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知識都是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無知 | 哈耶克誕辰125周年

更新于：2025-03-26 07:18:36

今年是經濟學家弗裡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誕辰125周年。

哈耶克可能是對二十世紀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經濟學家。我們難以用一套整全性的理論或者公式來概括出什麼是“哈耶克主義”。閱讀哈耶克著作的過程中，我們也看不到任何的數學公式和實證研究，而他更多用一種深沉但是質樸的語言來論證人類理智的有限，以及人類社會政治倫理和經濟秩序是如何生成的——來自行動與選擇和試錯，而非某種無所不知的觀念的指導。哈耶克並不是一位引領思潮並且付諸行動的革命者，也並非在書齋里閉門造車，設計出一套解釋人類社會生成原理的先知。然而，他卻解釋了人類經濟生活與政治實踐中最簡單的原理；自發秩序與知識分工、價格的信號作用。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昨天的異端經常會成為今天的信條，曾經的撒切爾夫人和今天的米萊不止一次坦承自己是哈耶克的信徒，而今天的人們也把新自由主義的潰敗和全球不斷擴大的貧富差異歸咎於哈耶克思想的濫觴。世間對哈耶克思想仍有或多或少的誤讀，而哈耶克本身也在製造無休止的爭議。然而，我們卻無法用勝利或者過時來終止閱讀哈耶克。無論贊同或者批評，閱讀哈耶克和理解經濟學世界永遠是一個永不終止的旅程。（撰文/朱天元）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2024年10月18日專題《爭議哈耶克：經濟學不是改變世界的魔法》中的B04-05版。

B01「主題」爭議哈耶克經濟學不是改變世界的魔法

B02-B03「主題」哈耶克最後一個堂吉訶德

B04-B05「主題」不是哈耶克主義者的哈耶克一切知識都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無知

B06-B07「歷史」進擊的王安石強辯下的大宋變法

B08「文學」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愛與眷念的復返

撰文丨李晉

毋庸置疑，哈耶克是二十世紀主流政治右翼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然而他也是毀譽參半，最容易被貼上意識形態標籤的作家之一。1944年他撰寫的相對通俗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奠定了後來新右翼政治運動的思想來源，影響了雷根、撒切爾和小布希的經濟政策，甚至撒切爾在和保守黨進行辯論時，曾將哈耶克的著作猛地拍在桌子上，大聲說，“這就是我們的信仰！”

同時，哈耶克在學術界和思想界也飽受爭議。

哈耶克早期以經濟學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卻因為凱恩斯主義的興起，以及對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持批評的態度（比如哈耶克反對實證主義方法和博弈論）幾乎很少有現代經濟學家認同哈耶克的立場。哈耶克的研究者愛本斯坦（Ebenstein）就指出，即便米爾頓·弗裡德曼等經濟學家都稱讚哈耶克是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宣導者，卻也並不信服哈耶克的經濟學方法。這也使得當年哈耶克沒有被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所接受，而不得不輾轉到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

芝加哥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

當哈耶克和與自己的觀點完全相左的繆爾達爾在1974年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甚至不少經濟學家都對此感到難以置信，因為此時，哈耶克被認為不過是一位在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時被邊緣化，而不得不從經濟學轉向社會和政治哲學研究的人，英國政治理論學者和哈耶克的研究者甘布爾（Andrew Gamble）對此描述到，當時人們對哈耶克1930年代的經濟理論著作知之甚少，不少人認為，哈耶克只是因為是經濟自由主義的主要思想擁護者而獲此殊榮。甘布爾不無遺憾地評價說，哈耶克作品中充滿著深度和獨創性，卻從未在一個相對較小的圈子之外得到應有的重視，部分原因在於人們慣於戴著意識形態的眼鏡來看待哈耶克，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如果認真對待他的理論，很多社會科學的方法可能會被顛覆，“哈耶克是真正的激進主義者，一個讓所有正統觀念（包括他自己所信奉的一些正統觀念）感到不安的思想家。”

儘管哈耶克真正的觀點和形象在大眾媒體和各種意識形態的迷霧中模糊不清，然而近年來出版的幾本哈耶克的優秀傳記如愛本斯坦以及考德威爾（Caldwell）等的《哈耶克的一生Hayek：A Life, 1899–1950》（2022）和《劍橋指南哈耶克卷》（2007），在中文世界韋森教授出版的《重讀哈耶克》和《重讀凱恩斯》，以及《哈耶克論哈耶克》這本中譯本的問世，都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事實，來更深入理解這位思想家。下面的部分，我試圖討論一些常常被誤解和忽視的哈耶克的觀點，儘管用哈耶克自己來理解哈耶克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其他重要的研究也毫無疑問是不可或缺的説明。

哈耶克早期的軼事

1899年5月8日，哈耶克出生在維也納的一戶望族，為他的成長提供了舒適的環境。他家庭是名義的天主教徒，但是哈耶克自己從15歲開始，就是一位不可知論者，對他而言，沒有人能夠對所使用的“上帝”這個詞做出合理的解釋，因此“堅持一種信仰和堅持不相信上帝一樣毫無意義。”和他一貫的主張一樣，哈耶克認為在我們周遭的世界中，有許多涉及秩序的現象，我們無法理解卻不得不接受。他直言說，亞洲的佛教這種多神論宗教要比西方的一神論宗教對他更有吸引力，“如果人們像某些佛教徒那樣，讓自己對世上存在的其他有序結構抱著一種由衷的尊敬，他們承認自己對此不能完全理解並給出解釋，我認為這是一種令人欽佩的態度。”

哈耶克的父親是醫生兼植物學家，這促使他從小對於生物學和心理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甚至他準備寫一本關於蘭花的專著。此時的奧地利，高中教育施行分流制，學生必須進行兩種選擇，要麼選擇強調人文教育課程的學校（要求希臘語和拉丁語），要麼選擇更注重科學的學校。哈耶克的父親先為他選擇了後者，然而這所學校要求必修繪畫課，可惜哈耶克對此毫無天賦，嘗試多次升學無果后，不得不轉入到一所位於郊區的人文教育學校。大概也是因為不感興趣和懶惰，哈耶克經常不做作業，以至於有一年三門功課不及格最終導致了留級。儘管高中的這段經歷並不順利，卻也給予了哈耶克充分的古典人文訓練，也成為了後來哈耶克嘲笑倫敦經濟學家們的資本。在倫敦經濟學院任職時，哈耶克很不喜歡院長貝弗裡奇，因為其獨斷專行、不負責任還有一位大鬧學院的情婦，所以哈耶克一度喜歡在院系委員會開會結束時，引經據典，模仿西塞羅反對加圖的警句“加圖要被幹掉”，說“貝弗裡奇要被幹掉！” 但是他遺憾地發現這幫經濟學家因為缺乏古典教育的訓練，對他的略帶幽默的習語毫無反應。

青年哈耶克。

在大學期間，哈耶克仍然猶豫選擇經濟學還是心理學作為自己的職業，考慮到心理學很難找到工作，並且如果學習法律還能夠兼顧經濟學和職業發展，於是他用三年時間完成了法學學業，並且在1921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接著在1923年他又獲得了政治學的博士學位。

哈耶克早年在學術上也並非一帆風順。1923年，在美國訪問期間，哈耶克口袋中只剩下20多美元，依靠當時在美國名聲大噪的熊彼特幫忙，將他介紹給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詹克斯做研究助理，不巧的是該教授此時正外出度假。哈耶克因為英語能力不夠，恰巧美國正逢商業衰退，一時無法找到工作，直到兩周后他口袋裡的錢所剩無幾時，哈耶克才在紐約第六大道的一家餐廳找到了一個洗碗工的工作。無巧不成書的是，正當他要報到上班前的一個小時，這位教授度假回來，終於提供給了他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能夠讓他在紐約生存和學習。

哈耶克反對凱恩斯嗎？

《世紀之戰：凱恩斯對決哈耶克》（Fight of the Century - Keynes vs. Hayek）視頻截圖。該視頻使用輕鬆幽默的音樂和說唱對決的形式展現20世紀兩位知名經濟學家的思想分歧。

有些極端的哈耶克主義或者奧地利學派的擁躉會將凱恩斯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

然而在《哈耶克論哈耶克》中，哈耶克承認自己和凱恩斯的分歧並不是在各種經濟政策上，根本性的分歧在於凱恩斯強調的巨集觀經濟學，凱恩斯認為可以通過總量的測度和統計推導出所需要的一切，而這不過一種對於自然科學的模仿，哈耶克則認為這在方法論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哈耶克多次開誠布公地談到了他與凱恩斯的關係。在1930年代他接受倫敦經濟學院的教職時，也開啟了他與凱恩斯的論戰，哈耶克承認“儘管我一直不同意凱恩斯的觀點，多次和他唇槍舌劍，但是我們的私交很不錯，而且我在許多方面對他這個人極為欽佩和讚賞。”早期的哈耶克反對凱恩斯《貨幣改革論》的主張，在他看來凱恩斯的穩定國民價格水平和穩定外幣兌換是兩個相互衝突的目標。但是當哈耶克寫完文章準備反駁時，卻發現凱恩斯已經在《貨幣論》中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哈耶克特別澄清說，自己後來和凱恩斯的觀點相左，並不是感到這種“原創性的發現”受挫，“我在當時，甚至在後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都視凱恩斯為我心中的英雄，並且非常佩服他這部非凡之作。幾年後，我訪問倫敦和他第一次面晤……我們第一次在措辭上起了衝突：我不記得是在貨幣理論的哪一個具體細節上有分歧。他先是試圖（就像他慣常所為）把我徹底壓服，但當我起來反擊，並能夠自圓其說時，他就轉而開始尊重我，並在日後一直如此，無論他有多麼不贊同我。”

如同凱恩斯觀點的善變，哈耶克也不是一位教條主義者和固執己見之人。二次大戰期間，哈耶克就認同凱恩斯對於通貨膨脹的擔心，轉而反對凱恩斯的批評者，兩人在這種特殊時期達成了共識，都認為相比於通貨緊縮，通貨膨脹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生活中，哈耶克會經常和凱恩斯聚會，他說“我們有著不少共同愛好，包括歷史以及非經濟學的領域，我們的相處逐漸變得融洽起來。”即便在凱恩斯1946年去世的六周前，他還和凱恩斯見面聊天，那天凱恩斯一整晚都在講述美國所收藏的關於伊莉莎白時代圖書的情況。凱恩斯還會定期給哈耶克寄來自己看完的《觀念史雜誌》，哈耶克也對凱恩斯的博聞強記印象深刻。有一次在國王學院，哈耶克和一位天文學家喝咖啡聊天，為了緩解尷尬，他提到了這本雜誌上關於哥白尼遺失的第二部作品的情況，而凱恩斯隔著三個座位，正在和別人談話時，聽見哈耶克說錯了內容，就大聲糾正說，“你錯了，哈耶克！”哈耶克則對凱恩斯竟然能夠熟記幾周前讀過的這些東西感到非常驚訝。

凱恩斯傳記的權威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的《哈耶克與凱恩斯：和解之路》（收錄於《劍橋指南哈耶克卷》）一文中，這兩位思想家具有非常多的共同點：他們都通過哲學研究經濟學，都不認同經濟學走上類似自然科學的道路，都對經濟計量和統計有所保留和批判，都強調人的主觀性在經濟活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都肯定著市場重要的作用，甚至凱恩斯說到，市場體系是“人們生活多樣性的最佳保障”，是保留了“數代人最穩妥、最成功的選擇”時，很難不會讓人感覺這是哈耶克在說話。凱恩斯和哈耶克都認為思想而不是技術和既得利益，才是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在思想上，兩人也都將休謨和柏克、斯密和曼德維爾視為思想的源泉，都認為自己是溫和的輝格黨人。

1944年在奔赴布雷頓森林會議的途中，凱恩斯閱讀了《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此時由於世界大戰的原因，以戰爭為導向的經濟和社會已經高度被計劃，凱恩斯此刻也意識到需要更多的經濟自由來促進和平的恢復。在6月28日，他給哈耶克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祝賀他出版了一本“偉大的書……我們必然由衷地感謝您，感謝您如此出色地說出了我們需要說出的話……”

1945年的維也納。

接著，凱恩斯進一步指出了哈耶克思想中關於計劃和市場之間關係含糊不清的論述，“你要承認……這是一個知道在哪裡進行界定的問題。你同意這條線必須劃在某個地方，但你沒有給我們任何關於在哪裡劃定界限的指導。就我看來，你大大低估了中間道路的可行性。然而，一旦你承認極端是不可能的……你就已經在自己的論點上輸了，因為你試圖說服我們，只要朝著計劃的方向移動一寸，你就無可避免地落入了滑坡，最終會墜落懸崖。”凱恩斯確實給予了一個強有力的批評，那就是哈耶克在承認國家的作用同時，卻未清楚指明其程度和邊界，然而處理國家和市場關係的問題實際上卻並不是一個原則性的抽象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因此，哈耶克的主張看似有理，但是卻缺乏實踐性。例如，和大多數自由放任主義者不同，哈耶克主張國家應該成為一個社會安全網，但是這個安全網所包括的內容是否包括醫療和教育，哈耶克並沒有提供清晰的答案。

遺憾的是，兩位思想巨人在觀念上的交鋒和日常的交往，都隨著凱恩斯過早的離世而止息，斯基德爾斯基給予了兩人非常中肯的評價：“在經濟學的爭論中，凱恩斯一直佔據了上風，他的思想進入了政策的主流，並在那裡紮根；而哈耶克儘管努力多年，卻從未改進過《價格與生產》中的糊塗賬，他對巨集觀經濟學和政策的否定，既讓他被經濟學邊緣化，也讓他在研究通貨膨脹在相對價格上的影響造成了缺失，而這原本是可以通過現代數學技術更好地實現。而在政治哲學方面，哈耶克無疑是更為出色和深刻的思想家。兩人都守衛著社會的價值，凱恩斯有雅量承認哈耶克在捍衛自由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哈耶克雖然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反思，卻從未有慷慨的精神來回報凱恩斯。”

被誤解的哈耶克

當下不少人將哈耶克的經濟自由主義誤解為一位自由放任主義者。另一方面，哈耶克也受到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的批評，如安·蘭德就認為哈耶克是一位“妥協者”。哈耶克自己卻從沒有否定過國家的作用。在後來關於法理論的研究中，他強調了在法律約束下的國家是保證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需要有意識地制定憲法來保障這種自由秩序，甚至在國際上都需要一個世界政府能夠保障這種經濟自由。

1945年芝加哥大學和國家廣播公司NBC聯合舉辦了一場圓桌會議，讓哈耶克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的克魯格，以及政治學系榮休教授梅裡安進行一次辯論。克魯格追問哈耶克關於工作時間限制，是否需要工作時間法案的看法時，哈耶克則表現出非常溫和的觀點，他說：“如果這一法案不太過分。這算是在整個系統中創造公平條件的法規之一。”但他也認為如果對此干涉太多，出現極端的例子比如在當時規定任何人不能超過四小時工作日，那麼可能破壞競爭制度。而對於最低工資法案，出人意料的是哈耶克也並沒有完全否定，他說：“為所有行業制定一個普遍、適度的最低工資是可以允許的，但就其要達到的目標而言，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特別明智的方法。”

當然，他還是反對在所有行業都實行，理由也是必然會導致市場的價格失靈，因為此時價格就不是人們生產和交易的指導原則。對於今日人們依舊熱門討論的全民最低社會收入保障的問題，哈耶克就沒有忽視國家的作用，他主張社會要確保每一個人獲得最為基本的最低收入，當然在他看來，實施這項政策的手段主要通過失業保險來實現。甚至在戰爭期間，哈耶克還贊成政府進行管制，在他看來，“從長遠來看，要維持自由，你可能需要在一段時間內犧牲部分自由。”這些觀點肯定讓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或者極端個人主義式的“奧波”信徒感到不快，但是至少表明哈耶克自己並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而正如他自己的定位是一個面向現實的功利主義者。

哈耶克和《感覺的秩序》

人們過於習慣把哈耶克和某種主義的標籤挂鉤，以至於哈耶克晚期的著作《感覺的秩序》常常被大眾所忽視。在某種意義上，哈耶克自己卻把這本書視為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甚至是他窮其一生所探究的一個問題。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早年所考慮的是一個純粹的實際問題，就是想找到自己的路，但沒有完全意識到我需要一個理論才能做到這一點。我在尋找一種理論，卻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理論。”而《感覺的秩序》幾乎是他終生思考的這個理論。

隨著撰寫暢銷書讓他名聲大噪，哈耶克在美國獲得了很多的演講和賺錢的機會，他還是恪守了一種德國式的學者的傳統，認為長久面向公眾的演講和寫作對於人的思想會起到腐蝕的作用。他更希望能夠繼續在學術領域探索，於是在1950年他接受了芝加哥大學的邀請，當然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一份不菲的薪水，能夠應付他剛剛離婚和再婚的花銷。這就開啟了他兩項研究的契機：《感覺的秩序》和《自由秩序原理》。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除了眾所周知的奧地利學派，特別是米塞斯對哈耶克的影響外，哈耶克早年還受到了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恩斯特·馬赫的影響。馬赫是一位經驗主義者，他的思想在當時的維也納佔據著主導。馬赫主張我們在經驗中所獲得是感覺特質，而感知的物理客體不過是這些感覺特質的組合，也就是感覺特質是我們認識事物的起點，一切認知都等同於感覺。在1920年未完成的論文中，哈耶克沿著馬赫的路徑進行了討論，哈耶克認為感覺這種神經衝動的源頭是在人的大腦中所產生的，這些感覺最終是在大腦中延展出了知覺及其感覺。在這篇論文的結尾，哈耶克還是指出馬赫的不足，因為單純的感覺人是無法察覺的，相反，一定是在人的認知中將過去的經驗和當下聯繫在一起，產生了某種關聯才出現的，因此，哈耶克最終提問到，“秩序如何創造自身？”儘管當時他沒有完成這篇哲學著作，但他晚年卻說，“不過三十二年後，它終於被放在《感覺的秩序》中出版。”

他認為《感覺的秩序》這本書“真正重要而且在我最初構思這個想法時做不到的事情，是提出我要試圖回答的問題，而不是給出我想要的答案。而這個問題就是：是什麼決定了不同感官品質之間的差異？我試圖把它簡化為一個因果聯繫的系統，或者按你的說法叫關聯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一個特定感覺的品質——比如藍色的屬性，或者別的什麼——實際上是它在一個引發行動的潛在關聯系統中的位置。”從理論上，就是“一個刺激如何喚起其他刺激，接著導向進一步的刺激，這在原則上可以重現所有的心理過程。”

《感覺的秩序》，作者: [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譯者: 周德翼 / 曹士龍 / 朱月季 / 黃忠琴 / 熊澤 / 馬成林，版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23年10月。

上述的觀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今日流行的大模型以及人工智慧的討論。哈耶克用類似功能主義的觀點指出，“感官品質的秩序與物理事件的秩序都是一種關係秩序——儘管對我們來說，作為構成該秩序的關係總體，可能並不顯現出來。因此，物理事件的秩序與我們感知這些事件的現象秩序之間的區別，不在於只有前者是純粹關係的，而在於兩種秩序中相應事件和事件組之間存在的關係會有所不同。”哈耶克猜測，人類的心智的秩序可能是由幾種不同的元素如電子、化學或其他建立起來的關係，所需要的只是通過能夠以特定順序相互喚起的簡單關係。相比於簡單的“圖靈機”，他還提到了一種抽象的關係疊加所起到的作用，不同的神經元能夠對於不同的感官經驗產生特定的效果。比如當人看到奶茶時，神經元引發的是相同類型的衝動，甚至會聯想到“奶茶”指代的各種相關事物，但是可能並不會直接和“開會”這個衝動關聯在一起。因此，人們對於事物的概念是和相互對應的神經元產生關聯，而人們的知覺經驗就是各種神經元之間的疊加，比如對於奶茶這個概念而言，有專門的神經元對應“味道”，而另一組則和物質屬性概念比如塑膠杯相對應，這些神經元彼此的關聯和疊加就產生了人們經驗中對於奶茶這個事物的知覺。

哈耶克在這裡提出了一個類似康得主義的觀點，說到“我擁有的原創思想，實際上並不來自一個有序的推理過程。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對所有思維都發生在文字或總體來說發生在語言中這一論點的活生生的反駁。我能夠肯定，自己經常意識到對一個問題擁有了答案——我能夠以文字表達出來之前，我就已經‘看到’它了。事實上，這種視覺想像力，這種象徵性的抽象模式，而不是一種重現性質的圖像，可能在我的心理過程中發揮了比文字更大的作用。我相信，強烈的視覺記憶與言語式記憶的缺乏通常是相連的。”對他而言，概念並不是從經驗中抽象出來的產物，相反概念成為了經驗的前提。於是，在《感覺的秩序》中，哈耶克出現了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一方面他採取了一種自然主義和因果關係來解釋人的知覺和神經元之間的關聯，這也是為後來學者所詬病的，哈耶克的主張似乎就和他自己批判的那些立場一樣，用因果理論排除了任何主觀性的要素。另一方面，哈耶克又說，心智並不是人所計劃的產物，而是文化進化的產物。然而在他解釋不清的時候，又認為自然主義並沒有完全解釋人的心智。這種矛盾性似乎也不斷出現在哈耶克其他的論述中，可能也是導致他看重這本書卻長久被人所忽視的原因所在。

不完美的異鄉人

根據哈耶克的回憶，剛到劍橋時，他因為英語不好而感到沮喪，一直到他發現是因為聽力原因造成才恍然大悟，但這也剝奪了他喜歡看戲和社交的很多樂趣。和凱恩斯不同，哈耶克一生幾乎都在書齋中度過，除了早年，一生很少接觸過實務。究其原因，哈耶克認為是多數時候他作為異鄉人的身份所導致。他說，“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異國他鄉的外部環境——大部分時候作為一個外國人，要比大多數同伴對日常生活更陌生一點——使我被隔絕在了實際參與公共生活之外，甚至作為一個學者，這種情況也使我的科研從更具體且具經驗性轉向了更為抽象的方面，在那裡我才能夠期望比同儕有些優勢。如果我一直留在我的祖國，甚或在完全被同化後繼續留在英國……那麼我肯定會被捲入公共性或政治性的活動，或者是行政工作之中。對後者我並不真正關心，儘管我覺得自己不擅長這些，這也不完全是對的。有必要時，我相信我至少可以勝任我的職責。”

在我看來，用“異鄉感”可以描述哈耶克的很多面向，而遠比各種主義的意識形態標籤要貼切。他屬於奧地利經濟學卻也和米塞斯等觀點有別，甚至會對學派有一些刻意的疏離；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卻常常被經濟學界的同僚視為異類；在主義和黨派將其貼上保守主義的標籤時，他專門寫文對此澄清；說他是個傳統主義者時，他又在1949年離經叛道地離開妻子和孩子，另娶他人，以至於多年後，當被問及他在個人生活中是否一直遵守他宣導的道德標準時，他承認“我確信（與第一任妻子離婚）是錯誤的……我知道我在離婚時就做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