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28日電  3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新華走筆”專欄發表記者李牧鳴撰寫的文章《他的名字值得記住》。

　　3月19日，到北大百周年紀念講堂看電影，突然想起，第二天是葛利普的祭日，買了一束花，準備早點進校，拜祭一下。

　　與同樣長眠於燕園、國人如雷貫耳的埃德加·斯諾相比，葛利普除了地質古生物圈，似乎鮮為人知。前幾年寫北京人頭蓋骨發掘90周年的報導，我曾一頭鑽進中國地質學的史料和遺跡中，發現無論從何處入手，都繞不開這個名字。

　　網上有人稱他為“中國古生物學界的白求恩”。是的，我們總習慣用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來標註其他同樣出色但相對少有人知的名字，例如“中國的居裡夫人”“東方的龐貝”之類。

　　葛利普，他的名字、故事以及貢獻，值得被記住。大韓民國元年，在逐漸形成的各門學科中，地質學是發展得最快和最早的。地質學何以在中國發展如此迅速？除得益於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學者的推動，也離不開當時投身其中的一些外國科學家。如翁文灝所言：“在中國服務最久而貢獻最多的，要算一位地質學大師葛利普先生了。”1976年，月球上的一座山脊以“葛利普”命名，足以證明他的國際學術地位。

　　葛利普1870年出生在美國威斯康星錫達堡一個德國血統家庭，父親4歲時隨祖父移民美國，是一名路德教牧師。葛利普在父親的教區學校學過管風琴，也學過木匠，但他更熱愛大自然。15歲時，他白天在一家装订公司做学徒，晚上在夜校學習。對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產生了更多興趣后，葛利普參加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礦物學函授課程學習。之後在老師推薦下，被特招進了麻省理工學院，一路半工半讀深造。20世紀到來之際，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的葛利普來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然而，因一戰後美國一度排德，葛利普在1919年被哥大辭退。也是機緣巧合，他接受了當時訪美的丁文江之邀，來到北京大學，任地質學教授和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室主任。

　　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在1909年設立了地質學門，這是中國地質教育的開端。但當時人們對地質毫不瞭解，極少有人報考，所以地質學門在1913年第一屆學生畢業后就停辦了。時任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長的丁文江深知地質人才的重要性，為了薪火相傳，於當年創立了地質調查所和地質研究所，研究所負責培養人才，調查所負責實幹搞科研——這也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科研機構。

　　1916年，在丁文江建議下，北大重開地質學系；1919年，他受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所託赴歐美“挖人”。1920年10月底，葛利普抵京，在北大開設了系統全面的古生物學課程。

　　自1920年來華後，葛利普教學、科研、科普、參加中國科學社團建設幾把抓，中國第一代、第二代古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大部分都受到他的直接影響，如孫雲鑄、楊鍾健、黃汲清、尹讚勳等，李四光也是在他的鼓勵下開展相關研究的。治學之外，葛利普的人格魅力也受到大家的敬佩。中科院院士、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楊鍾健在懷念葛利普的文章中說：“多年前北平豆芽菜衚衕的葛先生寓所，無形中成了北平一個文化中心。”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後，北京大學和地質調查所南遷，葛利普因為風濕腿疾滯留在北平。他痛恨日軍侵略行為，拒絕與日偽合作；他坐著輪椅在地質調查所門口試圖擋住日本侵略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斷了經濟來源，后被關進集中營，飽受摧殘。抗戰勝利不久，重獲自由的葛利普終因病重，於1946年3月20日在北平去世。遵其遺囑，安葬於北京大學地質館（沙灘舊址）前，1982年遷至北京大學（燕園）西門內。

　　臨近傍晚，我從北大東門徑直穿過校園，左邊主路上，剛下課的學生熙來攘往，自行車鈴聲此起彼伏。往西門方向走，人漸少，斜陽明晃晃照過來，柏油路的反光讓人不得不眯起眼，眼前的一切都像在光暈里，我握著花的手心有些出汗，彷彿走進了時光隧道。

　　來到葛利普墓前，周圍沒有一個人，不遠有個不知是老師還是學生的背影，似乎在等人，小路邊的灰喜鵲慢慢踱步，一切如常。擺花，鞠躬。我好像又穿越到了幾年前去周口店拜祭楊鍾健、裴文中、賈蘭坡時……

　　一路上，腦子裡像過電影一樣——中國科學史、中國地質史上的一幕幕剪影，是我的幻覺也是當年寫稿查資料深深的刻痕。

　　想起自然博物館的志願者老師講起葛利普的神采奕奕，想起作為古生物愛好者半夜啃資料的快樂，希望有一天，“葛利普”們的名字和故事走進更多人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