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茶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茶界有“明前茶，貴如金”之說。明前茶顧名思義是清明節前採制的茶葉，特點是受蟲害侵擾少，芽葉細嫩，色翠香幽，味醇形美，是茶中佳品。那麼，除了品質上乘之外，究竟是什麼讓明前茶“貴如金”呢？

唐代，明前茶的概念開始清晰。唐代宗大曆五年（770年），湖州刺史於頔在顧渚山置貢茶院，《唐會要》記載：“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這道政令背後，暗合著上古“春祭用新”的傳統。《禮記·月令》載“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於上帝”，而茶樹經冬復甦的頭茬嫩芽，恰被賦予溝通天地的靈性。

這種神聖性向世俗權力的轉化，在清明宴賜茶禮中尤為顯著。貞元年間，每逢清明次日，德宗在曲江亭設“新火宴”，將用清明柳鑽取的“神火”烹煮的紫筍茶賜予重臣。白居易《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詩雲：“湯添勺水煎魚眼，末下刀圭攪麹塵”，描繪的正是這種御賜茶湯的烹點盛況。敦煌遺書P.2504號《茶酒論》記載“君王飲之，祭謝天地；卿相飲之，不失禮儀”，道出明前茶在唐代權力場域中的符號功能。

開元天寶年間，另一場靜默的變革在文人雅集間萌發。王羲之蘭亭“曲水流觴”的傳統，至唐時逐漸演變為“以茶代酒”的新俗。呂溫《三月三日茶宴序》記載：“乃撥花砌，憩庭蔭，清風逐人，日色留興。卧借青靄，坐攀香枝，聞鶯近席而未飛，紅蕊拂衣而不散”，茶宴的幽寂之美與酒宴的喧鬧形成鮮明對比。

南宋劉松年《盧仝（tóng）烹茶圖》描繪了盧仝得好友朝廷谏議大夫孟荀送來的新茶，並當即烹嘗的情景。盧仝是唐代詩人，自號玉川子，范陽（今河北涿州市）人，家境貧窮仍刻苦讀書，不願入仕，以好飲茶譽世,被尊稱為“茶仙”。

“以茶代酒”的新俗在器物文化中留下深刻印記。法門寺出土的秘色瓷茶盞，其“千峰翠色”正為襯托明前茶湯的青碧；陸羽設計的“二十四器”中風爐鑄“伊公羹陸氏茶”銘文，將茶道與商相伊尹的治國之道並置。

最耐人尋味的是顏真卿等人在《竹山連句》中記錄的茶會：二十位文士環坐竹林，傳飲的卻不是酒觥而是茶甌，詩句中“流華凈肌骨，疏瀹滌心原”的體悟，標誌著茶飲正式成為士人精神修鍊的載體。

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宋太宗趙光義下詔改制貢茶，北苑官焙從此誕生中國茶史上最奢華的製品——龍鳳團茶。據《宣和北苑貢茶錄》載，其製作“始於驚蟄，采以穀雨，造經百日”，僅揀茶環節就需“去膏務盡，團模務緊”。蔡襄監造的小龍團“每片計工值四萬錢”，歐陽修感慨：“黃金可得，而此茶不可得也。”

這種極致奢侈在鬥茶文化中轉化為視覺狂歡。宋徽宗《大觀茶論》規定鬥茶標準：“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描述的正是建窯兔毫盞與明前茶湯交融產生的“雪濤”效果。范仲淹《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中“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展現的不僅是技術比拼，更是財富與品位的雙重展演。南宋周密《武林舊事》記載張府壽宴：“供進茶甌皆金棱秘色，賜茶畢，奏樂徹席”，此時的明前茶已成彰顯階級身份的流動黃金。

明前茶的符號意義經歷了三重蛻變：唐代將其塑造成“通神之飲”，通過祭祀儀式構建天人對話的橋樑；盛唐至北宋初期轉型為“權力之飲”，在賜茶禮中鞏固君臣秩序；北宋中後期則化為“慾望之飲”，在鬥茶遊戲中釋放物質慾望。這種嬗變暗合著中國社會從宗教本位向世俗化的轉型，恰如朱熹所言：“唐人之茶重禮，宋人之茶重味。”

明前茶承載著中國農耕文明對時間的精微感知。元代王禎《農書》詳述茶樹栽培“秋後培壅，春前修剪”的農時規律。這種順應天時的智慧，在袁巨集道《瓶史》中被提煉為“茗賞者上也”的生活美學。當代茶學家莊晚芳指出：“明前茶之珍貴，在於其凝結著中國人對自然律動的哲學思考。”

在機械化生產普及的今天，杭州獅峰山依然延續著“開茶節”焚香祭祖的傳統，蘇州東山茶農仍堅持“七不採”古訓。從唐代貢焙的晨鐘到現代茶園的露台，明前茶始終是中國人測量春天的玉尺。

當茶盞中舒展的嫩芽倒映出二十四節氣的輪迴，我們品味的不僅是草木精華，更是文明長河中永不褪色的時間密碼。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陳品

編輯/倪家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