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

每次有機會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研修教師和校長交流，我都會先提一個問題：“請問今天在座的有中師生嗎”？每回提問，總有同仁舉手應答，他們的年歲大致在四、五十開外。不過我也明顯感到，過去十年之間，中師生群體在一個研修班上所佔的比例逐漸下降。而且，還有少數年輕的研修教師，已然不知“中師”為何意、乃至從未聽過“中師”之名。時移世易，可見一斑。

既然如此，恐怕還得稍微辨析名義、回顧歷史。所謂“中師”，乃是“中等師範學校”之省稱，亦即“培養小學和幼兒園教師的中等專業學校”，其類別除了普通師範之外，尚有幼兒、民族、外語、藝術、體育、技術、特殊教育等類（顧明遠主編：《教育詞典》（增訂合編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51頁）。若從1897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師範院起算，師範教育在中國已經走過將近130年；中等師範學校在中國的源頭，一般追溯至1902年張謇創辦的通州師範學校。張謇以科甲狀元出身，矢志興辦實業和教育，曾謂：“教育為實業之母，師範為教育之母”（張季直：《通州師範學校開學演說》，載《時報》1907年3月25日，第9版），可徵其要。

百余年間，師範教育內部體系迭經變遷。中等師範學校作為養成基礎教育階段師資的搖籃，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尤其受到重視，發展迅速。1960年，全國中等師範學校總數一度多達1964所，在校學生83.85萬人；此後頗有起伏，直到2000年，全國仍有683所普通中師，在校學生76.98萬人（參考申國昌等著：《中國師範教育發展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226、256頁）。隨著世紀之交推進三級師範向兩級師範過渡，中等師範學校或停辦，或撤併，或轉制，或升格，在制度層面已成歷史。不過，此種學校建制、此一人物群體，及其背後所關涉的近代以降中國的教育變遷、社會轉型乃至“現代化”等議題（參考叢小平：《師範學校與中國的現代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確實值得銘記、書寫和鑒察。

得益於便捷的書寫、交流與傳播媒介平臺，以及一種身份自覺和歷史意識的驅動，近年圍繞中等師範學校和“中師生”的話題，越益受到關注。除了研究專著、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口述史、回憶錄、資料集之外，還有多個聚焦“中師生”主題的微信公眾號，並且成立了中等師範教育歷史研究會，建立了中等師範教育歷史陳列館（線上陳列館網址：http://www.zsclg.cn/），足見其盛。

王剛、肖開玉主編：《天下中師生》第一輯（上、下冊），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25年2月。

由王剛、肖開玉兩位先生主編出版的《天下中師生》（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25年；下文引述此書，只括註冊次及頁碼），即是此種時代風會中的新近代表。書分上、下兩冊，收錄106篇不同時代各省中師生的憶述與自傳，總約70萬字，蔚為大觀。此書旨在為“天下”的中師生立言、立傳，初輯發佈，尚有續輯。

如果採取“遠讀”之法，初步流覽書中所收106篇文章的標題，可以發現其中的高頻關鍵詞為：師範、中師、中師生、記憶（回味/回首/瑣憶/難忘/難以忘懷/未曾遺忘）、青春（芳華）、那年/那些年、夢/圓夢/逐夢、教師（老師、恩師）、永遠、求學、歲月、人生、父親、情/愛。還有許多同樣別致的表達，比如杏壇/教壇/講臺、燈塔、燭光、星空/星光、花、文學/文字、作家、粉筆、同學少年……。這些獨特的語彙和意象，呈現出非常鮮明的時代、職業和歲月印跡，勾勒出一幅幅色彩斑斕、深厚雋永的人生畫卷。如果藉助文本可視化工具，還可將其標題文本詞雲直觀呈現如下。

《天下中師生》第一輯各篇目錄文本詞雲（筆者製圖）

展卷細讀，穿越書中文字及其背後的歷史時空，還可得見以下四層相互交織的歷史敘事。

一是個體的生命史。書中收錄的106份自傳式文本，呈現的是106條不會完全交疊的人生印跡，個體的生命歷程和自我敘事於此徐徐展開。其中既有悲傷，也有歡笑；既有得意，也有惆悵；既有壯懷，也有恬淡；既有圓滿，也有缺憾……。誠然，作為個體的自然生命有其限度，而且人生的環境與各人的際遇各不相同。但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曾有夢，都曾追夢（“夢”字在全書中出現230次）；都能真切地生活、用心地做事，成己而達人。書中多有對於“生命”的書寫和體悟，既有無奈的感慨，比如“生命短暫易逝，個體微不足道。在歷史的洪流中，很多時候我們都無法左右自己，就像空中的蒲公英，風往哪裡，哪裡就是方向”（下冊265頁）；還有責任的擔當——“我們有責任去挽救這些被遺棄的生命……只有消除歧視，才能讓麻風病人真正痊癒”（下冊56頁）；更有“向死而生”的嚴肅研究、靜觀與省察（上冊56-59頁）。進而明白，“每一個生命不都是為了開出美麗的花朵，每一種追求不都是為了結果。那些不開花的樹，一樣有厚重的生命與芬芳”（上冊135頁）；縱然“不堪回首也回首”，總期歸於釋然：“無論如何，幾十年過去了，不必再糾結，與自己和解，與時代和解”（上冊第9頁，下冊149-153頁）。如何認真走過並能悅納自己的一生？這是凡人皆難逃遁的問題，書中不少篇章呈現了富有個性的詮解和方案。

二是群體的奮進史。書中呈現的106人，籍貫多元、年歲不同、經歷各異，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師生。這106人的背後，又是數百萬的中師生群體。書中篇章勾勒出這個群體的一些主要特徵，他們在初中階段學業優異，因此才能通過競爭激烈的中師入學選拔（各個時期難度有所不同）；多數家庭境況普通乃至清寒，因而亟需畢業即能分配就業的“鐵飯碗”保障。一如其中收錄的詩文直言：“中考時，我選擇了中師，原因很簡單，可以早點出來工作。有了一份工作，拿了工資就可以接濟妹妹們繼續求學”；又言“一個農村山裡娃/跳出農門端鐵飯碗/離開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苦農村/是祖祖輩輩/望眼欲穿的期盼”（上冊30、42頁）。這一群體大多教學基本功紮實，歷經時代磨礪而具有堅韌的毅力和適應環境的能力；普遍“早熟”，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師生，不少在20歲以前就已擔起家庭和工作責任。此外，他們還有較為敏銳而豐富的心靈，通常多有才藝，尤其對於音樂、美術和文學饒有興味，有人甚至曾在畢業紀念冊上寫過“與錢鐘書齊名”的巨集願（上冊82頁）。有的還組建文學社，走上創作發表之路，乃至成為作家。此一群體在過往數十年間，多數紮根於全國各地，“在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推進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賴偉：《永遠的芳華——中師生口述歷史（1979-1999）》，北京：中譯出版社，2023年，推薦序第2頁）；當然，他們“成就中國教育，卻走上了一條平凡而清貧的道路”（上冊100頁）。恰當理解和客觀定位這個群體，洵為探討當代中國教育與社會變遷難以繞過的重要議題。

1956-2000年全國中等師範學校在校學生人數統計圖（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申國昌等著：《中國師範教育發展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226-227、256頁。

三是教育的傳薪史。人類區別於其他物類，在於生育、養育之外，尚有系統而自覺之教育，文明因此得以薪火相傳。書中不少篇章，呈現“師道”之尊嚴，乃至因為家訪看到學生堂屋之上“天地君親師”字樣，而有責任自覺（上冊3頁）。還有很多篇章感懷“師恩”，留下諸多言傳身教、無私提攜學生的“師範”典型。比如嚴謹治學、不拘陳見力薦學生習作發表的易健賢先生（上冊55頁），安貧樂道、深受一眾弟子敬仰的楊濟中先生（上冊148頁），先是代課而後與學生先後拿到本科文憑的語文名師賈老師（上冊277-279頁），設法提供機會給學生勤工儉學、並許同學襄助該生挑煤的陳建生先生（下冊216頁），不辭勞苦幫助學生解決戶口問題的羅懿群先生（下冊288頁）……還有更多的老師，播撒“大愛”的種子（上冊251-257頁），學生們因此受到教誨、鼓舞和啟發，繼續躬耕教壇，默默奉獻。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教育傳薪，發生在家庭內部，比如賡續父業成為教師，乃至父女兩代皆為中師生，甚至與父親成為同一師範學校的校友（下冊237-245頁，291-295頁）。這幾代中師生，或許最能切身體味《長大后我就成了你》歌詞中的意象、場景和情感。有學校之“師範”，有人格之“師範”，教育傳薪事業方能綿延久遠。

四是時代的轉型史。書中所錄人物，其出生時間從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皆有；書中敘事的主體時段，縱向跨度接近100年。百年之間，中國大地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時代的巨變和轉型，同樣留在此書之中。比如，生於1930年的呂玉發先生，抗戰後期考入師範，參加過土地改革運動和“徵糧剿匪”工作，從教半個世紀，“從不後悔曾經是個中師生”（下冊270-276頁）；生於1937年的高致賢先生，新中國成立前已經進過兩個私塾，50歲才領到中師畢業證（上冊68-71頁）；生於1939年的王秀雲老師，中師畢業之後隨家屬調到西北“核城”，見證全國精英隱姓埋名、駐紮荒漠的巨集大事業（上冊22-24頁）；常堂生先生生於1942年，彼時“抗日戰爭正處於艱難的相持階段”，此後仍然親歷改革開放以來“天翻地覆的變化”（上冊80頁）；王安白先生1976年10月6日前往公社中學報到，開啟從教生涯，這一天正是“十月裡，響春雷”的重要日子，歷史在此發生轉折（上冊107-111頁）；生於1956年的孫炯芳老師，參加過湘黔鐵路“大會戰”和“三線”建設，1978年考入中師，認為“國家沒有忘記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貢獻”（下冊221-226頁）；2002年中師畢業的杜再江先生，正逢國家放寬政策，允許職高、中專和技校學生參加高考，因而考入大學（下冊205-208頁）。個體經歷與時代變遷不斷交織，最終匯入歷史長河，逝者如斯夫！

除此之外，如果從微觀史學角度去看，還可發現書中留下了許多教育制度、政策、術語等方面，可謂彌足珍貴的真實記述；乃至因為作者來自全國各地，一些物品名稱、方言語彙和特色表達彙聚於此，留下可資研究的真實語料。比如，師範教育史上按需設置、名目繁多的師訓班、速師班、短師班、初師班、中師班、民師班、邊師班，以及簡易師範、半耕半讀師範學校、中師函授廣播學校等等；用以代指民辦教師與公辦教師的“遊擊隊”與“正規軍”之稱，設在小學建制之下的“戴帽初中”，概述中師生基本功的“三字一話一畫”（鋼筆字、粉筆字、毛筆字、普通話、簡筆劃），形容中師教育培養全科教師的“萬金油”之說，指稱成人高等教育中先入學后考試的“先上車后買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很值得後之學者留心。否則就會不易理解，為什麼中師生當日執著於此、今日“執念”於此；更難相信，為什麼在那個時代，竟然有人“16歲中師畢業開始執教”（下冊第297頁）。

如果留心於“物”，又可從這些“舊電影”式的鏡頭中，看到往日中師生練字的粉筆、小黑板，食堂打飯用的飯票（包括被揭發的私制飯票）、飯卡和搪瓷飯缽，還有各種磁帶和錄音機，餘音在耳的吉他、風琴與校園民謠，書本、字典，手寫稿件、家書與情書。這些物件收藏著集體歷史，印刻著個人記憶，也是人們“具體地”感知和連接世界的獨特方式。那個時代，成為歌手或作家，大概是不少中師生都曾做過的夢，他們心中尚有“遠方”。隨著交通工具和資訊傳遞不斷加速，物理空間意義上的“遠方”已被重塑；應接不暇的資訊轟炸和加速內卷的工作模式，又不斷侵蝕精神空間意義上的“遠方”。結果，時間征服了空間，“附近”消失的同時（參考項飆、康嵐：《重建附近：年輕人如何從現實中獲得力量？》，澎湃新聞2023年10月4日），“遠方”也被消解了。在遠、近之間，出現了人們莫可名狀而又樂此不疲的“幻境”（Virtual Reality/Metaverse）。

如果傳主述及曾經就讀或任教的鄉村學校，還能看到吱呀作聲的桌凳（有的甚至是學生自備）、鋼板刻寫的油印試卷、泥濘的操場、冬日遮窗的蛇皮袋和自製的柴火盆。乃至恍若聽到往昔學校報時的鈴聲，或是“用釘錘敲擊廢棄的打米機輪子發出的”（上冊第2頁），或是“掛在操場邊的老桃樹上的汽車輪毂鐘”（上冊11頁），或是“老校長不知在哪裡弄來一截鐵管”並由老師們輪流來敲（上冊33頁），或是曾經用一塊“爛鐵片”或“鐵飯碗”來做鍾（下冊148頁）。悠悠鐘聲，曾經迴響在此去未遠的鄉村學校，印刻在那個時代學生的心裡。他們或許忘了課堂上學習過的知識細節，但總能想起那些不同節奏的鐘聲，如何提醒大家開始早操；又是如何在課間休息的最後一刻，催促他們衝回教室。

四川瀘縣兆雅鎮新溪古街村新溪小學的信號鐘

所謂“嘤其鳴矣，求其友聲”，毋庸諱言，與其他同類專案相似，這些書寫（包括本文在內）和傳播的主體與主力，不少即是作為“局中人”的中師生，或者與中師教育關係密切者。一如人民網的報導標題所言，此乃《兩名貴州中師生聚攏一群中師生出版》（參見人民網2025年3月17日）。因此，其中主觀與客觀、親歷與旁觀、精確與模糊、展開與摺疊、記憶與遺忘之糾葛，也很值得後之學者細加考辨論析，進而作出合乎情理的公允定位與詮釋。更應看到，除了願意書寫和已被記錄者，這個群體中尚有許多別樣的生命故事和心路歷程有待呈現。尤其是在世紀之交師範教育的改制轉型中，不少中師生面臨提升學歷、評職晉級的困境，乃至因為後期逐漸取消分配就業而導致現實落差等問題，同樣也是這段歷史的必要組成。依照編者所言：“《天下中師生》的結集出版，不是就此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下冊298頁）。無論如何，此一系列作品若能持續出版，有望成為一組價值獨特的當代中國教育史文獻，值得期待。

進而言之，透過《天下中師生》，還應看到中師生的“天下”。“天下”在此有三層意涵：其一，中國尤其是鄉村地區的基礎教育，在特定時代允稱中師生群體的“天下”，這一群體的支撐作用和卓越貢獻，應當被銘記和尊敬；其二，書中呈現了每一個與眾不同的個體，在特定的時段和空間之中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感，此種“時空座標”所及之範圍，也是個體人生“天下”之境域；其三，此種回溯式的個別書寫和回音式的結集發佈，實際也在創構一個新的“天下”，也可以說是一種“意義世界”（universe of meaning）的安頓方式。亦如該書編者所言，“生命中最為珍貴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和滿足”（上冊第2頁）。閱讀與寫作，即是通向此種自由和滿足的“易行之道”，因為這是一種牽動記憶、重建意義的自我觀聽。

若要進一步追尋此類寫作背後的學理趨勢與深層意涵，應當看到在史學研究領域，“關注常人的日常”成為“日常生活史”（daily life history）的潮流；書寫公眾的歷史（of the public）、為公眾書寫歷史（for the public）、由公眾“書寫”歷史（by the public），則成為“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的旨趣（李林：《凝視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路與寫作案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13、164頁）。國有史、地有志、家有譜、人有傳的結構，為何如此？更進一步，應知此種基於歷史意識的上下求索和記錄敘寫，正是人類區別於其他物類的又一關鍵特徵，畢竟，“人類是唯一意識到自己的過去並對它感興趣的動物”（J·W·湯普森著，謝德風譯：《歷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頁）。對於個體而言，此種“歷史”意識，以及不止局限於文字形態的各種歷史“書寫”，乃是其自身追尋意義和寄寓“存在”的根本方式。在萬物皆可虛擬和計算的時代，此種意識和行動或許更能顯現一種獨特的“主體”自覺。

幾年之前，在一場有關“案例研究”的學術論壇上，同一小組的一位青年學者報告她關於中師生的口述史研究成果。我排在她的後面發言，開場先說：“我就是您的研究物件”，眾皆愕然、莞爾。作為教育史研究者，自己的部分經歷也已進入教育史的研究範疇，不能不說是一種複雜而微妙的現場體悟。

是的，我也是一名中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