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雨豐

廣州博物館鎮海樓內，看著近在咫尺的文物，讀著50多年前的一封信，思緒已飛躍到兩千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漢代的番禺城，是司馬遷筆下著名秦漢都會之一，也是帝國南緣最獨特的城市，秦文化、漢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碰撞，形成獨特發展軌跡。時光荏苒，有賴於考古工作者的發現，廣州漢代考古成果極為豐碩，宮殿、苑囿、王墓、水井，還有上千座臣民墓葬，織就兩千年前生活圖景。

從麥英豪先生的一封信說起

1973年2月25日，麥英豪先生寫給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的一封信，提到他最近考古發掘的廣州淘金坑西漢墓群：“今年一月十日轉到北郊淘金坑32層賓館工地配合平土工程，發掘了一處南越王國時期中小官吏墓群……廿一座都是西漢初年的，從鑽探已知還有幾座未掘。這處墓群分佈比華僑新村尤為密集……反映了這處葬地自南越趙氏王國衰亡之後經兩漢幾百年還是保存較好的，直到晉以後才有人敢在這裡佔地而葬，這個情況正與華僑新村西漢墓群是一個樣，在廣州還是第二次見到年代這樣劃一的一處墓群。”這封珍貴通信收錄在《蘇秉琦往來書信集》（劉瑞編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2月），現藏中國考古博物館。

麥英豪先生是廣州考古的核心人物，信中提到的華僑新村西漢墓群、淘金坑西漢墓群，均是由他主持發掘，是20世紀50至70年代廣州重要的城市考古成果，其中1953年至1960年間考古發現的包括華僑新村西漢墓群在內的409座漢墓，收錄在《廣州漢墓》一書，該書不僅是廣州第一本田野考古發掘專刊，更是嶺南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裡面所涉及墓葬點多達80余處，遍佈廣州東南西北，它們不僅是兩千年前番禺城臣民生活的點滴所在，也是兩漢時期400年間城市發展軌跡的直觀反映。

番禺城東北郊：排列有序的南越國貴族墓群

以南越國宮署為中心的番禺城，周長十里，城南外是寬闊珠江，西、北、東邊則盡是崗巒起伏之地，除了修建城外基礎設施之外，這些小山崗成為番禺城臣民離開人世之後的葬處。其中，東北郊一帶是西漢南越國臣民墓葬分佈最集中的地方，且嚴格劃分了南越國不同等級官吏、平民、家族的墓地，排列有序，主要分佈在淘金坑，華僑新村的蚬殼崗、玉子崗、竹園崗，以及鄰近先烈路的下二望崗、麻鷹崗等地。

等級最高的墓地為麻鷹崗，在今廣州動物園內，該墓地的核心墓葬均隨葬木車模型和鎏金銅車飾，應是南越國高等級貴族。其中一座墓墓主名為“辛偃”，出土大量銅器、鐵器、玉器，一些文物在南越國墓葬中罕見，如兩枚玉印，分別是名章“辛偃”和身份印“臣偃”，又如兩件鎏金銅女俑，是南越國考古的孤例，還有四件玉璧成縱列位於墓主棺位，為廣州南越國高等級貴族墓葬中出土數量最多一例。2016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廣州動物園內發現一座名為“志光”的墓，與“辛偃”同時期，2024年在麻鷹崗又發現南越國墓若干，可見麻鷹崗墓地的規模、性質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竹園崗、玉子崗、蚬殼崗三個墓地均在華僑新村，一般來說，墓地中地位最高的葬在崗頂處，其次葬在崗腰，最低級者則在崗腳，體現尊卑有別。蚬殼崗整體級別略低，隨葬品大多是以陶鼎、陶壺為主的陶器組合，且多隨葬銅鏡，屬於中原文化較為顯著的群體，墓葬分佈均勻，未呈現十分明顯的階級等級區別，很可能是其中一位墓主“得之”的家族墓地。相比之下，竹園崗級別最高，位於崗頂處的墓主名“李嘉”，其餘墓葬均在崗腰處環繞之，李嘉墓出土器物極為豐富，僅陶器就多達百余件，還有銅器、鐵器、玉器等，不僅是竹園崗級別最高的墓葬，也是華僑新村一帶級別最高者。

鄰近的淘金坑一帶，應是南越國一般官吏及臣民墓葬群，整體級別較低，隨葬品多以陶器為主，只有零星銅器、玉器、鐵器等，但一些墓也有印章隨葬，讓我們知道這些官吏的名字有趙望之、鄭未、孫熹等。2013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淘金坑北側的畔山豪庭工地又發現一些南越國墓葬，級別相若，應同屬該墓地。

橫枝崗：廣州延續時間最長的墓地之一

橫枝崗位於番禺城北郊偏東，這片區域地勢較高，周邊是連片山崗，加之離城市中心距離適中，此處發現自漢至清的歷代墓葬，是廣州地區延續時間最長的墓地之一。該墓地不見西漢南越國時期墓，應是漢武帝平南越后，西漢中晚期番禺臣民新規劃的一個墓葬群，並未為後世所沿用。現發現以橫枝崗為中心的泛橫枝崗墓葬區面積很大，西漢中晚期的墓葬群集中在原橫枝崗本體（約今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以及鄰近的今廣州港療養院、今廣州市胸科醫院一帶。

西元前111年，漢武帝派遣五路大軍平定南越國。戰爭后番禺城滿目瘡痍，倖存的百姓和南下的中原漢人組建成番禺城新的臣民，他們篳路藍縷，在廢墟中重建家園。橫枝崗漢墓是廣州西漢中晚期漢墓的代表，隨葬品多為中原風格的漢式陶器，說明臣民生活已明顯受中原漢文化影響。橫枝崗墓地還出現一種新的葬俗，即以滑石璧和銅鏡為組合，或置於頭端，或置於腳端。

橫枝崗墓地有一座名為“癰順意”的墓，出土銅鏡、眉筆、珠飾等器，是廣州考古發現規格最高的西漢中期墓葬之一。漢武帝時期，廣州已是國內貿易中心和海外進口貨物集散地，大量本地特產和海外舶來品在此彙集，還有大量商賈來往，墓中隨葬珠飾表明，癰順意應是這一時期的新興貴族。

見證兩千年前“河南”的開發

兩千年前珠江河面寬闊，番禺城民主要生活在“河北”一帶，“河南”一帶整體地勢較低。卓稚雄老師在其《廣州歷史地理拾零》一書中對南越國時期水陸狀況進行研究，認為這一時期的“河南”大多為灘涂之地，不宜居住生活。西漢初期“河南”僅在今市二宮小港路一帶發現有零星墓葬遺跡。到了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隨著珠江水準面下降等地理環境因素的改變，加上人口增加和舟楫的發達，番禺城民活動範圍向南擴展，在今海珠區的小港路、前進路、曉港、康樂村、南石頭一帶發現的墓葬越來越多，見證了兩千年前“河南”的開發。

在小港路大元崗發現的一座西漢晚期墓，一件陶壺蓋刻劃“楊本”二字，很可能是墓主姓名，這是迄今廣州漢墓中最早可考姓名的“河南”居民。而在曉港細崗發現的一座穹窿頂合券頂磚室墓，年代為東漢後期，墓葬雖被盜，但出土多件陶器上均刻有“梁伯通”三字，當是墓主人姓名。

位於新港西路下渡村東約一巷，還有一位姓名確鑿的漢代名人——楊孚，據說“河南”之名正是源自楊孚。東漢章帝朝舉賢良，楊孚參加對策，成績優秀，被拜為議郎。晚年楊孚又回到“河南”住地，並在此鑿井，原水質清冽，井水常滿不竭，現存的“楊孚井”被評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楊孚代表作為《南裔異物志》，記載了嶺南的植物、動物、礦物等豐富內容，是我國第一部地區性的異物志，意義重大。

廣州漢墓是一個道不完、說不盡的故事，一個個鮮活的名字以及大量無名氏，他們在泥土之下被遺忘了2000年，又重新躍入我們眼簾。如果您有興趣瞭解更多，請關注廣州博物館將於4月底推出的“人間鏡像——廣州漢晉墓葬的生命敘事”展覽。敬請期待。

（本文作者是廣州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