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28日電 3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她的“小眾研究”，直面一個不該迴避的“公共課題”》的報導。
對所有人而言，“至親的死亡”都是房間裡那頭被刻意迴避的巨象，有朝一日，終須面對。
少有人知道，喪親之痛——伴隨喪親而來的哀傷，也是一個學術研究課題。
曾經，李昀鋆對此也一無所知。直到母親的驟然離世讓她成為一個陷入哀傷的年輕人，又成為一個研究哀傷的年輕人，並因此，遇到同樣在哀傷中的年輕人。
時間治癒不了一切
人生的變故發生得太快了。
2014年夏，正在教室自習的李昀鋆接到母親中風入院的電話，匆匆趕往醫院。4天後，她失去了母親。
接下來的事，都發生得太快了。
母親的遺體被推出來，她俯下身，按母女倆的習慣，親了母親4下，額頭、左頰、右頰和嘴唇。
火化爐開啟，她親手把母親的遺骨拾起，裝入骨灰盒。
那時，這個21歲的女孩好像比大部分同齡人更鎮定、更知道該做什麼。
從本科到研究生都攻讀社工專業，李昀鋆做過各種實習，包括去醫院做安寧療護志願者。
專業訓練讓她從不吝於表達愛意。母親生前，李昀鋆常常親她、擁抱她。母親臨終時，她像安寧療護志願者培訓時教的那樣，跟昏迷著的母親講了許多話，道謝、道愛、道歉、道別。
葬禮上，李昀鋆哭得撕心裂肺，“沒有壓抑，有意識地去宣洩”。
她想，接下來，自己會逐漸從悲痛中走出，“正常”地生活下去，就像人們說的那樣，時間能治癒一切。“我真的以為會這樣。可等葬禮結束，卻發現整個事情都跟我想像的不同。”
外人眼裡，李昀鋆很快放下了悲傷，繼續在復旦大學的碩士學業，開始忙著申請讀博。但她覺得自己快“瘋掉了”。思念隨時襲來。她爬樓梯爬到一半，會哭；騎車去教學樓的路上，會哭；拿起手機，想到打不通母親的電話了，會哭；晚上遲遲不敢回宿舍，在校園裡逛來逛去，找沒人的角落偷著哭……“沒有人告訴過我，失去親人的生活是這樣。”
她向家人傾訴，但每個人都勸她放下。父親開始相親，所有人看上去都已釋然，只有她放不下也不願放下。
她感到困惑：為什麼自己這麼難過？為什麼痛苦這麼漫長？自己是不是不正常？“我一直在想我要哭多久。也許是21年，因為她養了我21年。”
碩士畢業後，李昀鋆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計劃做長者群體的研究。入學後選導師，她在學院官網上找做相關研究的老師，看到陳智豪教授的研究領域里，有個從沒見過的英文單詞：bereavement。
“我打開詞典，一查，‘喪親’。‘哐——’地一下就哭了。”她用物體撞擊的擬聲詞，形容那個落淚的瞬間。
那是李昀鋆第一次知道，原來喪親也是社工的研究領域，而她的難過、痛苦等情緒在這個領域有專屬的名字：grief，“哀傷”。
她不打算做這類研究，“害怕觸動自己”。她選陳智豪做博導，但只跟他聊長者研究。對於隱藏喪母之痛，她已經駕輕就熟。
入學後第二學期，陳智豪給本科生講通識課《與哀傷共存》，李昀鋆是助教。
課上，陳智豪說：“哀傷就是愛，你愛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
那一天，李昀鋆從課上哭到課下，坐校車離校時還在哭。“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釋放。原來我的哀傷不是有問題，是對我母親的愛。”
兩個月後，李昀鋆遭遇一場車禍，在醫院裡躺了19天。她開始考慮改變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我發現即使年輕，也可能會死。我開始思考人生裡有什麼對我非常重要，是死之前一定要做的，我決定研究喪親和哀傷。我想知道我的哀傷是怎麼回事？究竟要怎麼處理？它真的太重了，是我生命裡一個好重的東西。”
被遺忘的“人生第一次”
“為什麼研究這個？有什麼意義？”更換研究課題后，李昀鋆發現，自己需要“花很大力氣”反覆回答人們的質疑。
同樣的問題不會拋向她那些研究老年人群或流動兒童的同學。但是，喪親者的哀傷？那不是隨著時間流逝就會自愈的東西嗎？
“因為我導師就是做這個的。”“因為喪親者需要得到更多關注。”彼時，李昀鋆會藏起真實的初衷。有時候，連她自己也懷疑，這個“自私”的研究真的有價值嗎？
其實，學術界對喪親之痛的探究已逾百年。1917年，著名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德在《哀悼與憂鬱》中提出“哀傷工作”理論，主張喪親者需要撤回對逝者的情感依賴，從喪親之痛中恢復。作為哀傷研究的奠基性理論，這一觀點影響深遠。
此後，學界對喪親與哀傷的研究不斷發展。國外學者逐步形成一個共識：哀傷是高度個別化的過程，喪親者應有“哀傷權”，以自己的方式和節奏表達哀傷，並獲得社會的承認與支援。
研究中，李昀鋆留意到一塊空白。
檢索中國大陸地區的哀傷研究時，她發現相關文獻數量有限，且多聚焦汶川地震倖存者、失獨老人等群體，幾乎沒有對年輕喪親者的關注。
事實上，主流哀傷研究也長期忽視年輕人。直到20世紀80年代之後，第一本探討青少年哀傷的著作才得以問世。
然而，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人遠比人們想像的更多。參考文獻西方數據，李昀鋆推算，這一人群約佔年輕人群的3.4%-11%。他們尚未完全獨立，處於人生發展和建立身份認同的關鍵期，對死亡缺乏心理準備，是哀傷調適困難的高危群體。
李昀鋆指出，如果缺乏死亡教育，這些年輕人往往在毫無準備下，遭受人生中最初、也最沉重的離別。他們對自己強烈的哀傷手足無措，同齡朋友沒有相關經驗和知識，不知道怎麼回應，社會支援也十分有限，令他們倍感無助。
李昀鋆將這種狀況概括為：“被遺忘的‘人生第一次’。”她想關注的正是這種“第一次”。
“我們”的故事
一度，李昀鋆擔心自己畢不了業。要找到願意接受研究訪談的喪親者太難了。在熟人網路和公益機構幾經碰壁後，她試著寫了封訪談物件招募信，發佈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
信寫得真摯。將心比心，她明白，在對死亡諱莫如深的氛圍里，許多喪親者渴望有機會光明正大地傾訴哀傷，又怕被人輕率對待。這封邀請信當天就獲得大量閱讀和轉發，191位喪親者填寫了報名資訊表。
從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李昀鋆完成了106次對中國大陸地區喪親者的訪談。隨著選題範圍的聚焦，其中44位經歷父母離世的年輕人成為她博士論文的書寫主體，包括33位女性，11位男性。
他們多為獨生子女，在10-30歲間經歷了父母的離世——27位父親離世，15位母親離世，2位雙親離世。接受訪談時，最年輕的19歲，最年長的34歲，平均喪親時間5.37年。
母親過世後，李昀鋆總覺得自己是個孤獨的“異類”。現在，她遇到了44個“同類”。
她曾迫切地想瞭解其他人怎樣處理自己的哀傷，怎樣理解自己的經歷，又怎麼繼續“好好生活”。現在，在受訪者敞開的訴說里，她一點點觸及哀傷真實的肌理。
李昀鋆發現，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有一個相似經驗——他們極少與他人展露自己真實的哀傷感受。
訪談結束時，許多人會說，這是第一次袒露自己隱秘的哀傷，連最親密的家人也沒聽過這些。有人告訴李昀鋆，之所以願意參加訪談，一個原因是“我也真的很想講”。
在李昀鋆看來，儘管“80后”“90后”被視為更具個性、更勇於挑戰傳統的群體，但大家普遍遵循傳統規則，把哀傷深埋心底。“少數人跟我一樣，嘗試過與家人分享，但我們都發現這條路走不通，不知道為什麼，會被處處迴避。”
絕大多數受訪者在父母離世數年後，仍然“無法接受”“非常痛苦”，這與李昀鋆自己的體會一致。有人說這種情緒猝不及防，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東西”；也有人問李昀鋆，“母親過世三年了，我還是在難過，是不是不正常？”
李昀鋆試圖在社會文化情境中探究這份哀傷，以一些完整的敘述，展現從父母離世，到葬禮以及葬禮之後，這些年輕人經歷了什麼，如何一步步藏起哀傷。
“我很有意識地這樣做。”李昀鋆解釋，喪親經驗常被視為個人的、內在的心理過程，結果是人們容易去責怪喪親者，比如，你為什麼不去跟家人朋友求助？你為什麼不夠堅強，不能放下？
通過44位受訪者的講述，李昀鋆記錄下他們身份轉變的過程，也記錄下他們重構人生意義的掙扎。李昀鋆認為，哀傷會重塑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就像她在母親過世後，感受到人生的“不公平”，許多受訪者也有類似感受，但令她驚訝的是，“他們對於死亡、生命、家庭和愛的想法，他們對意義的追尋比我豐富太多了”。
為保持客觀，訪談中，李昀鋆沒有透露自己的喪母身份。但在研究後期，她會不斷跟受訪者更新研究進度，將這一研究稱為“我們的故事”——她和他們，45個失去至親的年輕人共同建構的故事。
2020年，李昀鋆完成了博士論文《父母喪失、追尋意義和身份改變：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經歷父母離世的中國子女如何在其“成人初顯期”與哀傷共處？》，這或許是中國大陸首個對年輕喪親子女的質性研究。
她選了這年的7月29日作為論文答辯日，這一天是她的母親甘瑞珍的忌日，後來，又成了她自己的結婚紀念日。
也是在準備論文答辯期間，李昀鋆不再隱瞞自己的研究初衷。“我決定說出來，我經歷了母親的去世，我很痛。剛開始，也會怕別人議論，怕被說像祥林嫂，但我好像找到了一些說出來的意義。”
她想讓世界看見、承認和尊重那些年輕人喪親後的哀傷，讓他們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
與哀傷共處
“博士論文寫完後，我的哀傷依然很強烈。它並沒有帶給我所謂的和解，和想像中的答案。”李昀鋆覺得，做這項研究的過程不是自我療癒，而是自我探索，“像去海底潛水”。
最終，她沒有找到最初想找的那份寶藏，卻在整段旅程中遇到很多可愛的小魚，看到很多不同的風景。
這不是一次輕鬆的探索。整理、分析訪談資料的那兩年，她沉浸在受訪者的故事中，“我很痛苦，覺得哀傷是一個想不明白的東西，一個巨大的疑惑，一個沒人願碰的東西。我真的能把研究做好、做出來嗎？大家把那麼珍貴的東西交給了你……”
回過頭看，她感歎自己的幸運，有機會走過這樣一段旅程，遇到這樣一群“同行者”，奢侈地花3年時光叩問一個魂牽夢縈的人生命題。
“做完這個研究，我跟我的哀傷好像經歷了一次很深刻的交往。”李昀鋆發現，她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的哀傷、理解自己的難以釋懷了——把她的哀傷如洋蔥般層層剝開，最內核的部分，是她無法接受母親生命意義的虛空。
如今，她不再被動承受哀傷的影響，而是自主地做出選擇。“我選擇不和解，也接納了自己這種選擇。其實哀傷從來不能‘走出去’，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只能跟它相處。”
導師陳智豪的那門課，叫“與哀傷共存”，寫論文時，李昀鋆化用了這個題目，改成“與哀傷共處”。“‘共存’的話，感覺哀傷更多是一個客觀存在，我們沒辦法對它做什麼。而‘共處’，是說喪親者能自己決定與哀傷相處的方式，可以主動靠近一點點，也可以離遠一點點。”
李昀鋆一再強調，哀傷的本質是愛，是想繼續愛那個重要的人，但所愛之人已不在這個世界上。正如漢代聲訓學經典《釋名》所言：“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
人們不必因哀傷的難以止息而自責，懷疑“只有自己有問題”，那實在只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愛的代價”。有這種感受的人很多，大家只是各自沉默。
2024年，李昀鋆去公益機構實習，為喪親者做哀傷輔導。她注意到很多喪親者的訴求，都是想“恢復正常”“把病治好”。
儘管世界衛生組織在2018年發佈的《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里，將病理性哀傷從抑鬱症里分離出來，定名為“延長哀傷障礙”。但在李昀鋆的觀察中，絕大多數想“治好病”的喪親者都不符合延長哀傷障礙的診斷標準，並未因哀傷導致日常生活、社會關係、工作學習等功能受損，他們只是非常痛苦。
李昀鋆會耐心解釋，這種哀傷不是病，無需“治癒”。她希望更多人不要像她當年那樣，對自己有那麼多責怪和不理解。“我們對喪親者的耐心太少，對哀傷的瞭解太少，留給哀傷的生存空間太小。”
她希望人們能給哀傷中的喪親者更多理解和善意，讓他們知道自己不用獨自承受一切。畢竟“不幸但又無法逃避的生命真相是——我們所有人都將是、正是或曾經是與哀傷共處的人”。
她鼓勵喪親者正視哀傷，觀察自己的哀傷究竟什麼模樣。“這種直面會很痛苦，但也能幫助他們在接下來的人生中做出不一樣的選擇，變得更有力量。”
她提起自己看過的一個說法：對於喪親者，哀傷有點像一塊石頭。最開始背它，你被壓得喘不過氣，覺得好辛苦，但又沒辦法扔掉它，只能背著它繼續往前走。慢慢地，你覺得石頭沒那麼重了，路人勸你扔掉它，可你不想扔，你把石頭放進口袋，選擇帶著它繼續走下去。
“你可以做選擇。當你發現這塊石頭對你很重要，就背著它繼續走好了。”李昀鋆說，“其實石頭還是開始那塊石頭，它的重量從沒減輕過，是你變強壯了。”
“追求過一種有意義的人生”
2025年春，脫胎於李昀鋆博士論文的著作《與哀傷共處》出版，此時，距其開始相關研究，已過去了8年。
李昀鋆一直覺得，這些記錄著年輕人真實哀傷的文字，不應當只存放在學術資料庫里。當年，她如果能遇到一個瞭解哀傷的社工、讀到一本講述哀傷的書，或許就不會在摸索著與哀傷共處的過程中被撞得傷痕累累了。
博士畢業後，她多次嘗試出版，都未如願。後來，論文里的一位訪談對象大學畢業後進入出版界工作，為她牽上了線。
為這本書作序的陳小姐，也是李昀鋆的訪談物件。序言里，她以輕鬆的口吻對讀者們說：“現在，你有機會以一種‘無痛’的方式走走我們之前的路……不要害怕討論哀傷和死亡，勇敢地翻閱下去，成為一個更懂愛人的人，多好呀！”
陳小姐告訴李昀鋆，她的媽媽聽說這本書的作者是之前找她做研究的姑娘后，“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說她在訪談後，發生了很多好的改變。
“我希望這本書也能給人們帶來哪怕一點點小小的改變。”李昀鋆說。
她承認這是本很“情緒化”的書，特別是在她將學術性內容進行高度濃縮后。“但這些情緒都是真實的，或許未來某個喪親者讀到這本書，會感到安慰，知道有很多哀傷就是非常強烈，自己不是唯一的一個。”
最近，為配合新書宣傳，李昀鋆開始走到台前，接受採訪。“我的性格真的特別內向。擱在幾年前，我未必願意做這件事。在我的經驗裡，沒人願意關心喪親者的感受太強烈了。現在，有人願意關心了，我要求自己勇敢一點，把握住機會，盡量多分享，讓更多人瞭解哀傷。”
她抓住各種時機，跟不同人做哀傷知識的科普。例如，她鼓勵人們使用清晰的詞語描述喪親和哀傷，也身體力行地試著打破“避談生死”的禁忌。一次採訪中，有記者全程用“那件事情”指代她母親的過世。“哪件事情？”她問，“我的母親死去了”。
結束相關研究已4年有餘，現在，李昀鋆為自己的人生建構了一些新的意義。
意識到比起做學術、寫論文，自己更想去真實陪伴需要説明的人，這幾年，她一邊做博士後研究員的全職工作，一邊讀了個側重實踐的社工專業碩士，學習更多實務技能。
她計劃在今年下半年離開學界，投身哀傷輔導或臨終關懷工作。“我不知道這個選擇對不對，也不知道有沒有合適的崗位，但對我來說，沒做過這塊工作，會覺得人生有很大遺憾，而我現在做每個選擇，都是以臨死前會不會遺憾做參照系的，比如做這個研究、出版這本書。”
現在的李昀鋆，已經能夠更好地與哀傷共處。在她眼裡，人生充滿意外，但也正因如此，才更要鼓起勇氣，主動選擇，堅持自我——“追求過一種有意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