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劉文鎖多了很多回到家鄉新疆的機會。

在吐魯番火焰山南麓的一個小山崗上，他帶領團隊多次對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目前中國境內發現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的景教遺址——開展科學發掘。

上一次對這個遺址的發掘，在一個多世紀之前。當年進入吐魯番的德國人，在考察報告中，記載了吐魯番一個名叫西旁的景教遺址，並在這裡出土了大量珍貴的景教文獻。

後來，中國學者在研究這批出土文獻時，發現了目前所知最早流傳到中國的亞里士多德著作。

景教是早期進入中國的基督教分支，其歷史與遺存見證東西文明交流互鑒。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遺存之一，是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國寶級文物《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稱為世界四大名碑之首。

自2021年以來，由中山大學、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聯合發掘的西旁景教寺院遺址，以及新疆及中亞地區一系列的景教遺存考古發現，正在不斷更新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

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的近旁還保存有一些佛教寺院遺址，它們在一段時間內共存著。而在出土文獻中，有些漢文佛經、道經與敘利亞文景教文獻合寫在同一紙張上。“這個現象揭示出當時多元文化共存情形，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獨特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劉文鎖說。

關注西域地區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是中山大學重要的學術傳統。去年是中山大學百年校慶，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的成果不斷在各類校慶報導中被提及。

2025年1月，該考古項目入圍“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而在2023年，發掘獲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日前，羊城晚報記者走進中山大學馬丁堂，與劉文鎖展開了一場關於考古學人的對話。

1、中國最早發現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地

羊城晚報：請您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景教？

劉文鎖：景教是唐代對當時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支派的稱呼。過去認為它是聶斯脫里派基督教，現在有些學者主張中國古代的景教屬於基督教東方亞述教會或東方敘利亞教會。不過我覺得還是用景教這個稱呼比較合適。

景教在唐代初年傳入中國，在唐代晚期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比較低沉，到元代又有一個大的發展，一些上層社會人士都接受了景教。從考古發現上看，景教在唐至元代的西域新疆地區一直存在，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羊城晚報：在此次發掘前，我們對西旁景教寺院遺址有什麼瞭解？

劉文鎖：從文獻記錄來看，這個遺址在清末的時候已經被當地人發現了，而且可能盜掘出了文書。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情況，1905年德國探險隊在吐魯番探察時，從當地人那裡獲知了發現文書的資訊，他們就按照這個線索找到了遺址。

據德國吐魯番探險隊的記錄，他們這次發掘出土了1000余件漢文、敘利亞文、回鶻文、粟特文等文獻，主要是敘利亞文的景教文獻，其中也有一些世俗文獻。由於東方基督教的文獻比較少見，所以這一批出土物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其中，該遺址中掘獲有七件敘利亞語哲學殘篇，因過於殘破，長時間未能比定具體內容。中國學者林麗娟博士近來重新綴合了這些殘篇，將它們正式比定為敘利亞語版亞里士多德所著《範疇篇》（Categories）第十章的部分內容，這個成果已經發表。

這是目前所知最早流傳到中國的亞里士多德著作，更新了中亞和中國亞里士多德著作流傳歷史的認知。目前，這些殘篇保存於柏林。由於還沒有系統整理，我們還不知道新獲得的文書中是否也有他的著作殘篇。

這個遺址在1905年被德國人發掘之後，長時間沒有被關注，只是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作了記錄。截至2021年我們第一次發掘前，一個多世紀沒有做過科學的發掘。

羊城晚報：您在這個項目上傾注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時間，主持這個項目的契機是什麼？

劉文鎖：2018年中山大學與新疆大學共同建設“新疆歷史文化旅遊可持續發展重點實驗室”，按照科研計劃，要深入發掘一些有顯示度的古遺址，服務新疆旅遊業發展，助推“旅遊興疆”戰略。

中山大學向來有西域研究的傳統，幾代前輩學者對西域地區非常關注，投注了很多熱情，所以當時我們想延續這個學術傳統，最後選擇了西旁景教寺院遺址進行發掘。

也是因為有這個背景，所以在正式發掘之前，我們就計劃把寺院遺址完整地揭露出來，呈現寺院的全貌，然後想辦法進行保護和展示利用。我們的初衷不是為了發掘而發掘，而是要考慮將來這個遺址怎樣保護、展示。

羊城晚報：經過幾年的持續發掘，我們對這個遺址有怎樣的基本認識？

劉文鎖：西旁景教寺遺址位於吐魯番市高昌區北邊，在火焰山南麓的一個小山崗上，遺址面積超過了2500平方米。它依山而建，從山坡一直建到山崗頂上。像這種山丘型基督教寺院，在地中海地區是比較常見的。

截至目前，我們已經明確了寺院的形制佈局，以及當時上下山出入寺院的路徑、葡萄種植地、墓地等，寺院的面貌越來越全面。總的來講，它是一所比較典型的中亞、西亞地區那種建在山崗上的修道院，保存得比較完整。

2、不同民族和平共存的可貴啟示

羊城晚報：有哪些代表性發掘成果？

劉文鎖：我想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寺院遺址本身，它的建築保存得比較好，結構完整，這在全世界都是比較罕見的。

二是遺址出土了大批文物和自然物。這些文物裡面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文獻了。過去德國人挖掘出了有 1000件左右的文獻，經過三年的發掘，我們發掘出的文獻數量已經超過了1280件（組），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單論敘利亞語的景教文獻，這是國內最多的一次考古發現。

從文物角度看，漢文佛經、道經與敘利亞文景教文獻合寫在同一紙張上的情況，以及壁畫殘塊在顏料、繪畫技法等方面與本地佛教等壁畫相似的現象，揭示出當時多元文化共存、交流互鑒的情形。

除了文獻之外，遺址還出土了一批包括壁畫在內的各種遺物以及動植物等樣本，其中有像瓷器、錢幣、漆器等來自中原的一些器物。這裡面特別要提到的就是自然物的樣本，植物樣本是最豐富的，像各種蔬菜、瓜果，幹化以後都保存了下來，這一切都是得益於吐魯番這個“天然博物館”的優越條件。有機質遺物和樣本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能保存下來的。

此外，遺址出土的產自中原的北宋漆碗和“熙寧元寶”錢幣，以及玉雕十字架、木鬥拱等，則是當時景教中國化的鮮活證物。

羊城晚報：通過這些發現可以還原古代修士怎樣的生活場景？

劉文鎖：從我們測定的年代來看，這個寺院的存續時間為唐代到元早期，延續了幾百年時間，最後遺留下來的廢墟被我們發現了。

這個遺址可以還原出中古時期的絲綢之路上一個景教寺院是如何存在的，也就是景教在東傳過程當中，它在古代西域地區如何生存，尤其是如何跟吐魯番本地其他的宗教共存。

從出土的景教文獻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在這裡和平共存。比方說景教的經典都是用敘利亞文書寫的，但是也有大批用回鶻文書寫的景教文獻，這顯然是面向當時生活在吐魯番的回鶻族信眾。不同的民族信仰景教，不同的宗教在這裡和平共存，我覺得這一點對我們是非常可貴的啟示。

羊城晚報：遺址出土了大量的蔬菜，可以由此推斷當時的食譜嗎？

劉文鎖：這是可以的。三次發掘中都很少見到動物骨骼，這個情況驗證了我們的推測，就是當年修士的生活是很清貧的，他們追求清修。他們應該是素食者，或者以素食為主。可是在前兩次的發掘中沒有發現蔬菜，出土的都是一些糧食作物和瓜果。

碰巧的是，在2024年發掘寺院北坡的居住生活區時，我們在山崖上發現一座洞窟。它最早可能是居住或者有別的用處，後來這座洞窟可能有些塌陷，修士們就把它當成了垃圾坑。我們發現裡面有大量的廚餘垃圾，主要是大量的蔬菜。這樣一來，就可以還原那些僧人當年吃的都是什麼蔬菜。

另外，我們在垃圾坑旁邊一間寢室的門口還發現一座非常精細的烤爐，就像維吾爾族烤饢的饢坑一樣，很袖珍。我們也因此推測，當年的修士們很有可能是把烤餅當作主食。

羊城晚報：您前面提到，在遺址周圍也發現了葡萄種植地。能夠反映怎樣的歷史情況？

劉文鎖：其實2021年我們已經發現了葡萄酒窖，在山頂區西側的一個房間里，發現了排列整齊的大陶器，經取樣檢測發現了葡萄籽的殘留物，所以可以肯定那是一座葡萄酒窖。

基督教的彌撒等儀式中離不開葡萄酒，它在基督教中有特別的含義。在做彌撒的過程中，基督徒要領聖餅、飲葡萄酒。我們發現了酒窖、酒杯，甚至還發現了幾塊面餅，那麼釀酒的葡萄是怎麼獲得的呢？它是修士自己種的，還是通過交換得來的？我們非常好奇。

結果在去年，我們在山崗東坡清理垃圾堆的時候，發現了種植葡萄的梯田，這可以證明，在寺院的早期山崗東坡曾經被開闢成梯田，用來種植葡萄。今年我們想擴大清理這個區域，弄清楚葡萄地的範圍。另外，還想找一找它的水源是怎麼來的，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解答寺院葡萄供應的問題。

3、系列考古成果形成國際學術新熱點

羊城晚報：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從唐代一直存續到元代，這個寺院最後沒落或者被棄用的原因是什麼？

劉文鎖：現在還找不到明顯的證據。元朝歷史上發生過一個很重要事件，元史上把它叫作“西北宗王之亂”，忽必烈花了很大的精力來平定藩王叛亂。當時吐魯番這個地方受到了波及，有人認為高昌故城就是叛亂期間被毀壞掉的。

我個人看來，像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很可能也是處在這樣一個背景上，戰亂會導致人口的逃亡，很多城市因此消失，我想西旁景教寺院的衰落很可能跟這個背景是有關係的。

羊城晚報：新疆考古成果豐碩，受關注度高。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在眾多成果中佔據什麼位置？

劉文鎖：景教有關的遺址，在全國甚至全世界也不多見。因此從考古學來講，它可以填補很多景教考古的空白。

過去做景教史的研究，首先會利用明代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後來就是靠一些文獻來做研究。現在這個遺址發現以後，可以提供大量實物資料，尤其是新發現的大批景教文獻和壁畫。我想這個遺址的發掘首先是推動了景教考古，再進一步推動了景教史的研究。

那麼我們再放大一點，景教是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見證，它與古代新疆地區的多元文化共存、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以及世界基督教史等的研究都是相關的，所以它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就新疆本地而言，除佛教外，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外來宗教的遺存保存下來的也不多。像摩尼教寺院遺址到現在都沒有科學發掘過。

羊城晚報：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的發掘，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怎樣的反響？

劉文鎖：自2021年發掘以來，專案一直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我們在《西域研究》發表過本項目的階段情況報告，也在一些學術會議上作了介紹，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這鞭策著我們要努力把專案工作做好，及時把考古成果公佈出來，與學術界同仁分享。

在《考古學報》《考古》期刊的有力支援下，2024年8月，我們的前兩次發掘報告和簡報發表了。2024年10月，我們在吐魯番召集了“景教研究新進展：考古，歷史，文獻，圖像”國際學術研討會，又組織了數十位與會的中外學者，實地考察了這個目前中國境內發現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的景教遺址。一些著名專家對我們提出了很好的建議。

近年來，有多處景教遺址被發現、發掘。比如2021年，中國人民大學與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奇台縣唐朝墩古城發現併發掘的一座景教寺院遺址，寺院建築結構保存良好，還出土了大量的精細壁畫，其發現的驚喜度和重要性，與我們的西旁遺址隔著天山一南一北相呼應。

此外烏茲別克和哈薩克等地也不斷有景教墓地的發現和發掘，一系列的考古成果推動著國際景教研究，甚至形成了景教研究的熱點。

羊城晚報：當前，考古學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但它研究的很多問題又被認為是“冷門絕學”，比如西旁景教寺院遺址出土的文獻解讀。在您看來，考古是“冷”還是“熱”？

劉文鎖：這個學科研究的很多問題，確實有點“冷”，包括這個學科本身。大部分人一聯想到考古學，就覺得很辛苦，好像一說我是干考古的，就很容易引起別人的同情。其實辛苦不辛苦完全是個人的體驗。

毫無疑問，考古學這些年正在走向大眾，考古學不是象牙塔，而且考古學尤其不應該是象牙塔。因為考古學的物件是文化遺產，這個遺產是全人類的，考古學應該有一種開放性。

包括像我們的考古工地，在保證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我覺得應該越來越開放，甚至採用志願者制度來發掘，讓公眾隨時可以了解我們到底幹了什麼。只有讓公眾更好地瞭解考古工作，才能獲得他們更多的支援。所以考古學應該是越來越開放，變成一個開放的體系，它現在正在這樣。

羊城晚報：這其實也能消除誤解，比如很多人提到考古就聯想到小說《盜墓筆記》。

劉文鎖：是的。《盜墓筆記》是文學作品，真實的考古學並不是這樣的。在考古遺址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我覺得最好能向媒體開放，向公眾開放，這樣大家就可以瞭解考古工作到底是幹什麼的。

其實考古發掘過程本身還是蠻枯燥的，確實很累。很多文學作品關於考古工作的想像都是浪漫的。當然，考古學需要浪漫化，否則這個學科可能很多人堅持不下去。但是考古學的浪漫化不僅僅體現在發現寶藏，它本身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在裡面。

4、田野學科永遠不會枯竭

羊城晚報：您在新疆出生長大，為什麼會選擇來到廣東？

劉文鎖：我就是衝著中大歷史系來的。我是中大歷史系第一批博士後，合作導師是歷史系林悟殊先生。我還記得當時在永芳堂的宗教文化研究所辦公室，林悟殊先生和時任人文學院院長的陳春聲教授對我的面試。

當時有一位同屆同學，知道我要到中大，送了我一本《追憶陳寅恪》，讓我多瞭解中大學術的傳統和精神。後來跟著蔡鴻生先生、姜伯勤先生、林悟殊先生這些前輩學習，不斷在他們身上感悟到從讀書治學到待人接物上的返璞歸真。

無論是治學傳統還是地域精神，廣東的精神就是務實。在廣東生活的這些年，使我越來越認同自己也是廣東人。

羊城晚報：考古也是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對您而言，比較大的困難是什麼？

劉文鎖：專業上的事情再難都不是難事，我倒是覺得當考古領隊是非常難的，什麼都要負責。每次下田野我的壓力都好大，有時候晚上睡覺也睡不好。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係，人際關係是我的弱項。

羊城晚報：您今年剛好60歲，對於很多學者而言，似乎沒有退休的說法，您之後有什麼計劃？

劉文鎖：學校批准我65歲退休，我到了那個年齡該退就退，這沒有什麼。退不退休都各有生活法度，等退休了我還有好多事情想做。我覺得只要找到自己生活的意義就很好，沒有說著書立說就是更好的，這取決於個人的選擇。

羊城晚報：您覺得以後會懷念田野考古的經歷和時光嗎？

劉文鎖：在我的一些前輩裡，80歲還在下田野。

像今年2月份剛剛去世的王炳華先生，他是新疆考古學界的一位泰鬥級人物。2014年時他80歲，我們還一起去了尼雅遺址，沙漠裡面晚上零下20多攝氏度，他照樣跟我們一起扛過來了。

總之考古學界的老先生還是挺活躍的。將來退休以後，如果有年輕人願意邀請我去工地看看，我也很樂意去的。

羊城晚報：考古經歷真的塑造人的一生，比如性格和體魄的鍛煉。

劉文鎖：是的，考古學說的田野有它的魅力，就是從實際中獲取知識。它總是突破那些有限的東西，能夠獲得的好像永遠不會枯竭。

過去有人說，考古學是探險英雄的學科。印第安那·鐘斯的電影裡就把考古學家塑造為一個探險家，這是藝術化的表達。而考古學者就要有探險精神、探險技能。探險不是冒險，而是意味著探索未知的世界。保持求知欲是學考古的基本素養，缺乏求知欲，學不來這個學科，也做不出成就。

我也期待學生能夠有考古學家范兒，學識淵博、專業熟練，也能在野外處理很多實際問題，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文 |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朱紹傑 文藝 梁善茵

圖 | 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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