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戰敗引爆了兩個火藥桶：一是兵力真空。

劉備東征帶走了五萬精銳，佔蜀漢總兵力七成，導致成都周邊只剩老弱病殘。

黃元叛亂時，守軍甚至湊不齊兩千正規軍去鎮壓。

二是財政枯竭，劉備出征前強征的"軍用錢"每戶高達二十萬，相當於普通家庭五年的收入。

當南中的雍闿聽說劉備被陸遜火燒連營，立即派人聯絡東吳："蜀主已失其鹿，南中當自取之。"

叛亂最積極的恰恰是受益州本土勢力支援的豪強。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稱漢中王時，益州籍官員在決策層佔比不足15%。

而叛亂頭目雍闿家族世代掌控益州郡，太守正昂被刺殺后，繼任者張裔到任就被綁送東吳。

這些地方豪強不是要推翻蜀漢，而是要恢復劉璋時代的自治權，

當年劉璋允許大族私擁部曲、自徵賦稅，而劉備卻嚴格執行"兵歸國有，賦稅上繳"。

劉備入川後實施的鹽鐵專營、直百錢等經濟政策，嚴重損害了益州豪強的利益。

以直百錢為例，政府用面值百倍的銅錢兌換民間物資，相當於變相掠奪財富。

而荊州籍官員大量圈占成都平原良田，這些土地原本都是益州大族的產業。

黃元在蜀郡以西的漢嘉郡造反，雍闿在益州郡（今雲南東部）起兵，朱褒在牂牁郡（今貴州）回應，這三個地方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兼本土豪強大本營。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東州兵勢力範圍的巴西、巴東等地相對穩定，因為這些地區早在劉璋時期就被外來勢力控制。

蜀漢四相中的蔣琬、費禕、董允全是荊州籍，益州本土出身的要員只有李嚴，結果李嚴還因阻撓北伐被廢為庶人。

直到蜀漢滅亡時，譙周等益州大儒還在私下傳播"代漢者當塗高"的預言，巴不得司馬家早點打進來。

所以根本不存在"不肯體諒劉備"的問題，而是外來政權與本地勢力的矛盾總爆發。

當荊州集團失去武力威懾，當成都的金庫里再也掏不出錢糧，益州豪強自然要掀桌子。

後來諸葛亮能平定南中，靠的也不是本地人歸心，而是把孟獲等首領調到成都當人質，同時留用李恢、呂凱等"帶路黨"維持表面平衡。

景耀六年（263年）鄧艾兵臨城下時，譙周等人極力主張投降，根本原因就是益州士族早已和司馬昭暗通款曲。

反觀荊州集團的後裔，如諸葛瞻、張遵、黃崇等人，全部戰死綿竹，用鮮血證明瞭誰才是這個政權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劉備集團為"復興漢室"奮鬥四十三年，最終發現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曹魏或東吳，而是自己治下的益州人。

當外來統治者與本土勢力始終處在對立狀態，任何一次軍事失敗都會演變成政權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