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初步舉證》中國院線海報

《初步舉證》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準確地說，它是一出單人話劇，只是以電影的形式記錄，對於觀看者而言是一個挑戰。整部影片，實際上就是英國著名演員裘蒂·科默飾演的女主泰莎的獨角戲。兩張長桌，幾把椅子，還有滿牆的案件卷宗，科默以細膩而又不乏爆發力的精湛演技、栩栩如生的臺詞，生動地演繹出一名在學校、在法庭、在工作生活等不同場景中的年輕有為的女性刑辯律師形象。全劇中，只有科默一個人的表演，化妝、換裝，乃至推動桌子變換場景，都由她獨自完成。但劇情的緊張、情節的推進絲毫沒有鬆懈。

泰莎出身於普通的工人家庭，她母親只能背得起廉價的草編袋，但她追求卓越，從名校的法學院到律師行，一路奮鬥終於成為頂尖的出庭律師——這在英國司法體系下，無疑是百里挑一的法律精英。

電影的場景雖然局限於舞臺，故事情節不算離奇，但卻藉助泰莎這一女性律師的獨特經歷，深入地剖析並批判了現代司法、法律的諸多問題。罪與罰是法律得以施行的最重要問題，它最終需要藉助於司法審判的過程，即事實的再現與法律的適用，使得犯罪者最終受到處罰。然而，“全息”的事實不可能被記錄或者再現，能夠呈現給法庭的，只能是經由各種證據建構的法律事實。泰莎進入律師職業生涯后，就遵奉法學院老師的教誨，不是憑自己的直覺，而是基於律師角色確認的法律事實。就像她教訓那位剛入行的新律師，不要試圖去探尋客觀真實，律師所要做的，僅僅是從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出發，盡力地揭示或者否認事實。

在英美法體系下，公訴人、辯護律師交叉詢問，對證人、證據反覆質證，最終是否認定罪行，都由陪審團來作出決斷。陪審團是由普通人組成的，他們傾聽各方的發言，也觀察證人的狀態，但並不能保證一定作出正確的判斷。正如法學家傑羅姆·弗蘭克所言，律師們確實可以提供一些被忽視的證據，或者阻礙關鍵證據的解釋，或者對這些證據予以歪曲，甚至刺激急躁但誠實的對方證人，使他們暴露缺點，失信於法官和陪審團，最終使結果導向有利於被告人的方向。泰莎正是充分地發揮了律師的上述辯護技巧，成功地繞暈了警長，進而爭取到對其當事人有利的局面，贏得了審判。人們經常據此猛烈地抨擊刑事辯護律師，認為他們是袒護壞人。但在一個現代的司法體系中，不同於檢察官，律師只是扮演了“辯護”的角色，他們的角色倫理，決定了其不是追求客觀真實，也不是要將當事人定罪，而是在法律的程式中，盡力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們這麼做，有時確實可能放縱了壞人，但這也是守護公民權利的必要選擇，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然而，電影的核心情節，實際上是泰莎意外地遭受性侵，她由辯護律師轉變為性侵被害人之後，由侃侃而談的出庭律師變為悲泣訴說的當事人，一直到她在法庭最後的長篇陳詞，由此展現出女性主義法學的批判視角。女性主義法學，也被稱為女權主義法學，這一學說認為傳統法理學和政治理論很多的主題，來自男性主義的生活體驗。在持女性主義法學觀的人看來，國家在法理上就是男性國家，在法律與社會的關係上採取了男性主義的立場，故法律上的平等觀念也值得懷疑。

女性主義法學學者關注法律程式，尤其是在性侵案審判中，訴訟程式將女性置於嚴格的質疑之下，隱晦地將這種控告性感化，以此來終止女性的敘述。女性被害人成為男性眼光的客體，被迫重新體驗自己遭受的痛苦經歷。正如卡羅·斯馬特所言，強姦案的審判過程可以被描述為使女性身體特徵化的過程，而女性身體在男性生殖器主義文化範圍內已經特徵化了。女性的身體在字面意義上充滿了性的味道，被害人必須說明的場景把強姦案審判引向了不確定性和懷疑境地。法律誇大了有關女性性能力方面的常識理解——正因為審判中女性無法以自己的語言講述她們的體驗，也無法匯入男性主義背景下的法律話語，使得司法公正難以實現。

正如泰莎自己的情形，儘管她受過專門的法學教育，應該是一個高度理性的人，但是，在遭遇突然的性侵之後，慌亂中仍然忽視了對證物的保存。在法庭的交叉詢問中，律師的慣用伎倆，又使得她作出前後不連貫、不一致的敘述，引起了陪審團的疑慮。在陪審員作預先審查——法語（voir dire），本意為“講真話”——的過程中，泰莎知道不可能揭示真相了，因為法官、陪審員、書記員，乃至法庭引導員也是男性，她之前的一系列失誤也導致了不幸的結果，但她仍然作出了最後的控訴陳詞：“我們處理案件的方式錯了，我們不審視司法本身，卻一直在拷問被害者，法律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由我們的經驗來定義，由我們每一個人來定義，因此才能懲罰一切犯罪。我們必須作出改變，因為三分之一的女性曾經經歷過性侵，我們要允許她們發聲，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正義。”這不只是對法庭的提醒，也不啻是對關心法律進步、社會正義的每一個人的聲聲警鐘。

泰莎的分析來自聯合國的不完全統計，35%的女性會在一生中受到性侵害，在一些國家這種現象甚至更為嚴重，而對於男性遭受性侵害的情況，目前尚未有全球範圍內的調查能夠提供可靠數據。

不可否認，女性主義法學只是提供了理解法律的一種新的視角，它不完全是真理，既有的司法審判制度也不必然導致不公。但對於更好地反思和完善現代司法與法律而言，這一視角無疑是重要的，正如馬克思主義法學對於社會貧困群體法律權益的關注一樣，都是一種對現代法律某些地方片面性的批判視角。批判並不是要否定或破壞，而是“否定之否定”，旨在修復和更新。只有深入地認識到司法與法律體系的內在缺陷，才有可能改變並推動法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