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4年7月15日，包括六部九卿、翰林、給事中、禦史等共200餘人聚集左順門外，伏闕抗議。面對肱股大臣的集體叫板，朱厚熜不但沒有退縮，反而派錦衣衛“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逮入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姑令待罪”。隨後幾天，“五品以下受杖，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被創死亡，另八人編伍充軍。四品以上奪俸”。儘管此時朱厚熜不過18歲，由外藩入主繼統僅3年時間，但應對手段雷霆萬鈞、堅決果斷，根本不留絲毫商量餘地。

　　左順門事件將數年的“大禮議”之爭推向了高潮。1521年，正德皇帝朱厚照駕崩，文武百官迎請遠在湖北安陸的興藩世子朱厚熜入繼大宗。雖然在時任首輔楊廷和等人積極運作下，巧妙化解了不穩定因素，為朱厚熜順利繼統掃清了障礙，但前任皇帝朱厚照為朱厚熜堂兄，如果朱厚照膝下有子，抑或朱厚熜的父親此時健在，那麼，按照儒家禮制和太祖祖訓，皇位斷然落不到朱厚熜的頭上。朱厚熜得以繼統，用天上掉餡餅形容並不過分。

　　在本書作者看來，“嘉靖‘大禮議’可說是‘獻皇帝（朱厚熜父親）正名化’運動，歷經二十四年的漫長時間，通過大規模編撰的文化事業（如編撰《明倫大典》《大明會典》《承天大志》等國家政書），以及改定國家禮制、重塑權力結構等方式，始讓嘉請皇帝達成獻皇帝稱宗附廟的目的”。但“‘大禮議’並不符合儒家名分禮制的標準”，這也成為皇權與朝臣爭議焦點，朱厚熜發動的“大禮議”事件，本質上是對崇信儒家禮制官僚體系的激烈回應。作者指出，“雖然最後嘉靖帝如願將生父稱宗祔廟，也達成了皇權重塑、小宗變大宗的目的，但嘉靖帝卻動搖了以‘禮’為主的政治文化體系，皇權私化，名分禮制混亂，導致了明中葉政治動蕩、君臣衝突、社會失序的危機，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潰瓦解”。

　　朱厚熜15歲前一直偏居湖北安陸，突然被遺詔喚至京城，一夜之間登上權力頂峰，這對任何人都是一種無法忽視的巨大政治考驗。從另一方面看，15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在朱厚熜此前的人生履歷中，尚缺乏掌控大明江山這樣的政治歷練。

　　朱厚熜掌控明朝政治局面，權力獲取的正統性問題自然是邁不過去的一道坎。雖然有一份楊廷和等人撰寫的遺詔，但其瑕疵仍舊不容忽視。確定朱厚熜為皇位繼任者，楊廷和等人實際上沿用的是儒家“兄終弟及”禮制。如此一來，朱厚熜先得過繼為朱厚照父親做繼子，才能“順理成章”地繼承皇位。顯然這一被楊廷和等人“炮製”的“正統論”並不為朱厚熜認可，所以他才會傾盡全力為父親正名，實則試圖證明自己繼統既合禮制也順應祖訓。

　　在“大禮議”之爭中，朱厚熜似乎成了唯一的勝者，但在作者看來，這種勝利顛覆了太祖精心建立的政治秩序，即廢除宰相制度，並將宰相事務交由六部處理。另一方面，首輔與六部之間相互傾軋，權力鬥爭日劇。工於猜測嘉靖心思的大臣越來越多，如嚴嵩以擅長青詞博得嘉靖的注意。

　　從事後角度來看，作為經驗老到的顧命大臣，楊廷和在撰寫遺詔時似有漏洞，這一漏洞為後來的“大禮議”之爭埋下了導火索。但在當時的語境下，時間緊促、形勢危急，根本不容細想。當然，有些細節或可從邏輯角度適度猜想，也許楊廷和等人早就意識到這一漏洞，只是擔憂過早引發禮制爭議可能進一步引發朝廷動蕩而刻意忽略。

　　不排除早期的朱厚熜有意氣用事的可能，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豐富，他的政治手腕日趨成熟老辣。作者在談到朱厚熜執著“認爹”一事時不無調侃地說，“我倒不覺得他有多愛父親，而在於說這就是一場赤裸的權力鬥爭，如果你今天承認了楊廷和的說法，也就無法動搖楊廷和的權臣地位。那如果說反對了他的說法，就等於幫自己的人馬找出了一個權力的灰色地帶，可以安插自己的人進去，你甚至可以借由‘大禮議’把政敵們全部掃除”。從這層意義上講，“大禮議”事件折射出嘉靖帝的醉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