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5《嶺南大講堂》首期講座活動在廣東省博物館舉辦。

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河南大學近現代中國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陳平原作為主講嘉賓，以《如何讓城市更有文化？——都市研究的方法、魅力及可能性》為主題，從都市研究的角度，條分縷析城市的文化脈絡與人文精神，線上線下眾多觀眾同場傾聽並提問。

2025《嶺南大講堂》系列講座在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指導下，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主辦，廣東省博物館（廣州魯迅紀念館）協辦，今年將陸續邀請全國文、史、哲領域的知名專家蒞臨演講。

以下是本次講座的現場實錄——

1、在書齋和公共社會之間徘徊

1978年3月，我背著簡單的行李離開家鄉潮州，來到省城廣州，前後在中山大學求學六年半。1984年9月，由南向北，我離開廣州到北京去念書，在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留校任教，開始了近四十年的教學生涯。

這種跨越城鄉、南北的地域遷徙為城市研究和城市觀察帶來了不一樣的視角和思考。

其實我的生活和學問不止一個支點，國內和國外、南方和北方、大城和小城、都市和鄉村，這些不同的支點交叉映照，讓我思考問題時能有不同的角度和參照系，所以不會過於執著也不會過於孤僻，能有這些不同的生活經歷和學問支點，其實是比較幸福的。從小城走出來，對家鄉的顧念和反哺也會比較明顯。

北上廣深四個城市，都是我生活或者研究、教學的地方。先說北京，早在2001年我便開始在北京大學開課講北京。

借用周作人的話，“浙東是我的家鄉，東京也是我的家鄉，北京也是我的家鄉，我長期生活過的地方都是我的家鄉”。我的學生不一定留在北京工作，但我希望他們對這一“第二故鄉”或者“第三故鄉”至少有所瞭解，這是我選擇開課講北京的原因。

談論現代城市和談論古代城市迥然不同。談古代中國城市，只要下功夫，做文史研究，就能夠遊刃有餘；但是談現代中國城市會更加複雜。因為當前所面臨的，恰好是歷史上千載難逢的中國城市化進程，我們身處其中，以後的人們很難有這樣的經歷。

我們有能力也有必要把對這段時期的思考留下來，或許這個思考本身並不構成真正的學問，只是感想與批評。所以我內心一直在書齋和公共社會之間徘徊，這種社會關懷影響著我的表達，這與做學術研究並不一樣。某種意義上，我談城市更多是跟當下對話，而不僅僅是跟歷史對話。

2、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像與質疑的權利

除了上課之外，我還帶領學生“走讀北京”，設計了四條線：第一條線是北京中軸線；第二條線是城市改造與古建修繕；第三條是衚衕之旅；第四條是重訪“五四”。我希望學生通過“走讀城市”，發掘城市與人的關係，觀照被忽視的城市日常生活場景。

課程最後的期末作業也受到很多學生的喜歡，作業是：假定你是一個明朝人、清朝人、民國人或者80年代青年，你在北京三日游，請設計一份行程安排，包括景點介紹、食宿建議、交通工具、風俗民情，等等。

我的研究其實偏文史方向，討論都市人口增長的曲線或供水排汙系統的設計，非我輩所長所願。我的興趣是，在擁擠的人群中漫步，觀察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像與質疑的權利；偶爾有空，品鑒歷史，收藏記憶，發掘傳統，體驗精神，甚至做夢、寫詩——關注的不是區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純粹的史地或經濟，而是城與人的關係。

如此兼及“歷史”與“文學”，自然是我輩學人的學科背景所決定的。

大家或許會奇怪，作為廣東人，你研究廣東文化是很自然的，為何會研究北京文化？早年學界並不把北京看作一個重要的學術話題，他們很容易從討論北京轉向對國家的論述。

北京學者常說，北京作為共和國的首都，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城市。這導致他們在談論北京時，經常將城市史和國別史混淆，北京史一轉身就變成國家史，這就導致北京本身的城市研究相對來說並不理想。

近40年的城市化建設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實踐，也是一種文化思潮，因此我更多關注如何在時代大潮中，守住中國文化的“根”，選擇把北京研究放在整個城市研究框架內來討論。

3、“城市人”和“鄉下人”的概念逐漸模糊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49年中國城市人口佔比只有10%左右；1989年後，城市化進程開始提速，到2024年，全國城鎮人口9億4350萬人，城市化率達到67%。“城市人”和“鄉下人”的概念正在逐漸模糊，城鄉趨於融合發展。

在我小的時候，“城裡人”和“鄉下人”分別很大，一般稱為“吃商品糧的”和“不吃商品糧的”，分界非常明顯，而這個觀念經由這40年演進，已經徹底改觀。

在古代中國歷史上，城市鄉村差別並不很大。少時讀書科考，入朝為官，年紀大了便告老還鄉，這種人口的出走和迴流保證了中國城鄉之間的文化、資源以及生活習慣的流通，不會形成徹底的隔絕。

現在的情況則截然相反，人們如果在城市生活紮根后，會把父母接到城裡，而不是選擇自己退休后回到鄉村。因為有三個因素影響了人們的決策：醫療、教育、娛樂。

學者如果要討論這個話題，需要提醒的是，理想和現實、學術和政治、課堂和社會不能混為一談，必須去和百姓對話，和官員對話，和城市規劃師及開發商對話。

人文學者應當走出單純的風物記載與掌故之學，要做到對城市歷史、城市化、城市精神的精準把握，而這些都需要跨學科的視野和嚴謹的學術精神。

對於一座城市來說，沒有歷史文化命脈，不能胡編亂造；有此命脈，就看你能否辨認，有無讓其煥發光采的志趣、能力與機遇。

正如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所寫：“但是，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

4、不斷“長高”的城市風景

關於城市風景的問題，我們可以藉由畫家筆下的風景來窺見一二。

在中國山水畫中，著意繪製名山勝水，歷來是別有幽懷。而隨著城市繁華、文人雅興以及旅遊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採用組畫形式，表現本地實景山水，成了畫家的一種創作時尚。

從五代南唐時期的《瀟湘圖》、北宋時期的《清明上河圖》，再到清初的《金陵四十景圖》，中國山水畫的發展從日月山川逐漸走向城市、走向都會。

到了晚清時期，《申江勝景圖》《圖畫日報》等都越來越看好高樓的實用價值及象徵意義，風景不斷“長高”。城市風物的圖像表達，蘊含著某種地方意識、文人情懷乃至政治意涵。城市自覺與文化消費共同促成了城市勝景的轉化。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首都國際機場的航站樓有一幅讓人印象深刻的壁畫。上面有北京天壇，有兵馬俑，有上海的東方明珠電視塔，等等，高樓和古跡並存，前者象徵歷史和文化，後者代表技術和財富，兩者並存的狀態如今在很多城市依然可以看到。

我曾經走上北京正陽門遠眺，當時給我感觸很深。我正面對著的是前門大街，商鋪熱鬧非凡，遊客行人熙熙攘攘，我背後則是毛主席紀念堂、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城樓、故宮。商業，政治，歷史，人間煙火，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朝向，所看到的風景和看待城市的角度截然不同。

回到廣州記憶中風景的變遷，廣州人都熟悉的鎮海樓，是除了南越王墓以外在地面上能夠看見的重要標誌建築。從東南亞地區流傳過來的西關騎樓，在廣東風行一時。

而成為廣州如今城市地標建築的廣州塔，憑藉“小蠻腰”的獨特造型和夜晚時分絢麗繽紛的色彩，為廣州帶來了不少活力與人氣。

這些不同時代的代表性建築給我們留下了深刻記憶，不難發現城市風景正在越來越高，近三十年來這一現象在東亞地區尤為明顯。

這是經濟發展、文化自信、消費實力等多重複雜因素形成的“高樓崇拜”，如今我們已經很難想像一座大都市會沒有林立的高樓大廈。

某種意義上講，令人過目不忘的摩天大樓已成為大都市的標配，一座城市的發展水準似乎也逐漸與城市標誌性建築的高低挂鉤，其象徵意義遠遠大於經濟效益。

城市看得見的風景值得欣賞，那些不出彩、存於街頭巷陌的平常煙火，同樣值得關注。大都會裡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高高掛在藍天白雲下，猶如美術館里的西洋風景畫，很有視覺衝擊力，好處一目了然。與之相反，日常住房或亭台園林，則如中國畫里的山水長卷，必須在書齋中慢慢展開，方才可賞可玩，可游可居。

看一座城市是否可愛，比的不是面積、人口、GDP，或是標誌性建築，而是比生活設施、文化氛圍、服務意識、審美品位。小巷深處，平常人家，才是一個城市的精髓所在。

5、文學藝術是一個城市“有文化”的重要標誌

城市不僅是建築與街道的集合，更是文化與歷史的載體。在評價“文化城市”時，美國選取了六大文化指標：報紙發行量、雜誌發行量、書店總數、圖書館館藏資源、市民受教育水準及互聯網資源量。

我認為比較可惜的是，六大指標中沒有包含文學與藝術。文學藝術是一個城市“有文化”的重要標誌，也是城市最好的廣告。

今天我們談紹興肯定會記起魯迅，談北京會想起老舍，談鳳凰小城會想到沈從文。我們都知道一篇好文章、一個好作家對於一個城市的重要性，城市需要文學，文學大多誕生在城市，有好作家的城市很幸福。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中的文化生活也變得豐富多彩，日益吸引文學家們從“自然田園”走向“都市印象”，帶來催生新體式、新潮流的蓬勃力量。

城市需要文學家，為什麼？關於城市的前世今生，七情六欲，還有潛藏的慾望以及積累的潛能，作家能夠敏感意識到並將其表述出來。某種意義上，文學孕育、蘊含、體現了一個城市的記憶、慾望與想像。

6、堅守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園，不容易

博物館和書店作為展現城市文化的重要載體，如何活化其機能，保持其生命力一直是個難題。

1907年，北京萬牲園對外開放，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動物園，這是中國官辦博物館事業的起點。從那時候起，中國人學會了用動物園、植物園、博物館、美術館、公園等來傳遞知識、美化心靈。

目前，令人可喜的是，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博物館數量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

博物館的主要功能到底是研究並傳播知識，還是保存並展示珍寶？如何協調博物館作為公益事業與商品經濟之間的矛盾？如何讓實物展覽與課堂教學互相補充，使博物館真正成為學校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關於博物館建設，依然有很多問題有待我們商討解決。

如今博物館的概念已經逐漸泛化，但我認為走進博物館是有門檻的，除了兒童嬉鬧逛展，網紅打卡外，還有教學需要，要讓更多真正對歷史文化有興趣、能從中受益的人走進博物館，需要不斷培養公眾這方面的能力。

書店，是一座城市的燈光；書店，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園。書店對於一座城市，意義不僅僅在於賣書，更是一個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間。書店當然需要經營，有商業的味道，但它更是一個文化設施。

王煒是80年代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的教師，也是我的同代人。90年代以後他召集了一些人在北京大學附近開辦了風入松書店，這個書店後來成為北京大學周圍最重要的文化地標之一，書店門口寫著“詩意地棲居”，很多人在這裡工作、學習、閱讀、成長。

2005年王煒去世，不久後這個書店就關閉了。但是風入松書店的風景至今保存在很多北大、清華、人大的老師和學生的腦海裡。

堅守書店，堅守城市的燈光，堅守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園，這並不容易。

7、關於城市，人文學者能做什麼？

回到我作為人文學者的立場，我不是規劃師，不是建築師，更不是政府官員，作為一個人文學者，談城市時我能做什麼？或者哪些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我想先定下幾個規則。

第一，城市問題的複雜性，超越一般人的想像。具體操作中，有很多實際困難需要克服。人文學者不能只是矜才使氣——可以持批判立場，但必須理解你的批判對象的立場及思路。

第二，城市學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假如你不僅僅是埋怨，而希望有所作為，必須參與進去，介入日常事務。

第三，“城市研究”需要跨學科的視野，而且兼及學術與實踐，才能有比較巨集闊的視野，通達的見解。瞭解不同學科的長處與局限性，不能滿足於自說自話。

此外，還需要把握內在視角與外在視角。談論城市，除了政治立場、學術訓練之外，還有採取的視角。從里往外看，還是從外往裡看——也就是本地居民的立場，與官員、專家、遊客等外界眼光有差異。

從內在視角看，當我們談城市改造、城市規劃、城市文化的時候，需要設身處地想一想，多問一句：假如你是本地的民眾，你願意在這個你所規劃的城市裡面長期生活，乃至生活一輩子嗎？

從外在視角看，假如你作為官員、專家、遊客，那麼對一個城市的想像又會截然不同。因此如何兼及保護與建設，既有高尚趣味與長遠想像，又考慮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欣賞趣味，是非常具有難度的。

中國的城市，北方和南方、大城和小城，規劃管理是不一樣的。在這裡面如何考慮兼及各種立場是必須學習的，因為不同城市之間的規劃、欣賞、觀察的角度都不一樣。

通常大家更加關注北上廣深，或者是杭州、重慶、成都等大城市。然而船小易掉頭，中小城市在城市改造方面的實驗性方案更有啟示意義，中小城市的規劃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以我的家鄉潮州為例，80年代經濟發展的時候，潮州首先把市委、市政府遷至城外另建，使得潮州古城的格局及文脈基本保留下來，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度過了大肆開發的商業化浪潮後，古城潮州保住了家底與一個城市的“精氣神”。我認為潮州著重傳播的不應是具體的非遺產品或美食，而是將古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若此說成立，潮州不僅對潮人有意義，對遊客有魅力，對人類文化也有貢獻。

【現場問答】

“寫不出論文，我也不會刷短視頻”

聽眾一：在當下城市生活中，大家都被短視頻等碎片化資訊裹挾，很難有時間沉下心來，長時間閱讀或者思考。您寫不出來論文的時候，有看短視頻的習慣嗎？又是怎麼看待當前全民風行刷短視頻這一現象的？

陳平原：寫不出論文，我也不會刷短視頻，因為平時很少刷視頻，都是朋友或學生推薦才看。

今天大家所刷到的短視頻，有很多是粗製濫造、聳人聽聞的，有時候看到兩三歲的小孩子嫻熟地刷著短視頻，讓人觸目驚心。但必須承認，也有高品質的視頻值得觀看。

我一直強調要做“接地氣”的學問，在我看來，今天的短視頻就是19世紀末的報刊文章。19世紀末中國人開始辦報的時候，報刊文章也被當初的文人批評為不成體統。

技術文化本身無錯，如果能夠用拍紀錄片的鏡頭來拍短視頻，用寫論文的態度來推敲文本，這樣的短視頻並不差。視頻只是技術與形式，內核仍然是思想與文字。

新聞報導想要實現更好的傳播效果，離不開高品質的視頻與文字內容的配合。視覺語言確實比文字語言有衝擊力，但文字記者對人物的理解，對文化精神的把握，還有對起承轉合的把握都會比較好，這是視頻方面較為薄弱的地方，因此好的內容就需要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良好的互動。

科技變革帶來價值重組、知識體系重構

聽眾二：最近國內外的人工智慧領域發展迅速，目前已有的DeepSeek、豆包、Kimi等都已經能夠輔助生成比較專業的論文內容。您如何看待學術領域的AI應用？人文學者是否需要重新定義原創性這個概念？

陳平原：春節期間我寫了一篇文章《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其中就提到，稍受訓練的讀書人，可隨心所欲地“生成”自己想要的文字，而不需要經過長期的文學教育或學術訓練，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

其實各行各業都受到了AI的衝擊與挑戰，相較於人文領域，工程技術領域受到的挑戰更大。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人文學者可能因為對AI的生成機理、運作方式不瞭解，從而導致過分迷信或是過分恐慌。

北京大學今年已經開始給文科生開設人工智慧課程，校方正在討論是否將其從選修課變成必修課。

AI時代的人文教育問題值得反省，以往中小學教育的模式、宗旨、整體的框架體系，包括高等教育里的文學、史學、哲學、考古等等這些19世紀建立的知識體系、教學方式都會發生巨大變化。

每次科技變革都會帶來較大的社會動蕩、價值重組以及知識體系的重構。面對當前形勢，沒有人能給出一個一成不變的標準答案，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文字整理：記者 何文濤 孫磊

圖片攝影：記者 鍾振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