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 作者：陳季冰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11月

縱觀古今，宋代是文人士大夫生活最優渥的時代。然而，讓他們得以如此滋潤地傲立於世的經濟，又令他們有著古往今來最深的挫折感，以至於穿越千年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不抑兼併”實現資本擴張

許多年後，戴罪隱居潁昌（今河南許昌）的蘇轍對王安石的《兼併》詩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他晚年所寫的《詩病五事》一文將這首詩列為古今“詩禍”之最：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併》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我們現在已無從得知性格老成持重的蘇轍上述誇張的言辭，是出於一個堅定的反變法派對王安石的黨同伐異，還是他已經敏銳地感知到這個問題的本質。但我們能夠從文章的前後關聯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轍說“欲破富民以惠貧民”的做法“不可也”，並非它不可行，而是它的推行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至於今日，民遂大病”。這就涉及我們要討論的核心問題：試圖通過“抑兼併”來實現均富的努力幾乎總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以今天我們所掌握的現代經濟學知識來看，其中的原理和邏輯是不難理解的。從正面效應來看，有了高門大戶和富商巨賈，才會有充足的資本積累和數量龐大、金額巨大的商品交易，長距離運輸、觸角伸向全國各地、貨幣主導而非物物交易的大市場也因此產生。同時，有了足夠多的富人和富餘閒錢，才會滋生出基本生計之外的享受型、精神性乃至奢侈化的多元消費需求。

有了上述兩者，才會孕育出專業化、細分化的產業分工與合作，進而發育出小農經濟時代不可想像的各類大規模製造業和服務業，甚至金融體系。兼併，在道德上也許是令人不愉快的，有時甚至是令人憤怒的，然而兼併卻仍對經濟增長、產業升級乃至社會進步有著重要影響。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可以知道，“資本原始積累”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初始發動機，即便這個過程是“血淋淋的”。正如英國“圈地運動”被普遍認為是英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第一桶金”一樣，發生在前現代中國的這場肆無忌憚的土地兼併也意想不到地成了兩宋三百餘年工商業繁榮的第一推動力。“不抑兼併”的本質，就是不限制資本擴張。資本能夠自由地流動和積累，會帶動社會資源朝具有更高經濟效率的地方去配置，從而壯大一個時代中的先進產業門類，最終創造出更高價值和更多財富。在農業經濟基礎依然佔比更重的宋代社會，這些富戶和資本從何而來？其初始積累無外乎土地兼併，因為土地就是當時最重要的資本。與現代人無比推崇的“大唐盛世”相比，宋代商業資本不論是總體規模還是滲透的廣度和深度，都更上了一個台階。

今人披閱史料時每每會感到疑惑：唐代實力雄厚的大商人非常少，不但遠不及春秋戰國時代，甚至比漢代都大大退步了，與盛世下的鼎盛國力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其中或許有文人，特別是官方文書及正史編纂者的階層偏見因素，這讓他們對商人的成就視而不見。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唐代官營工商業居於支配地位，私商涉足的領域被局限於香料、珠玉、象牙之類奢侈品以及新興的茶市等，因而弱小不起眼。唐朝政府在楊炎“兩稅法”改革以後才開徵專門的商稅，這一事實本身即說明瞭私營工商業在當時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微乎其微。官府通過鹽酒禁榷、回易、公廨錢等途徑壟斷了城鄉工商業的大部分利潤，專門的商稅自然徵無可徵。

宋代經濟兼顧市場與公平

宋人熙熙攘攘地下海逐利，信奉的是“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閑著錢買金在家頓放”。有錢的達官貴人們或自己直接經商；或將資金委託牙儈之類中間代理商，間接投入市場經營；本錢不夠但又有生意頭腦的，則通過集資、舉債等頗具現代資本市場特性的模式投身商海。商品、工作力、資本和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的大規模自由集聚和流動，是成就一個繁榮經濟體的必要條件。田園牧歌般的靜態社會是中國古代政治治理的最高理想，宋代與中國歷史上所有朝代的最大不同點就在於，它是一場流動的宴席：人、商品、貨幣、土地、空間、身份、階層、產業層級，無不處在流動之中。

從負面的效應來看，大戶和富豪是自由市場的自然結果。應該承認，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果很少，或者說從來就不會令人在道德層面感到滿意。它的效能是讓稀缺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從而獲得最大的經濟產出。

因此，如果想要從道德上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或者說“社會公平”，就只能是從市場之外去想一些救濟辦法。緣於此，慈幼局、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才能在宋代應運而生。反之，試圖以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市場，以實現所謂“公平”，就必然扭曲市場經濟的自發規則，進而導致資源錯配，經濟效率受損，投入同等資源後經濟產出減少。換言之，蛋糕會越做越小。

（轉載自《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