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晚，一輛小米SU7在安徽銅陵的高速路段撞上隔離帶的水泥樁，其後發生燃燒，車上3名大學生全部死亡。一樁悲劇，如同滴落水中的一滴墨，瞬間擴散在公眾的想像中——“智慧汽車”、“新勢力造車”、“自動駕駛”“遙控模式。這些技術名詞與血肉之軀交彙，背後隱含的，是整個時代的一個重大命題：當技術以“速度”為美、以“智慧”為榮，我們是否忘記了最基本的“可控性”和“倫理邊界”？

我們不能僅把這起事件視作一次產品誤用或駕駛員疏忽，而應從中透視出更巨集大的現實張力——技術系統的複雜化與社會系統的滯後之間，正在張開一道巨大的鴻溝。這不是一輛車的事故，這是“未來社會”構建過程中的一次斷裂。

技術幻覺與資本敘事的聯盟

所有關於“智慧”的敘事，其實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工程技術問題，而是一種資本驅動的“敘事性現實”。從特斯拉開始，到蔚來、理想、小鵬，再到今天的小米，所有新勢力造車品牌，都在構建一種未來主義敘事——即我們正進入一個“機器代人”的新時代，而他們正是引領者。

這不是技術真相的傳達，而是一種幻覺製造術：把不成熟的輔助系統包裝成“智慧代駕”；把實驗室中的功能命名為“全場景自動泊車”；把人類的幻想變成廣告語言。這種幻覺依賴兩個條件：公眾的技術焦慮，以及資本對“速度+規模”的偏好。

而小米作為一家科技巨頭，其跨界造車行為本身，就夾雜著極強的“資本信號”意義：雷軍高調發佈會、手機思維移植到汽車工業、供應鏈的極致壓縮……它更像是一次“工業+敘事”的聯姻。

但問題在於，技術幻想可以虛構，生命不能被消費。如果我們把汽車的本質理解為“生活中的機器人”，那麼它對人類生活的侵入程度，遠超手機、電腦等其他消費電子。這要求我們建立一種“延遲滿足的技術倫理”——即在真正安全可控前，必須壓抑對“炫酷功能”的衝動。但今天，這種倫理已經被市場的加速邏輯吞噬。

“人類責任”的外包困局

小米的車禍事件之所以引發巨大反響，還在於它暴露了一個根本性的張力：人類對機器的過度信任，正在逐步卸載自身責任。

從用戶視角來看，他們被告知“這是一輛智慧汽車”，他們看到宣傳視頻中“車能自己開、能自己泊、能自動召喚”，自然會將這種“技術形象”內化為安全承諾。然而當事故發生時，車企卻退回到冷冰冰的法律免責聲明中：“所有功能需人監督，僅為輔助。”

這就是“責任外包”的典型機制：企業利用技術模糊性，收割使用者信任，但在出事時，卻把一切推給“使用不當”。換句話說，消費者承擔了系統不成熟的風險，卻沒有任何控制該系統的權力。

更可怕的是，這種機制並非偶然，而是整個AI時代的普遍特徵。我們已經看到AI演算法在招聘、信貸、醫療等諸多領域做出關鍵性決策，但真正“負責任”的人是誰？系統出錯時，誰來承擔後果？這不是一輛車的問題，而是“人類責任機制”的整體危機。

制度真空下的“演演算法政治”

如果說工業時代的權力是“標準化+制度約束”，那麼今天的智能時代，則是“黑箱化+技術壟斷”。智能汽車的事故不僅是工程事故，更是制度事故：我們的法律和監管體系，尚未為“人機共治”的新現實做好準備。

在美國，NHTSA（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域）已經逐步推出對L2以上自動駕駛系統的事故報告機制，要求車企上報所有涉及“高級輔助駕駛”的交通事故。歐洲也在推動“可解釋AI”的法律框架。而在中國，這方面仍存在巨大制度真空。

最具風險的，不是技術不成熟，而是監管體系對技術權力的“失語”：我們甚至不知道一輛車究竟具備何種自動駕駛能力，不知道系統是否記錄駕駛狀態，不知道功能命名是否被“營銷化誤導”……

這其實已經進入了“算法政治”的範疇——誰定義“智能”？誰控制數據？誰擁有責任話語權？在制度缺席的狀態下，技術公司就是事實上的立法者、法官和執行者。

這不僅威脅個體安全，更將侵蝕整個社會的公正感與信任機制。

智慧社會的“認知斷裂”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深刻的“認知斷裂”時代——系統越來越複雜，公眾對其理解卻越來越淺。

大多數普通使用者對智能汽車的功能理解，停留在宣傳片與社交媒體的碎片中。他們以為“智能”就意味著“安全”，以為“自動”就等於“無憂”。而事實上，系統設計的邊界、風險提示、容錯機制，遠比一個廣告複雜得多。

這種“認知斷裂”一旦與生命安全綁定，就會變成致命的“信任災難”。這不僅會擊穿消費者對某個品牌的信心，更會動搖整個技術社會的信任基礎——公眾將不再相信“新技術”，而這種不信任一旦形成，將以極高代價進行反噬。

我們正在靠“模糊宣傳+技術壓榨”推進智能化進程，但沒有同步推進公眾素養建設。這是對未來的極度不負責任。

轉向“深度人機共進”的文明分水嶺

如果要從這場事故中看到某種希望，那就是：也許它可以成為一次“文明反思的契機”。我們要從“技術狂熱”轉向“人機共進”，從“工具崇拜”轉向“責任重構”。

這不是技術層面的補丁，而是思維範式的轉向：

在設計上，應推動“強約束的可用性”，而非“炫技式自由”；在制度上，應構建一整套人機權責分離的監管體系；在社會層面，應建立針對AI和智慧系統的基礎教育機制；在倫理上，應推動一種“演演算法謙卑主義”——技術不是萬能，也不應裝作萬能。

我們不該再問：“我們還能做出多智能的車？”而應開始問：“我們是否準備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智能社會？”

下一次，代價會更高

這次，是小米SU7。下一次，可能是飛行汽車，可能是無人計程車，可能是AI診療系統。技術的進步從不會停止，但人類的制度、認知與倫理，常常會落後。

當我們在興奮地談論“新質生產力”“中國智造出海”“工業4.0”時，也許更該花些時間問一句：我們是否已經建立了足以承載這一切的文明基礎？

技術不是終點，而是試煉。我們是否能夠從每一次事故中，真正走出“升級打怪”的思維，轉向一場關於人類自身的深度更新？

如果不能，那麼下一次，我們將付出更高的代價——而且可能，不再有“下一次”。（財富中文網）

作者王衍行為財富中文網專欄作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銀行業協會前副秘書長、財政部內部控制標準委員會諮詢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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