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出生的章用秀，是一位研究天津歷史文化的學者，出版過《天津地域與津沽文學》《天津的園林古跡》《藝術大師李叔同與天津》等百余部著作。他也是一位藏書家。走進他家大門，就好像走進了一座圖書館，從書房到臥室再到客廳，到處都是書，幾十個書架將四壁佔滿，不同版本的圖書及線裝書分門別類地擺放，規整有序。買書、讀書、著書幾十年，他將從書中讀到的知識，運用到對天津歷史文化的研究和推廣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研究天津書畫歷史

　　收藏天津鄉賢畫作

　　我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家裡算上我這代，在天津市能上溯到十一代人。這可能也是我對天津歷史文化感興趣的原因之一吧。

　　我從小喜歡到處亂走。我家住在河北區水梯子大街，5歲那年，有一天，我自己去百貨大樓，出來后本該往右轉，回河北區，可我卻向左轉，竟走到了海光寺。天都黑了，是員警叔叔把我送回了家。上學時，課餘時間我常跑到市區各處及郊區的一些村鎮，還畫了方位圖、在小本本上寫下考察記錄。

　　上中學時，我喜歡上了寫作，上山下鄉仍堅持寫。1974年，我分配到河北區委，做新聞采寫，在《天津日報》上發表過很多河北區發生的新聞事件。

　　我喜歡書畫，發表了一篇介紹天津書畫家梁崎的文章，但要不要接著寫這類文章呢？心裡有點兒猶豫。《天津日報》的朱其華老師鼓勵我：“天津的書畫家不應被埋沒，《天津日報》需要這樣的文章！”他的話為我指明瞭方向。

　　之後，我撰寫了李鶴年、姜毅然、劉維良等天津書畫界前輩的文章。上世紀80年代，著名書法家吳玉如去世，朱其華老師讓我寫一篇紀念文章，因為要得急，就在他的辦公室里寫，我寫了一個半小時。

　　其實，歷史上天津有很多卓有成就的書畫家，但文獻方面卻有所缺失。為彌補這個遺憾，我多方搜集資料：第一，盡可能地去查閱畫史、書史、地方誌、津人詩文集及筆記雜談，包括《天津縣志》《天津縣新志》《天津志略》《津門詩鈔》等，也查閱了舊報刊，包括《北洋畫報》《大公報》以及《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等，一點點積累；第二，我奔走於博物館、展覽會、拍賣會、藝術商店，留心天津鄉賢的作品，拍照片、做筆記，拓寬資料來源；第三，我從拍賣會和畫店購得過數百件津人畫作，逐一品評、探討。最終，我完成了《天津書法三百年》《天津繪畫三百年》兩部著作。

　　我收藏有一批天津鄉賢的書畫，也曾在天津美術館辦過專題展覽。有一件曾延年所繪《秋花圖》，淡紅色的山茶花、藍色的牽牛花配以淺綠色的花葉，格外清麗淡雅。曾延年是成都人，但這幅畫的收受者，實為天津人李叔同。曾延年在中國近代文化藝術史上可圈可點，他與李叔同一樣愛美術、愛戲劇，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後同學、共事數年。此畫見證了兩人的非凡經歷及特殊關係。

　　因為我生在河北區，又在河北區工作，所以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就關注到了同樣在河北區出生、長大的李叔同。很多書刊說他是浙江平湖人或山西洪洞人，我查證了大量文獻資料，證明李叔同家中至少八代人生活在天津，李家是天津的坐地戶。我多方查考了李叔同在天津的成長經歷、他的人生軌跡及其在天津的師承關係，以此證明天津文化的近代性對李叔同後來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撰寫了《天津鄉賢李叔同》《一代宗師李叔同》等著作。

　　鹽商延攬四方名士

　　繪出天津文化底色

　　朱其華老師曾為我的《天津地域與津沽文學》一書作序，題為《一脈書香》。他寫道：“天津過去不僅有電視劇裡大力渲染的好勇鬥狠之徒和被稱為‘混混兒’的一類人渣——那不過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枯枝敗葉；天津同時還有深受國內外學子尊崇和仰慕的曠世奇才、文學大師、高僧大德李叔同，以及與外地相比並不遜色的文人群體和一脈書香，那才是更值得重視的研究物件，決不能讓他們像黃金一樣沉入海底！請換一個觀察角度審視天津的過去和天津地方文學，就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天津——那才是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天津！”

　　歷史上，天津的漕運、鹽業非常發達，有很多鹽商在此經營、生活。嚴修家是鹽商，李叔同家也是鹽商。鹽商致富后，辦了很多慈善事業，在各處營造園林，也辦教育延攬四方名士，把浙江、江蘇一帶的文人吸引到天津來。因此，在那個時期，天津出現了文化大發展的局面，本地的詩詞、繪畫、書法，都有很大的提升，留下了許多作品。

　　天津近代文化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但也有些許的雜音。比如，我們有時候會聽到這樣的話：“天津人只會耍嘴皮子，沒正文兒！”其實在我看來，天津人說話，除了個別的方言土語之外，大多是帶一點兒天津味兒的普通話，只是三聲字的發言重了一些，絕不像某些人模仿的那樣，不倫不類、不三不四、半真半假、半生不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就是一嘴的天津方言，他發出的“愛國三問”擲地有聲，絕不是“耍嘴皮子”。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把天津說得很俗。我認為，天津人當然有幽默直率的性格，但這並不是粗俗、野蠻。天津既有俗文化，也有雅文化，梁啟超、李叔同、嚴修、曹禺等都可以代表天津人，代表天津的雅。

　　天津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海河、海洋孕育和發展了天津，構成了開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的城市性格。挖掘我們的文化資源，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注入時代的精神，正是我們這代人應該堅持做的事。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實地探訪也是閱讀

　　我一生與書結緣，每天必須有書置於床頭，才能入睡。上中學時，我對書已經是情有獨鍾，常背著家長偷偷地用零花錢買書。參加工作后，每到一個地方辦事，哪怕時間再緊，我也要去當地的書店逛逛，遇上好書總是不忍放手。

　　我買書有幾個原則：第一，買書從來不惜成本；第二，從來不用公費買書；第三，買書時不跟賣家討價還價。從《古今圖書集成》、經史子集的主要典籍、現當代名著，到筆記雜談之類的單行本，我幾乎買了一個遍，總計藏書已有三萬多冊。只要是與天津有關的書，我更是想方設法地買到，從這些書裡發現了很多有關天津人、天津歷史及地域文化的知識。當朋友把我的書借走後，我會立刻再買一本同樣的書補上。

　　研究歷史文化，除了讀書、查找文獻，更重要的是去實地探訪。比如位於河北區的雲貴會館舊址，最近已經重新整修了。很早以前我就去過，當時那裡有一家小工廠、一所中學。我跟廠里的人們攀談，他們告訴我，有個文物販子想買會館里的一塊石碑。我說，千萬不要賣，一定要保護好。這塊石碑一直保留到現在。

　　我還曾對一些歷史建築提出過保護建議，比如河北區三馬路114號院、三馬路與宿緯路交口處一座中西合璧的老樓、辰緯路西北段西側的豐厚里、達仁堂製藥廠內的小樓等。

　　北寧公園裡面也有很多歷史建築，多建於清末至民國時期，與天津的其他公園不太一樣。我在走訪過程中，發現公園致遠塔前的一對石獅比較特別。清代的石獅雕刻比較厚重，其形態活潑多於兇猛，讓人感到臃腫疲遝、軟弱無力，而金代石獅的造型卻很清瘦。我查了《益世報》，在1921年4月19日這一天登載了一篇文章，談及河北博物院（天津博物館前身）在省內徵集石獅，於某縣發現了一對。曹錕的弟弟曹銳對此頗為關注，經過一番周折，石獅落戶天津。這對石獅距今已有800餘年歷史，是天津市現存雕刻年代最早的石獅。

　　另外我還查詢到，天津還有兩對古代石獅：一對在天津市自來水公司門前；另一對在位於黃緯路的九八三醫院（原二五四醫院）內。

　　退休後，我給自己安排好作息時間，每天還像上班一樣，工作時間只允許自己讀書、寫作，絕不輕易侵佔。我先後應天津圖書館、天津市文物局等單位之邀，做了“天津的園林古跡”“李叔同與天津”“徐世昌——書畫兼工的民國總統”等專題講座，傳播歷史文化知識。我希望讓更多的人瞭解天津、愛上天津，因為這裡是我祖祖輩輩居住、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