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劉禹錫的關係是文學史上的一段公案，核心圍繞著韓愈被貶陽山的原因。過去的討論主要還是從詩文字面的含義作定向的解釋和推測，實際上很難明晰事情的真實狀態。當我們聚焦於連州，細讀韓愈外孫李貽《連山燕喜亭後記》後，隱事的真相即浮出水面，甚至說過去的某些推測和爭論可以迎刃而解。
【壹】
隱事首先是韓愈在詩中寫出的。其《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適會除禦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陳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霭。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中使臨門遣，頃刻不能留。病妹臥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軟弱的妻子擁抱孩子，出拜忘慚羞。僶勉不回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三，第159頁-第160頁）
在韓愈詩中，被貶之事講得比較清楚，“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霭”數句，表示了對柳宗元和劉禹錫的懷疑。
對韓、劉的這一段公案，卞孝萱《劉禹錫與韓愈——〈劉禹錫的交遊〉之一》（《四川師院學報》，1983年第1期）從劉禹錫的交遊角度入手，以時間為序，詳細梳理了二人交往過程中的諸多事件，通過對《舊唐書·李實傳》《資治通鑒》等史料的分析，指出韓愈被貶是因為得罪了權貴李實，而非劉、柳二人。劉真倫《韓愈〈岳陽樓別竇司直〉解讀——陽山心結揭秘篇》（《雲夢學刊》，2022年第4期）以韓愈的《岳陽樓別竇司直》為切入點，深入解讀詩中的“陽山心結”，即韓愈對被貶陽山原因的糾結與猜測，通過對詩歌的細緻解讀，揭示了韓愈內心深處的複雜情感和對劉禹錫、柳宗元的誤解與諒解過程，為理解韓愈的心理世界和二人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
【貳】
讓我們且回到當年的陽山。陽山時為連州治下一縣，西元803年12月韓愈被貶為陽山令，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於西元804年2月方抵達陽山出任縣令，任期至805年4月。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的時間是在815年秋至819年秋，四年多。劉禹錫在連州與韓愈有密切的空間交集，其中之一是燕喜亭。韓愈貶陽山時作《燕喜亭記》，後來者劉禹錫對此亭此記無一絲反映，有心人讀到這裡，不免奇怪。
《燕喜亭記》是一篇名作，其文曰：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訝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禦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之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鎠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也。於是州民之聞者，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外郎貶秩而來，次其道塗所經，……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五百家注韓昌黎集》卷一三，第766頁-第767頁）
王弘中，即王仲舒，字弘中，並州祁人，曾在連州擔任刺史，辟山地築“燕喜亭”，為宴遊之所，韓愈為之記。
劉禹錫本可以借韓愈《燕喜亭記》作一篇文章，但他沒有這樣做。他想在心中重造一亭，實際上也完成了吏隱亭構建，尋求現在和過去的對接，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他不僅作詩，還作解釋，《海陽十詠》並引：“元次山始作海陽湖，後之人或立亭榭，率無指名，及餘而大備。每疏鑿構置，必揣稱以標之，人鹹曰有旨。異日，遷客裴侍御為十詠以示餘，頗明麗而不虛美，因捃拾裴詩所未道者，從而和之。”十詠中首為《吏隱亭》：“結構得奇勢，朱門交碧潯。門診優先檢視，寫盡平生心。日軒漾波影，月砌鏤松陰。幾度欲歸去，回眸情更深。”（《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四，第455頁）
又《吏隱亭述》雲：“元和十年，再牧於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壖。入自外門，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恍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鮮。凝藹蒼蒼，淙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蜺；輕泳徐轉，有舟如翰。澄霞漾月，若在天漢，視彼廣輪，千畝之半。翠麗於是，與世殊貫。澄明峭絕，藿靡蔥倩，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鰲，負山而抃，摧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予維左遷，其間相距，五十餘年。封境懷人，其猶比肩。”（《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一五，第1714頁）
有幾點是可從以上資料中讀出的。其一，王仲舒為連州刺史，韓愈為連州所轄陽山縣令，往來無礙。說明劉禹錫任連州刺史時可與下屬陽山縣發生關係。其二，韓王二人皆貶官，“弘中自吏部外郎貶秩而來”。韓愈與劉禹錫空間關聯有類於此。其三，王之南來所經亦韓愈所經之路，王自藍田至連州，而韓愈至連州再下行至陽山。其四，連州有“異處”“立屋”，屋名燕喜亭。其五，韓愈為燕喜亭作《燕喜亭記》，並“刻石以記”。
【三】
劉禹錫十年後到連州，燕喜亭屋在否？劉見到否？皆無記錄。劉禹錫《吏隱亭述》雲他與元結在連州“其間相距，五十餘年。封境懷人，其猶比肩。”（《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一五，第1714頁）元結建吏隱亭至劉禹錫作“述”已經50年，看來時間不是問題，“懷人”“比肩”，借州人說自己而已。
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孟浩然詩集校注》卷三，第231頁）他總結的現象具有普遍意義。當古今之人站在同一個空間點上，懷想感歎非常自然，如果視而不見，有意迴避，都在反常之列。反常的事就發生在劉禹錫身上，他人視為反常，於劉禹錫自己卻正常。
比較韓愈《燕喜亭記》和劉禹錫《海陽十詠》，還有一重要發現，前者言韓愈命名者八景，即俟德之丘、謙受之谷、振鷺之瀑、黃金之谷、秩秩之瀑、寒居之洞、君子之池、天澤之泉，合燕喜之亭，命名者有九；後者是十詠，即十景，分別為吏隱亭、切雲亭、雲英潭、玄覽、裴溪、飛煉瀑、蒙池、棼絲瀑、雙溪、月窟，比韓愈命名多出一景。劉禹錫與韓愈較量，真是針鋒相對，毫不退讓。
最重要的是韓愈外孫李貽《連山燕喜亭後記》進一步坐實了我們的論述：
“余自幼伏覽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記》，則知連州山水之殊。亭之稱，因記為天下所嘉。連為郡，既遠且秀，亦因亭而高。時談山水可娛者較數連矣。中州人既以連遐遠不可得與遊，皆依記以圖，為館宇飾，味山水者，莫不目登心到焉。如此，則亭豈可荒。記豈可僕乎。三年冬，余侍行承詔於連。水陸南馳，幽無所摅，志無所用，乃縱業於山水。以資養志，況又外祖所記亭在是耶。昔聞今見必矣。踵於郛則訪焉，耆老曰：‘無矣。’籲，昔奚寵遇而讚詠之如彼，今遭何人廢棄之如此，豈亭之屯耶！竊歎數月，得刺史武公至，歡之尤甚。且曰：‘不修，則過及餘矣。’遽揮徒而窮尋之。冒翳履淖，抵巇擘蔓，得餘址焉。級磚缺擲，棟榱垣瓦，寸折片碎，蓊汗其甚。石記斷僵，莓昧其字。公整而修之。征記本於餘家，易石而琢之。不旬就矣。於舊不移不損，煥而為新。命餘記其跡，余辭‘小子豈敢措筆，以並前記’。公曰：‘不與記實，此則又毀。後人知子至而不顧，子過矣。余何別不修者乎。’余曰：‘諾。’時會昌五年十一月五日。連州刺史武興宗書。”
（《全唐文》卷七六一，第7912頁-7913頁）
從中可以知道，大約30年後，因李貽尋訪，燕喜亭又被重新發現。韓愈《燕喜亭記》是“刻石”的，故李貽《連山燕喜亭後記》追問“亭豈可荒，記豈可僕乎”，但尋訪結果是“無矣”。經艱難尋找和不懈努力，找到殘碑，“石記斷僵，莓昧其字”。武興宗和李貽似明其中故實，行文間似有深意。“不修則過及餘矣”，當是對此事的回應。
會昌五年韓愈和劉禹錫二位都已去世。武興宗所曰“不與記實，此則又毀，後人知子至而不顧，子過矣。余何別不修者乎”，意味深長，似乎在評述前史，“又毀”表明有前次毀壞，前毀是指何人所毀？必“記實”，還原事情真相，向社會和輿論有個交代；“後人知子至而不顧，子過矣”，暗指劉禹錫刺連州時碑或被毀，是“過”。外孫講外公的事，李貽也是很謹慎對待此事，含而不露，而又面面俱到。李貽文中沒有明提劉禹錫名，卻暗提劉禹錫。難道他不知道外公貶後的十年劉禹錫任連州刺史？正是在若隱若現之間，空白處留下更多的想像空間。李貽如此崇拜外公，外公被貶陽山事，一定被母親時時提起，至少在韓家私話中，劉禹錫的言行是造成韓愈被貶陽山的主要原因之一。李貽能不熟知“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霭”？他陪父親不畏險阻艱難，不遠萬里來到連州，將尋訪《燕喜亭記》刻石之事寫成《後記》，余嘉錫對李漢、李貽有評：“漢少事公，通古學，屬辭雄蔚，為人剛，略類公。公愛重，以子妻之。公卒后，漢編公集，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李貽侍父南遷，在貶謫中，乃興復外王父遺跡，取家記本重刻之。父子敦外親之誼如此，安得如後人所疑哉！”（《四庫提要辨證》卷一○， 第578頁）當事人面對災難的承壓能力是有限的，而困惑、悲痛以及猜疑，何日忘之而又難以說明，能“蓋棺事乃了”嗎？這樣的恩怨一直在家族中延續！
細心閱讀韓愈《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其中所言“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五百家注韓昌黎集》卷二○，第985頁），這句話對誰說的，勸勉誰“樂道人之善”呢？其中也是有弦外之音的。
【肆】
通常我們會想一個問題，劉禹錫貶為連州刺史，正好與韓愈在空間上疊合，他們在連州有哪些共同關注點，可資研究比較。比如韓愈寫過同冠峽詩，同冠峽是連州通往治下陽山縣的著名江峽。韓愈《同冠峽》：“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陽和，囚拘念輕矯。潺湲淚久迸，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五百家注韓昌黎集》卷二，第104頁）《次同冠峽》：“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洩乳交岩脈，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五百家注韓昌黎集》卷五，第565頁）兩首詩寫同冠峽地貌特徵和心理感受都比較充分，表達的憂傷之情讓人心痛：淚迸、思繞，回歸的絕望，而“蓋棺事乃了”包含了“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霭”，等蓋棺時才能明白了事。劉禹錫在連州刺史任上時間有四年多，肯定去過轄下陽山縣，也不止一次經過同冠峽，也會知道韓愈在同冠峽寫過詩，但劉禹錫集中沒有留下一首相關作品，甚至在其作品中找不到一絲陽山痕跡。
再看劉禹錫在連州寫的《與刑部韓侍郎書》，雲：“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為第一官，然猶議者嗛然，如未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眾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為孜孜，故人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前日赦書下郡國，有棄過之目。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機，固省度而釋，豈鼷鼠所宜承當？然譬諸蟄蟲坯戶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翹首，與生為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既得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一五，第1758頁-1759頁）這封信起首有點突兀，內容也未必得體，可能還在擬稿階段。不知發出沒有？即便發出，韓愈收到沒有？無從得知。一般認為，此信透露出劉禹錫希望得到韓愈説明。如果統合劉禹錫在連州對韓愈的態度，這封信隱含的不是希望説明，而是要韓愈“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為孜孜”，“既得位，當行之”，潛在的意思是韓愈可以不説明，但不能糾纏過往，當以恢廓器度待之。
對於韓愈所疑，劉禹錫在《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上杜司徒書》及《上門下武相公啟》或隱或顯作了回答，劉禹錫針對“洩言”的指責，進行了深入的回應。他既未否認、避免，也未推諉，而是首先通過自悔自責表達深深的歉意。緊接著，他又嘗試自爭自辯，試圖解釋自己不得不“洩言”的無奈與苦衷。然而，這一過程卻顯得有些複雜，越解釋似乎越顯得紛亂，難以理清。就他的自悔自責而言，劉禹錫深知“知慚不聞”的道理，明白隱秘之事最易顯露，細微之處最能彰顯一個人的品質。因此，他時刻提醒自己作為君子應謹慎獨處，保持內心的純凈與高尚。他自稱“有恥”，並坦言自己“末學見淺，少年氣粗”，這些言辭雖然含蓄，但態度卻十分真誠，展現了他對自身的深刻反省。在自爭自辯的部分，劉禹錫通過“盡誠”“徇公”彰顯自己的坦蕩與無私。他堅稱自己的行為是出於“大公”“大忠”的考慮，試圖解釋自己在時局艱難之際不得不堅守的公忠立場。儘管他的解釋可能有些複雜且難以完全理清，但不得不承認，劉禹錫在表達歉意、爭取諒解的同時，成功地展現了自己的堅定與坦誠。（劉真倫《韓愈〈岳陽樓別竇司直〉解讀——陽山心結揭秘篇》，《雲夢學刊》，2022年第4期）然而，一旦懷疑或確認自己在人生關鍵時刻遭人一擊，由此改變了命運，當事人是不會因對方解釋而輕易忘懷的。無論怎樣通達大度的人，內心深處並不同於表面的文字表述。韓愈終究沒有忘懷。
【伍】
韓愈與劉禹錫先後貶往連州，在空間上構成密切聯繫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無論是韓愈被貶至連州下轄的陽山，還是劉禹錫被貶往連州，都是文人試圖挽救時局卻遭遇不幸的例證。只需細讀劉禹錫在連州讀張九齡著作後的感言，便能深刻體會到文官被貶至連州與陽山所承受的苦難。劉禹錫在《讀張曲江集作》及其引言中寫道（《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三，第265頁）：
世稱張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及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疠之嘆；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托諷禽鳥，寄詞草樹，郁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啟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鎘祉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予讀其文，因為詩以吊。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觀身。
法在何所恨，色傷斯為仁。
良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
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
文學史家關注的是“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托諷禽鳥，寄詞草樹，郁然與騷人同風”，文風與生存環境的關係。
其實，文學史家證成文風形成在這裡是次要的，而主要內容應是除這句話以外的劉禹錫對張九齡的批評。為了讓普通讀者明白劉禹錫文意，白話翻譯如下：“世人稱讚張曲江擔任宰相時，建議被貶谪的臣子不應安置在條件好的地方，而是多被遷徙到五溪那些荒涼貧瘠的地方……唉，那些出身於偏遠之地的人，一旦遭遇失意就難以承受，更何況是出身於世家大族的士人，他們怎能甘心被貶到那些惡劣的地方呢！評論者認為張曲江是忠臣，他能看出胡雛有謀反的面相，恥於與平庸之輩同朝為官，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爭，即使是古代的賢哲也比不上他，但他的子孫卻不成器，最終成為餓死鬼。難道是因為他嫉惡如仇，失去了寬容之心，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陰間貶謫，即使有兩個優點也無法彌補嗎？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袁公一句話就能昭雪楚國的冤獄，而使他的子孫四代都享福呢？以此相比較，天意難道可以歪曲嗎！我讀了他的文章，因此作詩來憑吊他。”“身出於遐陬”指張九齡出生在嶺外（參戴偉華《張九齡“為土著姓”發微》，《文學遺產》，2011年第4期），劉禹錫對張九齡的批評是否成立在此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劉禹錫將自己被貶連州的命運與張九齡的建言聯繫起來。韓愈與劉禹錫皆被貶至“五溪不毛之地”，與張九齡的建言構成了因果關係。劉禹錫被貶朗州已難以忍受，被貶連州後，生活困苦、語言隔閡、在蠻瘴之地漂泊。韓愈作為著名文士中第一個被貶往嶺外陽山的人，內心對造成自己貶謾之人一次次詛咒。這樣的詛咒未因離開陽山而消逝，甚至延續至子孫。韓愈與劉禹錫的貶謫，皆是背後勢力博弈的結果。作為學者，求真乃其天職，然而一旦觸及古人內心最脆弱的底線，便如同目睹鮮血淋漓之景。
正因為他們個性鮮明且各具特色，才為文學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精彩紛呈的一頁，讓後人在閱讀中能夠感受到他們獨特的魅力和風采。正因為他們之間有愛有恨，情感交織，才成就了作品豐富動人、扣人心弦的情感世界，讓讀者在閱讀中能夠深刻體會到人性的複雜與多樣。也正因為他們的自律和高尚修養，使得他們在表述時往往採用朦朧隱晦的手法，留給後人無限闡釋和想像的空間，讓作品在時間的沉澱中愈發顯得深邃而耐人尋味。
讀劉禹錫的詩，總能感受到一種鼓舞人心的力量，總能體會到一種激勵前行的精神。“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秋詞》），給人以無限的遐想與豪情，仿佛隨著那翱翔天際的孤鶴，我們的思緒也飛揚至九霄雲外，心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與昇華；“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再遊玄都觀》），則給人以不屈不撓、堅韌不拔的啟示，彷彿看到了劉禹錫在歷經滄桑后，依然保持著那份樂觀與執著，勇敢地面對人生的挑戰與變故。我們當以“瞭解之同情”的心態去深入理解劉禹錫的行為，感受他詩歌中蘊含的深刻內涵與獨特魅力。
文 | 戴偉華（作者是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家、廣州大學教授、廣東省文史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