藥、陪護。

我當時才24歲。我心裡說，這個工作吃不消做。

但誰能想到，我在省盲校一做就是30多年。

“他一定是非常喜歡你這位新老師”

1992年，我從嚴州師範學校畢業，在富陽的一所小學教書。聽說浙江省盲童學校招聘美工老師，雖然知道盲校肯定和普通學校不一樣，我還是報考了。

開學前，學校送我去上海市盲童學校做職前培訓。一周後正式報到上崗。

盲校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和高中（職高、普高）教育一貫制的教育體系。對盲童來說，知識當然要學，但更要學會生存和生活，最好能有一技之長。

我給剛入校的一年級孩子當班主任，從走路、下樓梯，找到教室、找到自己的座位，到獨自用餐、洗澡、洗衣服，甚至怎麼剝開一顆糖，這些孩子都要努力去學，全靠觸覺和聽覺。

吃香蕉不會剝皮，流鼻涕時就往衣服上蹭，吃飯弄得桌上、臉蛋上到處都是，我一邊要照顧好他們，一邊還要給自己打氣。

這些孩子一開始和我不親，直到發生了這麼一件事。

有個學生除了全盲，還有嚴重的孤獨症譜系障礙，控制不住的時候他會打人，用頭撞牆。沒辦法，他的媽媽只能在校陪讀。那天下課，他突然走過來，很親暱地靠著我，我第一次感到被學生這麼信任。

我一邊和他聊天，問他喜歡食堂的哪道菜，想不想家裡的爺爺奶奶，一邊表揚他，哼唱他喜歡的兒歌。

過了很久，媽走過來，含著眼淚跟我說，“朱老師！你站了一個多鐘頭了，腰痛不痛？這孩子多沉啊！”

過後，媽悄悄告訴我，這孩子除了睡覺，很少會安靜這麼久，“他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歡你這位新老師！”

“這些孩子不容易，你也不容易”

省盲校有一個民樂隊，蠻有名氣。

一次，我帶著盲童民樂隊去富陽電影院門口義演，碰見來看電影的幾位老鄉。老鄉回家告訴我爸媽，“你們家小囡帶著一幫‘小瞎子’在拉二胡討飯。”

我家住在富春江對岸，那時候打電話不方便，第二天一早，我爸媽就坐第一班輪船到富陽城裡來看我。

我媽見到我就說，“四個兒女里，你讀書最多，主意最大，現在聽人說你帶著盲孩子在要錢。”

我和爸媽解釋，“你們誤會了。這些學生是義演，不是要錢，我們出門演出是回饋社會，學校包了大巴車接送的。如果不信，就去找我們校長。”

我爸媽在盲校里待了半天，看到盲學生熱情地喊我“朱老師”，他們很詫異，悄悄問我，“這些孩子怎麼知道你就是他們的朱老師？”

“他們認得我的聲音，知道朱老師愛他們。我們是好朋友！”我答道。

我媽說，“這些孩子不容易，你也不容易！”

從這以後，我媽時不時讓人捎帶東西來，有時是親戚家小孩的舊衣服，她洗乾淨攢起來；有時是鄰居家小孩的鞋子，她洗乾淨曬好；有時是好多袋糖果。

1994年，我結婚了。我哥姐勸我，找機會調出盲校，“等你以後懷孕了，每天面對這些殘障學生，萬一生個小孩也是殘障怎麼辦？”

我知道他們是為我好，但我還是回答，“盲校有這麼多老師，你們的擔心沒科學依據。而且我喜歡盲校，這些孩子更需要我。”

我終於知道我的盲孩子們是多麼的不容易

2002年2月，校長推薦我參加“全國盲童學前教育”首批培訓。當時咱們國家視障兒童的學前教育，只有零星幾所學校在做。

我對校長說，“我一屆屆地把學生從小學帶上去，剛積累了點經驗，為什麼又要我去搞盲童學前教育？”

校長說，這是海倫·凱勒的母校——美國柏金斯盲校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合作的國家級課題，意義重大。“我們要説明孩子，就要更早介入盲童的教育，小學一年級開始太遲了。”

首批培訓要三年，只有北京、上海、成都、廣州、青島和浙江的6所盲校參加。校長答應我，等我把學前專案搞起來，可以再回到小學部。

到了廣州市盲人學校后，每個學員發了一個全封閉眼罩。戴上眼罩，什麼也看不見。那半天裡就這樣聽課、吃飯，上下樓都靠自己摸索。

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難的一頓飯。盒飯到了手裡，我不知道是什麼菜，吃到嘴裏味覺好像喪失了，嗅覺也沒有了，心裡很恐懼。

我勉強吃了幾口，忍不住都吐在飯盒裡。

我平時是個愛乾淨的人，但是那天就特別難受。後面我才知道，那天盒飯裡的菜是韭黃炒雞蛋，這個菜我平時是很喜歡吃的。

那是我當了近十年的盲校教師后，第一次真正體驗完全看不見的滋味。那一下子，我的責任心就上來了，我終於知道我的盲孩子們是多麼的不容易，也知道未來我的重任了。

“看得見的人不一定有辦法，看不見的人不一定沒辦法”

培訓回來后，省盲校又招了一名保育員，兩個老師加一個保育員，一切從零開始，浙江省視障兒童的學前教育就這樣搞起來了。

我和校長說，我有一個要求。校長答，你提什麼要求都行，只要你肯去做。我說，招進來的學前學生不收保育費，要和九年制義務教育一樣。

試想家裡有一個這樣的孩子，錢肯定都花在醫療上，盲校的學生家庭條件大都不好。以前我用自己工資補貼這些孩子，比如看病就醫，日用品、零食，理髮、洗澡，包括五六年級女孩子來例假用的衛生巾，都是我負責的。

我女兒當時在讀公辦幼稚園，保育費一學期要2000多元。我想，有的盲童家庭可能真的拿不出這2000元。

校長帶著這個要求去省教育廳審批。領導說，是不是就一個班？這一個班，我們浙江養得起！

從那以後，浙江省盲校所有的學前孩子都不收保育費和住宿費，只收一日三餐的伙食費，一天是10元，後來調到13元。

過了幾年，我聽說有愛心單位來盲校助學，就去和新任校長要錢。我說，一學期給每個學前孩子1000元，伙食費也可以解決了。

新校長說，助學款不多，要所有學年段分，你就知道管你的孩子。我說，我的孩子都叫我“朱媽媽”，我管著他們，這不是每個媽媽都該做的嗎？

校長答應了。家長們很感動，“我們孩子來盲校上學，一分錢都不出，還能領伙食費！”

我說，“這是學校和社會給的福利，要感恩！我也要對你們提要求，雖然孩子是在學校了，你們家長也放心了，但至少每個星期要給孩子打一個電話，每隔一個月要來看一看孩子。親子教育始終是最好的教育。”

我帶盲孩子一個一個地認識水果。家長問，他們什麼都看不見，你說蘋果是紅色的，橘子是金黃色的，這有什麼意義？

我回答，當然有意義。明眼孩子知道的，視障孩子也得知道。只有不再把這些孩子當成弱勢群體，他們才會真的勇敢、堅強與自信。

我問一個盲孩子，“你為什麼那麼喜歡藍色？玩積木也挑藍色的，蘑菇釘也要藍色的。”

這個孩子回答：“因為朱老師您告訴我們，天空是藍色的，大海是藍色的。我最喜歡大海了！”

我帶他們的時候，從不避諱“看見”這個詞。打招呼時，我會說，“我看見你了。”我們會在課前一起說，“看不見，沒關係！看得見的人不一定有辦法，看不見的人不一定沒辦法，我們一起想辦法！”

“朱老師！原來西瓜是長在地里的”

盲童的學前教育以遊戲活動為主，包括談話、數學、科學、社會、語言、定向行走、觸摸訓練、戶外活動、生活整理等。我帶著我們的學前教育老師，通過一次次課程的修改與實踐，創建了成熟的盲童學前課程體系和教育教學康復課程。

浙江盲校的學前教育也從一個班變成兩個班，從一年制跨入兩年制。

從做中學，從學中做，這是我的“生活化課程”的精髓。

一次，有位小朋友的媽媽寄來了橘子，可橘子圓滾滾的，盲孩子抓不住。我就設計了一堂橘子課。

以前老校區里有果園。我會帶著我們班的孩子去橘樹下，聞一聞橘子的味道，再動手去摸去摘，看看誰能自己找到橘子並摘下來，然後自己剝橘子皮，並剝得乾乾淨淨，然後一瓣瓣地吃，感受橘子酸酸甜甜的味道。

這種親身體驗、全程參與的活動，孩子們可開心了。有陪讀家長在旁邊看著，忍不住過來幫忙。孩子會說，“老師說了，讓我自己來，不要剝奪我的動手能力。”

有一次，我買了一個西瓜給孩子們吃。在大家一起分享時，我隨口問了一句：西瓜是長在哪裡的？

有孩子說：“是和橘子一樣長在樹上嗎？”我馬上問：“西瓜比橘子重這麼多，如果長在樹上掉下來怎麼辦？”

孩子們呆住了。

我聽了又開心又心酸。一方面說明他們對橘子課的記憶很深刻，另一方面我覺得必須找到一塊西瓜地，讓孩子們去摸一摸長在地裡的西瓜。

當時已經快秋天了。我開著車，在富陽到處尋找西瓜地。總算找到一個大棚，我和種西瓜的老闆商量：能讓盲孩子來摸摸西瓜嗎？

老闆立馬同意了。

我和學校領導申請用車，校車把我們送到西瓜田。在田埂上，我在前面，引導著排成一排摸索著走的孩子們。他們不僅不害怕，還很開心，歡喜地去摸西瓜葉子是什麼樣的，西瓜藤是什麼樣的，一起合力去摘西瓜，爭先恐後地去抱西瓜。有的孩子摸到了泥土，摸到了藤上的大西瓜，哈哈大笑起來，“朱老師！原來西瓜是長在地上的！”孩子們說。

我和老闆說，“我買幾個西瓜回去。”老闆說：“不用付錢，這些孩子這麼努力，我送你們一個西瓜！”

我們帶著西瓜回到學校。我和孩子們說，這西瓜是老闆送我們的，不是因為我們眼盲，而是因為我們很努力。

通過觸摸，孩子們知道了西瓜像一個球，圓圓的。吃西瓜時，從正中間切一刀，西瓜就變成了半個球。

大家拿著小臉盆，捧著自己摘回來的西瓜，開心地吃起來，真甜！

教育好一個殘障孩子就是拯救了一個家庭

2005年，美國柏金斯盲校來我們學校考評，給予了極大的肯定。我被聘為“盲童學前教育師資培訓的Mentor（英文：導師）”，當時國內僅有5人。

在接受了美國專家和中國教育研究院老師9年的培訓后，我成為國內盲童學前教育的領頭雁，幫扶過許多省市兄弟盲校創辦盲童學前教育，同時培養了30多名視障教育新教師。

孩子正式進入盲校學習前，我會竭盡所能給他們的父母傳遞力量和專業的知識技能，比如給視障孩子做科學評估、幫他們就近入學、聯繫殘聯、改造家庭無障礙設施等。

自從創辦了盲童學前教育，浙江省4-6歲的視障孩子能在我們學校就讀，但4歲以下的視障幼兒教育教養還是一片空白。我承擔起了“浙江省0-4歲視障幼兒的教育康復及家長的輔導培訓”，説明低幼視障兒童的家長學會科學養育。比如，你的孩子會用筷子獨立就餐嗎？能用單手手指正確表示數位1-10嗎？會拉拉鍊嗎？能分辨物體的粗糙或光滑嗎？

我邀請視障孩子的家長來學校，讓他們戴上眼罩，體驗孩子如何學習定向行走。家長們走得跌跌撞撞，摘下眼罩後大哭，“我再也不會說我的孩子沒用了，他比我想像的還不容易。”

這些家長又把我介紹給了更多視障幼兒的家長，一傳十，十傳百，我不光在學校帶著一個班，還在線上帶著低齡段的視障孩子及家長班。一年又一年，這項義務為浙江省0-4歲視障幼兒的教育康復及家長的輔導培訓工作，我一干就是20多年。

目前，我的中班有9名視障孩子。我帶著孩子們去盲校的小學班級體驗，去盲文圖書館感受、摸盲文的凸點。一級台階再一級台階，我帶他們繼續往上走，去陶藝教室，去琴房，去小樂隊……讓孩子們有繼續上學的憧憬，知道“只要我努力，我長大了就能在社會上立足”。

2024年，我被評為“杭州好人”。我當年讀師範時的同學發簡訊來祝賀，“素雅，你是一個好老師！”當我身披紅色綬帶站在頒獎舞臺上時，那一刻首先想到的，還是我的盲孩子們。作為一個盲校教師，我始終能感受到，教育是改變殘疾人命運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徑，教育好一個殘障孩子就是拯救了一個家庭。

太多盲孩子是我看著長大的。長大後，他們有的當了老闆，有的成家生下了健康的小孩，但依然都親切地叫我“朱老師”。

盲童，是不幸的。但生命，永遠是有機會的。寒來暑往，他們總會長大，我希望他們以自信的笑容與盲校告別，走向生活這個更大的舞臺。我能做的，就是把掌聲送給他們——

孩子，你是最棒的！你們不能看見世界，老師想讓世界看見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