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煥（陝西）

西元1901年，時局動蕩，整個中國大地風雨飄搖。為了尋找失蹤的弟弟馬福德，義大利旅行冒險家保羅·迪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義來到了中國。這位義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輩馬可·波羅，並對中國大陸及運河有著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羅”。謝平遙作為翻譯陪同小波羅走訪，並先後召集起挑夫邵常來、船老大夏氏師徒等中國社會的各種底層人士一路相隨。他們從杭州、無錫出發，沿著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當他們抵達大運河的終點——通州時，小波羅因意外離世。同時，清政府下令廢止漕運，運河的實質性衰落由此開始……一百多年後，中國各界重新展開了對於運河功能與價值的文化討論。當謝平遙的後人謝望和與當年先輩們的後代陰差陽錯重新相聚時，各個運河人之間原來孤立的故事片段，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敘事長卷。這一年，大運河申遺成功。

在徐則臣筆下，京杭大運河從來不只是一條河。當義大利人小波羅的船隊在1901年的暮色中撞破水波，當謝望和的攝像機在2014年的河岸上架起三腳架，這條流淌千年的水道突然有了喉舌——它以泥沙俱下的方式，將沉沒的王朝、離散的家族、文明的斷章悉數吐出，在歷史的褶皺中鋪展出一部流動的民族秘史。

徐則臣選擇用兩個甲子的時空跨度丈量運河的體溫。1901年義大利探險家的“北上”與2014年中國後裔的“南下”，在河水的鏡像中形成奇異的對話：小波羅懷揣尋找弟弟的私願，卻意外成為見證漕運制度消亡的局外人；謝望和為拍攝申遺紀錄片而來，卻在鏡頭裡窺見祖輩與運河糾纏的命運。這種時空摺疊的敘事並非炫技，而是暗合運河本身的特質——它從來不是線性的河道，而是層疊淤積的文明沉積岩。那些被浪濤反覆沖刷的船釘、信札、鐵環，如同地質斷層中的化石，標記著歷史的不同岩層。

小說最精妙的顛覆，在於將“運河”從被書寫的客體轉化為書寫的主體。當馬福德成為纖夫，當邵常來肩頭的扁擔壓彎成月牙，這些個體的生命軌跡不再是點綴運河的註腳，而是河流用以言說自身的語言符號。運河通過他們的汗水、血淚與歡笑，完成了對中華文明的轉譯：漕運廢止時的陣痛，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胎動；申遺工程中的喧嘩，則是全球化時代文化身份的重建儀式。那些被博物館玻璃罩住的鸕鷀鐵環、老船木，在成為展品的同時，也暴露出文明傳承的悖論——當傳統被消毒封裝，我們究竟是在延續文化，還是在為它舉行體面的葬禮？

徐則臣顯然不甘心讓運河淪為標本。他讓孫宴臨的攝像機代替沉默的史筆，記錄下正在消逝的船工號子；讓混血兒馬思藝在創業困境中，重演百年前馬福德遭遇的文化撕扯。這種跨越時空的復調敘事，揭示出運河最本質的隱喻：它既是地理的河流，更是流動的文明現場。就像河水裹挾泥沙不斷改變河道，中華文明也在與其他文化的碰撞中持續重塑自身，在河面上投射出不同的文明光譜，但河底沉澱的，始終是那個善於包容與轉化的文化基因。

書中暗藏的歷史觀極具現代性。當考古隊打撈出1901年的沉船，發現的不是封閉的棺槨，而是流動的現場：小波羅未寄出的信、謝平遙的譯稿、邵常來的汗巾共同漂浮在時空中，構成未完成的歷史文本。這種“未完成性”恰是徐則臣對傳統史詩的超越，他拒絕為歷史落下定論的句點，而是像運河接納支流般，允許殖民創傷、現代性焦慮、文化鄉愁在敘述中保持各自的流速。

作為地理符號的大運河或許終將老去，但作為精神載體的運河敘事正在獲得新生。當謝望和們在申遺成功的慶典上打開祖先的柳條箱，他們觸碰到的不僅是發黃的信紙，更是一個民族在現代化轉型中不斷自我更新的密碼。這些密碼寫在漂流的貨船與河岸的高架橋之間，寫在失傳的船歌與短視頻的演演算法之間，寫在每一次文明碰撞激起的浪花之間。徐則臣用小說證明：偉大的河流從不為文明保鮮，它只負責在沖刷中孕育新的河床。當我們學會像運河水一樣看待歷史，便能懂得所有的疼痛與斷裂，不過是文明分娩時的陣痛。

這部小說留給當代文學最重要的啟示，或許就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河流視角”的歷史認知方式：當我們從河流的視角看待文明——不執著於源頭與終點的分野，而是珍視流動本身攜帶的泥沙與生命，或許就能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撕扯中，找到文明存續的真正錨點。此刻合上書頁，窗外的車流聲恍惚間與運河的濤聲重疊。重讀這條古老的河流，突然驚覺徐則臣埋藏最深的隱喻：所有的道路都是未完成的運河，所有的我們，都是仍在改道的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