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書華

    近讀《溫儒敏講現代文學名篇》（商務印書館2022年9月第一版），頗感興趣。該書如何從複雜而爭議甚多的現代文學史中選取名篇，特別是用何種方式、語言和腔調來講授名篇，可以說別具一格，我稱之為“講說體”。

    在與溫儒敏先生交談中聽他說過，多年前他主持過一套“名家通識講座”（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俗稱“十五講書系”，涉及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學諸多領域，所邀請的作者大都是各個學科領域權威，用類似講座的方式介紹相關學科的“通識”，迄今已經出版五六十種。據溫儒敏說，當初主持這套書，想落腳在“名家”和“通識”這兩個特色上，但不容易。很多“名家”沒有功夫或者不屑於寫這類讀物，而有些“名家”答應寫了，卻仍然專業性太強，如同寫教科書，難於深入淺出。“十五講”原打算出版100種，20多年過去了，也只完成原計劃的一半，也就因為有實力的能進能出的作者難於物色。

    我能體會溫儒敏的苦心，也有過嘗試“講說體”的類似的經歷。多年前，我應邀為山西希望出版社主編一套未成年人精神成長叢書，對標的是1930年代朱自清先生和他的一些同仁編寫的開明文庫系列，但能夠勝任的名家都很忙，而有些名家所寫的文體文風卻又不太符合年輕人閱讀。由是，這套書出了第一套后，就無以為繼。

    其實，“講說體”並不少見，只是學術性和普及性都能很好兼顧的比較少罷了。前些年很“火”的“百家講壇”之類，講求的是將史事故事化，力求通俗而有趣，甚至有很多離學術較遠的“戲說”和發揮，能賺得收視率或流量，也大致可以歸入“講說體”，其面向的觀眾多是平民。而溫儒敏所提倡的“講說體”主要是名作鑒賞，轉化學術研究的成果，面對的是有一定人文學養的讀者，目的仍然在於經典的闡釋與普及。

    據溫儒敏說，“講現代文學名篇”這本書，是在他多年在北大講授現代文學史課程的基礎上整理的。講稿帶有課堂講授的口氣與師生互動的氛圍，自然有“講說體”特別的風格。我替《名作欣賞》向溫儒敏約稿，想請他從自己的代表作——比如《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等——專著中選擇一部，我們再組織評講。溫儒敏說自己沒有什麼代表作或“經典”，還不如選新出的這本名篇講析。溫儒敏為何如此重視這本鑒賞類普及性的讀物？他認為，現代文學作為一種“新傳統”（現對於古典文學），事實上已經瀰漫於當代國人的文學生活之中，其影響不可低估。而他講授現代文學，就試圖把這些見慣不慣的“新傳統”影響加以梳理沉澱，把優秀的作家作品經典化。他的擬想讀者是大學生、中學語文老師，需要深入淺出，而且側重鑒賞，示範文學鑒賞閱讀的“方法性知識”，把專業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普通讀者也能接受的通識。這樣的鑒賞，是對經典的彰顯，更是結合現實開掘經典，讓經典走向生活，為廣大普通讀者接受。

    溫儒敏這本書的重要啟示，或者我更看重的是，就是如何讓文學名著走進公眾的生活。在我看來，文學鑒賞舍我無它。在當今學術生產體制中，看重的是“論文”，鑒賞性的“講說體”文章容易被認為不夠“規範”，是進入不了研究成果的“層級”的。但文學研究怎麼能離開對於文學審美鑒賞與批評這個基礎呢？好的文學鑒賞文章，是作者將深厚的理論功底、廣博的文學史知識、對時代性特徵及對所面對的讀者的深刻理解，化為了自身生命的血肉，然後去擁抱同樣用生命血肉創作出來的文學名著，並因此走進了血肉之軀的讀者的生活與生命，讓讀者能從一棵樹的形狀，窺探到森林的風貌；從一瓢海水，品味到海水的苦澀。這樣的對文學本位的深度回歸，這樣的百鍊鋼化為繞指柔的功力，這樣的將絢爛歸於平淡的歷程，非有理論家的素養、文學史家的視野、世事洞明的眼光，不可得之。而對如此鑒賞能力的提倡，卻也正是對今日科技吞噬人文導致的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中的無人之血肉人之體溫的技術化弊端的及時的有力矯治。

    人文科學，其本質在作用於人。古代中國，一向視詩詞為“文”之正宗。但明清之際，伴隨著社會轉型中市民階層的興起，曾經作為主流的詩詞輝煌不再，作為不入流的“小道”的小說蓬勃於民間。而梁啟超不為既有偏見所束縛，不失歷史時機地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於是，有了魯迅的棄醫從文，有了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正宗之位。還是魯迅，當五四新小說不能有力地介入社會生活時，寧願為文壇中人譏嘲而花數年之功，棄小說而讓雜文由無名而成為著名的“匕首”與“投槍”。還有堅守著從古代到五四民間價值譜系的趙樹理，也是寧入“文攤”不入“文壇”卻因此而成為了一代鄉土中國之子。如是觀之，當今日中國在經受著從未有過的“歷史大變局”之際，當各種此起彼伏爭辯不休的人文理論因此不能以理念對之給以有效解讀之時，將以文學名著作為人之歷史經驗的載體並以今日生命感性對之給以直接感應並因此給各種理念以再闡釋空間的文學鑒賞，將文學鑒賞從“形似”的知識論，回歸並彰顯到其“神”所原有的方法論價值論，焉知不會祛除原有對其的偏見而一領時代之風騷？那或許是別一格式的現代啟蒙，亦是深得今日全民閱讀之真諦之魂魄。

    還應該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溫儒敏講現代文學名篇》所採用的文體形式，我稱之為“講說體”，是用口語體進行對名著的講授與鑒賞的。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與其時的對現代語體文的宣導，雙潮合一，構成了對國人情感與語言表達方式的根本性變革。但在這之前，更不應該忽視的是黃遵憲提出的“我手寫我口”。“手”與“口”的統一是顯性的變革而為國人所矚目，但更內在更為根本的，是“我”的提出，這實在是可以視為是五四“人的文學”因此而來的“拓人荒”的拓新，對幾千年“吃人”歷史反思與控訴的時代性先聲。這“人”，眾所周知，是“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因之，給了“我”以合法性的存在。“講說體”則是“我手寫我口”的現代性繼承。不僅僅是表達方法表達形式，更是表達主體“我”的存在，並因此構成了對當今時代技術、資本、時尚“複製”而形成的千人一面眾口一詞的批判與對抗。文學鑒賞中的“趣味無爭辯”“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則給這一對“我”的守護，披上了可行性的漂亮外衣，也使文學鑒賞成為了批判與對抗“複製”這一時代弊端的排頭兵。

    “講說體”的“講說”，是為了“聽”，“聽”是“講說”的物件化實現，也因此構成了對“講說”的限制。溫儒敏的這本書預設的“聽者”是大學生、中學語文教師及一般的文學愛好者，因此，過於專業的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創新性觀點，雖然作者對之亦頗有研究，但也大都點到即止，引而不發，不作過多的涉獵。這是對“聽者”的尊重，也是“講說者”的自覺。

    當然，對“聽者”的尊重，不是對“聽者”的遷就，而是在“聽者”的基礎上，有所拓寬與縱深，有繼續思考的空間與新的生長點的引誘。這在這本書中，可謂比比皆是，茲不一一。需要強調的則是，這其中有著如溫儒敏所說的“方法性知識”，其實，這“方法性”所抵達的，實是“價值性”的深處，那就是“講說者”與“聽者”之間的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現代主體間性關係”，這在“我”作為“個體”終於在當今中國“浮出歷史地表”並在新的一代國人中漸成洶湧之勢時，尤具現實意義。這對“無我”的各種場合各種身份的“發言”與“講說”，尤具警示意義。這也是力圖使語言成為存在的“家園”而非“牢獄”的切實努力。

    行文至此，我想，我們或許可以把這樣的文學鑒賞，視為學術經典之一種：即對文學經典作經典性的鑒賞與解說，換句話說，就是讓這樣的鑒賞與解說，本身也具有著經典性。我知道，已經有許多論者，強調了溫儒敏的老師王瑤先生的老師朱自清先生曾經有過《經典常談》《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等等鑒賞類的經典之作，並認為溫儒敏所繼承的是他的“祖師爺”（溫儒敏的導師是王瑤先生，而王瑤是朱自清先生指導的研究生）這一文脈的。近還看到，溫儒敏專門為朱自清的《經典常談》所寫的導讀（收人民文學出版社《經典常談》單行本），其中亦強調閱讀經典的一般“方法性知識”，行文口氣仍然使用“講說體”，大概也是一種文脈傳承吧。

    以對文學經典作經典性鑒賞的方式，把學界的研究成果有效地化為中國公眾面對人文困惑的精神資源，讓學術經典走出各種“壁障”走進公眾生活，從而實際地實現著人文研究的價值，是實現這“人間情懷”“崗位意識”並達到“靜悄悄的存在變革”的踐行方式之一，而溫儒敏的這本《溫儒敏講現代文學名篇》就是這踐行的一個成功個例。

    （作者系山西太原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