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化加速，行業變動頻繁，穩固的工作關係不再，裁員是很多人近些年面臨的新課題。
從前談及裁員，大多討論的都是經濟壓力，很少談及心理創傷。事實上，對許多人來說，工作已經佔據了大部分日常。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前三季度數據，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48.7小時。如果按照每周雙休計算，這意味著人們每天工作接近10小時。
裁員也就意味著生活節奏的驟然斷裂、社交圈的直接縮減、社會身份的剝奪，以及自我價值的懷疑。
很多人都以為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后，這些創傷就能自然痊癒，但現實並非如此。
今年30多歲的尤菲在幾個月前遭遇了裁員。她本科畢業後工作8年，期間換過幾份工作，都以和平離職結束，這是她第一次面對被裁，而且鬧得並不愉快。
導火索來自於團隊空降來的新領導。尤菲所在的是內容崗位，主要負責一些產品文案。本來她在這家公司已經工作近三年，對工作已經比較熟悉。沒想到，新領導對她的工作挨個摳字眼，同樣意思的詞語，要求必須用某一個，又說不出原因。“如果只是一兩個詞也還好，結果經常出現通篇的逐字修改，把我批得體無完膚。”尤菲回憶，“更諷刺的是，有一次，在我按要求改完文案後，其它部門又說我之前寫的沒有問題，再讓我改回去。”
新領導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需要她無條件服從。尤菲感到痛苦，但作為員工，又毫無辦法。在提出異議後，她遭遇了區別對待：團隊申報優秀專案時，尤菲發現自己的名字被剔除了。她鼓起勇氣向領導提出質疑，沒過多久，就收到了裁員的通知。
《歡樂頌》劇照
得知被裁的時候，尤菲心情很複雜，“一方面覺得終於可以離開了，另一方面又覺得非常憤怒”。現實容不得她消化情緒，收到HR通知，意味著進入談離職賠償的階段，她必須打起精神。那段時間她壓力緊繃，失眠嚴重，隨時擔心自己會拿不到賠償。裁員原本在月底，為了爭取多一個月的社保，尤菲拖著沒有同意，堅持上報到了更高級別的集團HR那邊去。談判落定的那個晚上，尤菲終於在家大哭了一場，“就是覺得自己遭受這樣的對待很可憐”。與此同時，強烈的被否定感也湧了上來，那不是被某一個人否定，而是被整個職場運轉體系否定，無處可去的感覺，並持續了一兩個月之久。
很多人覺得心理學上的“創傷”特指在情感關係上遭受劇烈打擊，比如家人過世、失戀離婚等，但本質上，所有關係的斷裂都會形成傷口，工作職場關係也是如此。盧美妏是一位從業十幾年的心理諮詢師，專長是做職業生涯諮詢，她接觸過大量“裁員創傷”的案例。
“當一個人被裁后，也會經歷所謂的‘創傷五階段’，從否認、憤怒、追問，到後來的沮喪和接受。但與其它創傷不同，裁員往往會有更緊迫的現實壓力，沒有喘息和修復的空間。”盧美妏說，“一個人在離婚後，不會被要求下個月一定要找到新物件，必須立馬領證再婚。而一個人在被裁之後，往往會被要求很快站起來，甚至要去保持更好的狀態。”
在她接觸的案例中，裁員創傷並不經常發生在剛失業時，相反，是在一段時間后，甚至是在找到新工作後，才慢慢開始顯現。“很多人在剛被裁員時，會產生應激反應，像打了雞血一樣，必須要去做點什麼。有些人會瘋狂投簡歷，聯繫之前的人脈，看上去積極有活力。”盧美妏解釋，“但應激期一旦結束，創傷才真正開始，他們會陷入長期的悲傷和焦慮。”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在下一份工作中，有些人會延續裁員導致的不安，擔心工作隨時不保；有些人會表現出完美主義傾向，雖然工作已經合格，但永遠對自己不滿意，甚至會疑神疑鬼，猜測領導的各種言外之意；還有人因為害怕再次被拋棄，會和領導形成非常討好的關係。這些強烈的恐慌和焦慮，會導致很多人完全沒有辦法發揮之前的工作能力，進一步惡化職場問題。
“裁員就像被拋棄，會喚起人心底裡很深層次的恐懼。比如小時候被家長關在門外，說‘不聽話就不要你了’之類的話。長大後遇到類似的事情，好像就會回到那個場景，覺得被拋棄是因為自己做錯事。”盧美妏說，“為了避免再次被拋棄，很多人會改變自己做事的方法，產生自我懷疑。如果當下沒有很好地去處理它，那麼這種創傷就會被忽略，但是在內心裡又一直存在。”
大量的人都不願意去正視自己有“創傷”這件事，尤其覺得因為裁員就倒下，是一種很脆弱的表現。這一點在男性身上的表現尤為突出。盧美妏的團隊在全平台的諮詢量，女男比是7:3，甚至接近8:2。“女性在遇到心理狀況時，更願意傾訴和主動尋求説明，而男性在一些’陽剛文化’的影響下，始終有一些’男子漢’形象的顧慮，選擇獨自面對。”盧美妏覺得，“這種選擇看似堅強，實際往往會導致嚴重的問題，容易形成長期的身心困擾，甚至演變成傷害事件。比如在自殺事件里，根據世衛組織統計，男性自殺數量是明顯高於女性的。”
即使是男性來訪者，很多也都是被妻子或母親帶著來的，而且通常都會表現得比較抗拒。“女性一般會承擔家庭的大部分情緒工作，又有比較強的洞察力，容易發現身邊人的異常，比如對方抽煙喝酒忽然增加、體重明顯變化等。”盧美妏說，“不過如果丈夫對諮詢很抗拒時，我們會建議妻子不要強求，自己先做諮詢。這類諮詢更像是在做教學，教她們怎麼去支持和協助。”
《我是余歡水》劇照
有一次，一位妻子幫丈夫預約了諮詢。丈夫比較早進入互聯網行業，做到年薪200多萬的高管，職業一路生涯順風順水。但因為公司內部鬥爭，整個部門被清掉，他也被裁員了。剛被裁的時候，丈夫好像沒什麼異常反應，只覺得自己到哪都有出路。但是他很快發現，市場上高管職位本來就少，各個公司都各有派系，尋找到滿意的職位相當困難。於是，他選擇創業單幹。
盧美妏說，很多高管都有這樣的錯覺，覺得自己能力出眾，創業問題不大。這位男士創業三個月，錢燒掉了，事業毫無起色。他意識到，自己的很多光環都是原公司給的，陷入了巨大的自我懷疑。再加上妻子全職、孩子上私立校、高額房貸在手這所謂的“中產破產三件套”，壓力瞬間爆表。然而，這位丈夫表面上還是表現得很鎮定，還好妻子很快發現了他異常，四處幫他找解決的方法。
“在諮詢上，我們需要先處理的其實是落差感，一個中年人在管理層的位置被裁，出來忽然變成求職者了，心理會承受不了。”盧美妏說，“這時候最需要的就是停止比較，認清現實狀況。我們經過諮詢發現，他其實根本不適合創業。他不會創造目標和確定方向，更適合去幫助別人達成目標，很擅長給底下的人打雞血，簡單來講，就是適合做高階的幕僚。”
這個諮詢者後來找到了一個互聯網公司，接受了年薪減半的工作，賣掉了一套房子來維持日常開銷。兩三年後，他又爬回到了兩三百萬的位置，算是闖過了一關。
《逆行生活》劇照
裁員創傷也不止是在被裁的人身上出現，即使是目睹身邊的同事被裁，或者有行業裁員的風聲，都會引發大家的情緒波動。盧美妏說，在實際諮詢工作中，每當社會有大的變動，或者有新的技術變革時，預約量都會上升。比如2023年的春節，ChatGPT出現時，團隊的預約量直接達到一個高峰。在職業生涯諮詢中，來訪者都急於想知道，自己會不會被取代，還沒有其他轉行的可能性，自己應該做什麼準備。裁員還沒開始，大家已經開始很驚慌，因為這種逼近的“危險”而焦慮，也是創傷的一種表現。
被裁員的創傷，很大程度上來自自我否定。
公司裁員總會給出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常常是對人能力的直接否定。即便可能公司也面臨著經費不足、縮減部門、經營不善、領導決策失誤等問題，但鮮有公司會在裁員時承認這些狀況。於是，很多遭遇裁員的人會認為被裁員等同於一個失敗的證明，代表著自己不夠好，是被淘汰的那一個。
而很多企業在裁員時展露出的傲慢，會成為員工憤怒的來源，也會反過來影響企業自身的形象，甚至成為隱患。尤菲在這次裁員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負面評價，領導認為她連基礎的產品說明都不合格，而且工作效率低下。“剛入職場時，因為學校知識和社會脫節，我也會被領導批評，但都是有針對性的，不會像這次一樣被全盤否定。”一直到她追問到集團HR那邊，才得知裁員有公司業務縮減的因素，而在此之前，她得到的資訊都是“你做得不夠好”。出於憤怒，在離職時，她向集團HR舉報了領導不合規行為，也一度打算在社交平臺上曝光，而在此之前，她還從未在職場與人樹敵。
小柯研究生畢業於美國藤校，回國後進入高校做研究員，工作了三年。幾個月前，因為院系調整，研究院規模大幅縮減。而對於要裁誰，領導竟讓員工們內部商量投票決定。小柯不願意參與這樣的會議，後來在外出的路上收到了離職通知。
《我們的日子》劇照
“我在這裡工作了三年，可以接受被辭退，但在此之前，可以坐下來講講，我做的好與不好的地方，大家好聚好散。”小柯對於領導這樣不進行任何溝通，直接轉交程式的做法很不滿。後續的賠償金雖然給了他一些安撫，但他想像中那樣一場談話始終沒法發生，“錢和尊重是兩碼事。直到現在，一句話都沒有，我感受不到人和人相處最基本的尊重。”
他在這份工作中本來就積累了一些情緒，比如領導不遵循學術工作的週期，導致團隊一直沒有產出，又經常因為趕工疲憊不堪。他原本希望完成專案再主動離開，沒想到忽然被單方面結束，“很多事情不清不楚，導致沒有任何交接，日後專案有問題大概率還是要找我處理，但我怎麼可能還會心甘情願地配合他們的工作。”
在被裁后的一段時間，小柯還和前同事保持著聯繫，默默關注著之前專案的進展情況。這像是一種帶著忐忑的觀望，“其實我有點害怕在我走後，專案一切順利，似乎證明瞭從前真的是我的問題。”不過小柯很快鬆了一口氣，“那個專案果然再次遇挫，我就知道，這不是我自己的錯。”
如果沒有處理好裁員時的激烈情緒，人有時候會在不理智中做出“報復行為”，偶爾還會出現一些裁員引發的惡性傷人事件。但其實，裁員並非不能“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盧美妏指出，國外很多公司在裁員的同時，除了賠償金，也會附帶職業生涯諮詢等，有一個心理支持系統，在國內這樣做的公司相對比較少。
她的諮詢團隊曾與一家大型外企合作，那是一家百年老牌公司，待遇不錯，很多人都覺得進去后就能安心工作到退休。但是世界就是變化很快，因為種種因素，它需要裁員超過三分之一。企業安排了一些團體工作坊，説明大家探索自己的職業方向，也安排個別的諮詢，協助大家轉職。對留下來的員工，還會做一些團隊凝聚力的建設，或者情緒舒壓等。
《我在他鄉挺好的》劇照
盧美妏觀察到，這樣的做法其實是雙贏的。“公司花時間讓大家知道，裁員不是員工個人的問題，是因為現在公司架構的變動。當公司展露出尊重人才、願意支持員工的態度，有些被裁的員工會反過來非常感恩公司，覺得自己被照顧到，甚至還會擔心老闆該怎麼辦。”盧美妏感慨，“做這些心理支援，公司其實花不了多少錢，但大量離職的員工會更少產生憤怒的情緒，避免員工和公司站在對立面，減少很多衝突發生，企業的社會聲譽反而會上升。”
在盧美妏接觸的諮詢案例中，容易發生裁員創傷的有幾類人，第一類是“別人家的孩子”，他們習慣只要聽話就可以得到掌聲，取得好成績就可以得到別人的肯定。”在二十五六歲之前，學生生涯的邏輯都是只要努力，就能獲得回報，如果千辛萬苦地考進一個好學校，只要不做非常出格的事情，其實很難被學校趕走。大家很習慣非常努力，夠到一個門檻，進去就覺得’安全’了。”
“但是職場邏輯不一樣，你千辛萬苦地進入一家不錯的公司，工作再努力，還是會被忽然裁掉。這在很多人的人生中，尤其是一些學習好的人身上，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盧美妏說，她的很多來訪者都是國內外名校出身，而學歷越好，過被裁員的心理關就越難。她經常和同行開玩笑，說這是一種“常春藤/985症候群”，“這些名校出身的孩子，他們這輩子遇到的問題，之前都可以靠考試來解決，面對裁員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東西，就會非常無措。”
第二種容易在裁員中受到傷害的是低自尊人群，例如討好型人格，本身自我評價很低，外界的一點負面反饋，都會覺得是自己的不好，一旦遇到裁員，就會更很容易失去自我，身心狀態都會非常糟糕。第三種是現實壓力比較大的類型，包括經濟壓力、年齡壓力，他們的創傷不太會立即出現，通常是壓抑後演變成長期的慢性創傷，比如生理上出現長期頭痛、失眠、腸胃問題等，情緒也會容易暴躁易怒，或者持續低落。
《路過未來》劇照
很多人覺得年輕人因為沒有養家的經濟負擔，所以不太會有創傷，但裁員除了是一種被拋棄，也是一種社會身份的剝奪。“就像即使一個人不差錢，可是沒有工作，很多人還是覺得沒有一個正式的社會身份。這個身份讓我們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是人活在群體里的一個共識基礎。”盧美妏說。
她接手過一個年輕人的案例，那個男生之前在英國讀書，成績不錯，回國後進了很好的公司，幾年後遇到了裁員。他一開始非常憤怒，覺得公司沒有眼光，憤怒之外又是強烈的自卑。被裁后，他只願意投那些同級別，或者比級別更高的崗位。他覺得自己被裁掉，就只能繼續往前走，如果找不到同樣待遇的工作，就代表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畢竟人怎麼能倒退呢？
結果他很長時間沒有找到工作，住在父母家，越來越自卑。有時和朋友同學出門，大家都會問：“你最近在做什麼？”他沒有辦法回答，乾脆不去了。開始是不出門，不社交，後來發展到連臥室都不出，媽每天做完飯，用小托盤給他放到房間的桌子上。在諮詢時，整個人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繭居的病人狀態。
“媽很擔心，說孩子以前也很活潑開朗，怎麼忽然變成了這樣。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談工作，先去建立他的生活能力，建立和外界的連接。比如先練習走到客廳，至少把吃完飯的碗盤放到廚房。”盧美妏說，“我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讓他走出房門，然後練習出門散步，約朋友單獨喝杯咖啡，逐步建立日常生活。”
《我的解放日誌》劇照
在重新建立和社會的接觸後，男生開始慢慢嘗試一些短期的工作和兼職，現在自己做一些貿易小生意，狀態好了很多。“他幸運的一點是，家裡人能提供支援，尤其是媽媽比較明事理。”盧美妏覺得，“對於裁員的人來講，最害怕就是變成孤島。如果家人不能理解，那就去找值得信任的朋友，不會批判你的人，不要獨自承受。”
在被裁員後，尤菲也有積極尋求朋友們的説明，但她也明顯感到，在失去職場這個社交領域之後，自己能日常講話的朋友並不多。在失業後，她和朋友的關係也產生了微妙的改變，慢慢減少了主動聯繫，害怕觸發自我批評，感覺很孤單。後來她會寫日記，和自己訴說，也會去散散步。“還有段時間，我瘋狂地迷戀懸疑推理小說，轉移注意力，不看點什麼就會焦慮，那種無價值感會湧現出來。”尤菲說，“想起之前那個職場環境就覺得痛苦。”
《我，準時下班》劇照
創傷的修復，有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很多人在裁員后，執著於去問為什麼。但實際上，這時更需要用行動來取代對答案的糾結，建立新的生活節奏。”盧美妏說。在沒有人能疏導的情況下，也可以用AI聊天，“AI是一個很好的傾聽工具，你可以分享很多你在讀書的時候做過的事情、工作里做過的專案，分析哪些事做起來比較順，哪些事覺得有成就感，讓它來誇獎你。從自己的“優勢觀點”出發，一方面能快速找回自信和自尊，另一方面也能找到比較匹配的工作。”
在這次裁員中，尤菲感到最割裂的一點，是自我成長和職場要求的矛盾。她原本是一個有些討好型的人，習慣放低自己的需求，從前被領導強力打壓，也只會自己默默消化。這樣的忍耐，一面換來升職加薪，一方面精神非常內耗。這一兩年，她有意識去覺察，做心理療癒，改變自己的狀態，然而，就在她敢於捍衛自己後，卻被職場一腳踢出，“感覺自己就不適合整個職場體系”。
在盧美妏看來，工作的本質是一種交換，通過回應別人的需求去賺取經濟報酬，所以肯定需要讓渡一部分自我的需求，但讓渡不可逾越自己能承受的邊界，好讓付出和回報有一個心理上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和工作無關的興趣，生活多元一些，才能有抵抗變化和風險的能力。”
《去有風的地方》劇照
這幾個月，尤菲投過一些簡歷，但都沒有合適的崗位，也隱約感到市場對於已婚未育女性的歧視。在經濟壓力下，她會去做一些兼職的日結的工作，“剛開始的那種憤怒情緒漸漸消退了，現在更多的是失望和無力。我有8年的工作經驗，看上去挺久，但是放在整個人生裡，其實是很短的。我一想到還要工作幾十年，還要重回職場，就覺得很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