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劉彥君 曾業

“為什麼不放歸山林？”“為什麼不送到動物園？”去年底，四川警方破獲一起歷時六年的特大野生獼猴販賣案，記者回訪時發現，類似疑問在網路上頻繁出現。

告破僅是起點，涉案1104只獼猴何去何從，爭辯不休。“野生獼猴’圈養’后還能‘放歸’嗎？” 這一命題背後，折射出更深層的矛盾。

涉事養殖場內的繁育獼猴 曾業攝

被查扣的獼猴因長期人工圈養喪失野外生存能力，放歸可能破壞生態平衡，圈養又面臨技術與倫理爭議，形成保護與執法的“雙重困境”。

3月27日，四川農業大學靈長類動物保護專家倪慶永直言：“保護的核心並非簡單懲戒或直接釋放動物，而是如何修復被破壞的生態鏈，維護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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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無法放歸？

“遺傳污染或生態衝突”

“我們曾進行過一項調查，猕猴涉案件最多。”倪慶永表示，當時他們將國內的靈長類物種及相關詞彙輸入新聞搜尋引擎，並添加“沒收”“貿易買賣”“救護”等關鍵詞進行限定搜索，計劃考察2000年至2018年這一時間跨度內，靈長類物種非法貿易或案件發生的整體情況。

當大家對所有靈長類物種進行統計后，發現獼猴是涉及最多的物種，其數量超過其他所有物種的總和，高出數倍。

倪慶永教授 受訪者供

所以，如何處理非法貿易後查沒的獼猴，向來是一道難題。“獼猴分佈廣泛，數量眾多。”倪慶永說，獼猴在國內有6個亞種，分佈遍及大半個中國，若來源不明，難以匹配原生種群。例如，不同亞種間可通過基因鑒定區分，但部分人工繁育或混雜來源個體則難以判斷。

“需通過遺傳檢測鎖定大致區域，”倪慶永說，“不同亞種在生態習性、地理適應上差異顯著，盲目混放會導致遺傳污染或生態衝突。”即便基因匹配，還需考慮海拔、植被等外部因素，否則放歸個體可能無法存活。

目前對大多數物種而言，全球均缺乏放歸標準，如適用條件、評估指標等。“少量個體或可安置於救護機構，但大規模放歸后的存活率與保護成效仍難以解決。”倪慶永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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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歸后的根本挑戰

“適應性退化”

“最初開展蜂猴放歸時，我們對存活率缺乏科學評估依據，因此採用項圈追蹤進行實證研究。”倪慶永發現，歷時數年的監測顯示，放歸個體的生存狀況不容樂觀：超九成個體在一年內均出現傷亡，僅少數個體維持有效追蹤。

相較而言，獼猴具有更強的環境適應性。這種群居靈長類對生存空間要求相對靈活，理論上具有更高存活潛力。但若缺乏系統的野化訓練與長期監測，其實際生存效能仍存疑。

涉事養殖場內單獨隔開的野生獼猴 劉彥君攝

以涉案養殖場為例，有限的空間使得通常只能容納幾百上千隻獼猴。“獼猴是群居動物，具有嚴格的等級制度，讓它們各自為營並不現實。在野外，獼猴會自然分群，通過爭鬥確立等級秩序。”倪慶永說，若人為分割飼養，它們雖能在小群體內形成穩定等級，但一旦有新個體加入或環境改變，原有秩序就會被打破，衝突難以避免。

“獼猴案中的200余隻野生獼猴集中飼養時，它們並非自然形成的群體，而是由野外抓捕而來，缺乏長期磨合。”若放歸野外，內部必然經歷爭鬥以建立新等級。此外，若當地存在野生種群，領地競爭也將不可避免。

可以預見，放歸過程中難免有個體傷亡，但這並非關鍵問題。真正的挑戰在於它們對野外環境的適應能力，長期的圈養是否對其身心造成不可逆傷害？它們能否自主覓食、抵禦惡劣天氣？這些因素難以量化，卻可能決定野化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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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歸的準備？

“設定科學標準分類放歸”

倪慶永團隊的研究表明，大多數放歸個體都需接受野化訓練，“我們主要研究小型靈長類動物，它們必須具備自主運動能力和覓食能力才能適應野外生存。”

“野化放歸需要建立獨立程序和優化標準，並明確經費來源與責任主體。”倪慶永補充，當前最大挑戰在於標準的制定與實施，這需要專業人員的持續調查和監測。

倪慶永建議，將案件判決后的部分罰款用於野化放歸專案，通過招標分配給科研機構或救護部門，由其負責設計與實施。

此外，通過檢測和協作，可對獼猴進行分類處理：淘汰違規、老弱病殘或不適合繁育的個體，保留優質種源。這樣既能減輕壓力，又能避免資源浪費，實現保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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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減少被“洗白”販賣？

“定期抽樣送檢”

“我們所說的人工繁育獼猴，主要是在生活環境上與野外群體有所區別。”倪慶永解釋，剛捕獲的野生獼猴通常會保留明顯的野外行為特徵，例如情緒波動較大、易受驚等。然而，經過數代人工繁育後，這些行為差異會逐漸減弱，從外表和行為上難以區分。

看見記者後躲起來的獼猴 曾業攝

從遺傳學角度來看，除非獼猴的原始種群來源地差異顯著（如四川與海南的種群），否則很難通過基因檢測區分人工繁育與野生個體。因為遺傳資訊由親子傳遞，在短期內不受飼養環境影響。

倪慶永分析，大型醫院或科研機構通常有穩定的獼猴供應管道，可能是自建養殖場或與第三方合作。在嚴格的科研實驗中，研究者更傾向於選擇譜系清晰、標準化的人工繁育個體，以減少實驗變數。而對於普通實驗，對獼猴的遺傳背景要求較低，有可能出現野生與人工繁育個體混合使用的情況。

“目前，實驗靈長類動物在全球範圍內非常稀缺。”作為最普遍的實驗模型之一，獼猴貿易存在一定的監管盲區：形態行為學鑒別需要長期專業監測，實施成本高昂；跨區域遺傳檢測雖具理論可行性，卻受限於技術門檻和經費約束。

倪慶永認為，建立可追溯的譜系檔案制度或許是破局的關鍵，需要在審批階段就建立完整個體檔案，實施身份識別編碼制度，結合年度譜系更新和親子鑒定技術構建遺傳譜系樹。

“這樣能夠有效溯源獼猴，大致判斷其來源。”但這也涉及養殖場通過偽造檔案“洗白”野生獼猴身份問題，倪慶永提到，可同時引入第三方機構隨機檢測機制，避免樣本造假，並持續開發快速鑒別技術以降低檢測成本。

對重點機構實施全面核查，對普通單位採取抽樣檢查。這種差異化監管策略既避免監管真空，又控制行政成本，為平衡科研需求與瀕危物種保護提供可行路徑。“技術層面需要加快開發快速鑒別方法，管理層面則應強化檔案制度的執行力度，通過多方協作提升監管效能。”

當前，多地正嘗試通過資訊化監管與跨部門協作破解難題，但這場關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持久戰，仍需法律、科技與公眾參與的全面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