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唐玄宗泰山禪地祇玉冊

圖2 宋真宗泰山禪地祇玉冊

圖3 禮縣西山遺址出土的玉器系列

圖4

蒲向明

中國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綿延時間最長的國家。玉在中華文明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並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玉的一些原始意解逐步演化成了國家意識，形成社會等級制的物化，是古代人們道德和文化觀念的載體。玉由於難得和稀有，也成為權力、地位、財富的象徵。在表現國家、朝廷、帝王與玉文化的關係方面，唐宋封禪玉冊堪稱代表。

中國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綿延時間最長的國家，玉在中華文明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並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玉的一些原始意解逐步演化成了國家意識，形成社會等級制的物化，是古代人們道德和文化觀念的載體。玉由於難得和稀有，也成為權力、地位、財富的象徵。在表現國家、朝廷、帝王與玉文化的關係方面，唐宋封禪玉冊堪稱代表。

一、唐宋御用階玉：唐玄宗、宋真宗泰山禪地祇玉冊

唐玄宗泰山禪地祇玉冊，從用玉到刻字，不僅規模較大，而且內容也較為豐富。據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實物研究可知，全部玉冊為粉白色階玉，共15簡，每一簡長在29.2-29.8釐米之間，寬3釐米，厚約1釐米（如圖1）。每簡上刻隸書一行，每行9字，共計135個字，第三行末尾有兩字楷書“隆基”。在簡的上下兩端，各橫穿一孔用金絲連接。據史料記載，唐玄宗玉冊祭文從撰文到書寫均由唐玄宗本人完成，書法精湛，結構莊重。

宋真宗泰山禪地祇玉冊，質地也是白色階玉，規模超唐玄宗封禪玉冊。該玉冊共16簡，每支簡長計29.5-29.8釐米，寬2釐米，厚0.7-0.75釐米。形制與唐冊相同。每簡上刻正書1行，每行16字，共227個字，為楷書，書法自然灑脫而又天真拙趣（如圖2）。宋真宗玉冊祭文是由大臣馮拯撰寫，書寫則是由宋真宗本人完成。

唐宋封禪玉冊材質均為階玉。民國二十年（1931年），國民軍第十五路軍寧夏馬鴻逵部駐軍泰安，在泰安蒿里山施工時於文峰塔故址先後掘得唐玄宗和宋真宗的封禪玉冊，后被攜至美國。1971年馬鴻逵去世時將兩件玉冊交給台灣當局，並由台北故宮博物院保存至今。唐宋封禪玉冊實物的最後一次出土，揭開了其形制、內容、材質方面的諸多秘密。有學者認為唐玄宗禪地玉冊石料系用陝西秦嶺太白山所產之白石，而宋真宗禪地玉冊可能為新疆和闐所產白色閃玉。但考察史料可知，唐宋封禪玉冊材質均為階玉。

《宋會要輯稿·雷 22》記載玉冊製作時說：（大中祥符元年五月）七日，帝（宋真宗）命王旦撰昊天上帝玉牒文，馮拯撰皇地祇玉冊文，趙安仁撰祀昊天上帝及泰山、社首二壇配座太祖、太宗玉冊文，仍各書之。帝諭旦等曰：“上天降鑒中，玉牒今欲更不讀，先入玉匮中，承以案，置於昊天上帝神坐側。俟皇帝封玉冊畢，太尉又跪奏，取玉冊進皇帝，封印如儀。庶遵不秘之文，亦協同封之義。”帝曰：“朕之此行，更無他事，惟以昭答上玄、為民祈福為意，其玉牒亦槨中，是玉牒、玉冊各匮，同封於石槨中。臣等參詳典禮，只載封玉冊，不載封玉牒。明皇《開元錄》雲內二玉匮於石槨、符瑞遝委，次述為民祈福之意。”詳定所言：“故事封泰山玉牒書並秘，唐明皇則不秘，封祀畢內二玉匮於石槨，請設於昊天上帝座前。”初議造冊，文思院玉工言：“如用真玉，碾字難成，請用階州玉石，可以速就。”帝曰：“玉冊用石，於理未正。況前代已有論議，必須真玉。”王旦曰：“前代詔敕具存，然唐明皇玉冊亦止階玉。”遂命玉工於內府檢閱玉材。既而少中度者，復以追琢功大，慮不能就，宰臣以祀期甚近，望依玉工所請。帝不得已，從之。未幾，階州進所採玉石。

《宋會要輯稿》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代官修《會要》之文，可靠性向為學界看重。這段文字所述玉冊文撰寫、玉冊使用和保存，以及前朝材質選擇等都極為詳細，其中有三點可資我們了解階玉文化：第一、宰臣王旦依據唐代詔敕指出，“唐明皇玉冊止於階玉”，也即唐玄宗禪地玉冊終極版，系階玉所制，堪為後世樣板；第二、文思院玉工作為國家制玉的專業人員，有豐富的經驗和高超的技藝，用質地堅硬的真玉碾制玉冊，保證不了工期，而用性地溫軟的“階州玉石”（別稱“階石”）則“可以速就”；第三、因為“祀期甚近”，宋真宗不得已聽從了宰臣和玉工的建議使用階玉製作玉冊，而當時的階州地方，也以國家要事、急事迅速辦理了進貢所採階玉事務。雖然為趕工時和保證刻字品質，宋真宗不得已採用階玉（也有文獻記載後來用和田閃玉替換的情況），但在當時石（階石）、玉之分，顯然並不是最重要的。

二、文獻所載“階玉文化”及其在歷史上的影響

從材質層面看，階玉是一種限於唐宋帝王貴族範圍的用玉類型。我國現存最早的賞石主題著作、宋代杜緒撰《雲林石譜》，對階玉有一段載述：“階州白石產深土中。性甚軟，扣之或有聲。大者廣數尺，土人就穴中鐫刻佛像諸物，見風即勁。以滑石末治令光潤，或磨礱為板，裝置硯屏，瑩潔可喜。凡內府遣投金龍玉簡於名山福地，多用此石，以朱書之。”就很好地說明了階玉為什麼會在唐宋被選來做玉冊的特別之處：一是在深土中未見風之前，性地溫軟，階州當地人就在地穴之中鐫刻佛像諸物；二是階玉見風之後質地變得堅硬，經打磨可變得光潤、瑩潔，有玉的質感；三是便於磨製成玉板、硯台和畫屏條屏；四是唐宋時皇室庫藏頒賜給名山福地的碾玉金龍、朱書玉簡，多用階玉（階石），知名度高。

階玉，產自階州，今隴南市武都區，具有多種顏色和獨特的紋理，在隴蜀之地與“巴璞”“嘉璞”“栗玉”堪有可比。南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九載：“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暗，今朝廷取為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據資料記載，唐宋兩套禪地玉冊在泰山出土時，還有一具方形的玉匱作為容器，另外還有大小不一，方、長、梯形的各色玉嵌片共52件同時面世。這些玉片上裝飾著龍、鳳、雲紋，屬於玉匱各角上的元件。

這些玉嵌片，連同唐宋玉冊一起，都成為階玉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重要佐證。《宋史·輿服志六》：“冊制，用瑉玉簡，長一尺二寸，闊一寸三分”，就是從階玉文化角度的另一種解說。清葉恩沛《階州直隸州續志》卷十四《物產》引宋代蘇頌《圖經本草》雲：“階州白石，與白玉同體而異色。”“儀州（今甘肅華亭市）栗玉，乃黃石之光瑩者，非玉也。玉堅而有理，火刃不可傷。此石小刀便可雕刻，與階州白石同體而異色爾。”唐置階州，沿至民國改武都縣，今為隴南市武都區。由史料考察，階玉文化史綿延千餘年，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經查閱地志和採訪民間玉工藝人，所謂“階玉”實屬當地特產的一種大理石，為甘肅觀賞名石之一。《武都縣誌》（1998版）記載說：“階州白石，與白玉通體而異色……即今白龍江北岸一帶白雲石，礦藏極豐。”

三、從出土文物探討隴南玉文化史發展源流

隴南玉文化史的研究，目前還是一個空白，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發現，都未見隴南史前時期有關玉文化的記載。從考古發現看，最早的隴南玉器實物出土，應該是2005年在禮縣西山遺址M2003早秦墓葬出土的玉璧、圭、璋、戈、玦、管等十餘件，已經成為系列（如圖3），時間斷限在西周中晚期（距今2800年左右）。因為對西山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一直沒有發表，而見諸於報刊、書籍的研究成果，重點在葬俗、城址，對陪葬品的研究主要在陶器、青銅器方面，對玉器的產地、質地、磨制技術與工藝、器形特徵等系列研究基本沒有展開，偶有提及也語焉不詳。從圖片資料看，這些玉器製作欠精緻，均為片狀佩飾，未見多種佩件組合的串飾，部分器物有簡單紋飾，玉圭數量較多。可以看出受周文化中玉禮器文化影響較大，玉圭地位顯高，居其他諸玉器之首。近見隴南市博物館收藏一些徵集玉器，部分出土於白龍江流域，其中角弓鎮商周時期玉琮1件、玉璜3件，兩水鎮戰國時期玉璧1件，豐富了隴南先秦玉文化史，進一步研究的價值很大。

隴南春秋戰國時期的玉器，代表作出土於禮縣大堡子山和圓頂山。1995年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了春秋早期的玉器，總計有玉琮2件，玉玦4件，中小型墓出土玉魚若干件，玉琀1組3件、碎玉塊1件、瑪瑙珠1件。今存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2件玉琮出自M2大墓，一件玉琮為深棕色，長寬7.2釐米，高5.2釐米，器形較大，做工較為精細；另一件出自M3大墓，通體為淺綠色，長寬6.8釐米，高6.1釐米，質地細密，打磨規整精到，有一定的代表性。1998年出土於禮縣圓頂山秦貴族墓葬的玉器，數量達40余件，時間在春秋中晚期到戰國時期，器型多樣，有玉璧、玦、圭、璜、環、觹、飾件（四棱形、片狀、魚形、珠）等，整體看玉質比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的玉器要差，製作也不夠精緻，玉玦數量較多，加工相對要精細些，玉器裝飾圖案以蟠虺紋為主，多用雙勾陰線，有的顯現出由蟠虺紋向卷雲紋演化過渡的跡象，圖案疏散。同時出土的玉圭和石圭數量大，而且石圭佔比遠超玉圭，反映了當時受到玉材緊缺限制的情況，許多本該用玉製作的器物，則用石、骨、蚌殼等材質所替代。

隴南秦漢時期出土的玉器，以禮縣鸞亭山系列祭祀玉器為代表。2004年對鸞亭山的考古挖掘，發現了系列玉器以及若干零散的殘玉器和少量獸骨等祭祀用器，總計出土玉器51件，其中有49件為圭或璧，另2件為玉人。這些成組的玉器，基本都為玉璧、玉圭組合，屬於秦漢祭天常用玉器組合類型，反映了西漢郊祀用玉及沿用秦西畤國家層面祭祀禮制的一些情況，與文獻記載相合，如《周禮·春官·典瑞》載：“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赤璋禮南方，白虎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史記·封禪書》：“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一雲。”《漢書·郊祀志上》：“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可作玉文化史方面的相互印證。

這些隴南出土的西漢時期西畤玉器，核心發現有五組最為精美，組合最為規整，表現的祭祀文化含義也最為豐富。第一組玉器組合為一璧二圭，二圭並列，置於璧的南側。玉璧系用白色大理石製成，素面，打磨較為精細，反映了以石代玉，石、玉同用的狀況；玉圭形制、大小相同，皆為青玉，磨製精細。第二組玉器，由一璧一圭組成，圭在璧上，皆為青玉。玉璧正反兩面紋飾相同，由兩道陰線圓圈紋將璧面分為外緣、外圈和內圈。外圈內印刻三隻鳳鳥紋，內圈飾四邊形蒲紋。第三組玉器，由二璧一圭組成，兩件玉璧上下重疊。圭貼下璧南側邊緣放置，上璧殘缺，與圭均為白色大理石製成；下璧為青白玉，均為素面，顯示石、玉共存的特徵。第四組玉器，由一白璧（裂為兩半，大理石材質）和一青玉圭組成，圭壓於璧上，皆為素面。第五組玉器組合較為複雜，由12件玉器組成，共計青璧1、白璧1、青玉人2、青圭1、白圭1、墨綠色圭6。最下面的青玉璧，以雙陰線為界將璧面分為內、外圈，陰線內飾平行斜線紋，外圈飾四組獸面雙身合首龍紋，內圈飾六邊形交錯網格狀蒲紋。白玉璧置於青玉璧之上，素面，其上斜置兩玉人。玉人南側依次放置1件白玉圭、6件墨綠色青玉圭，均放置在青玉璧的邊緣上，玉人代表著主持祭祀與神靈溝通的巫祝（如圖4）；西側玉人為男性，仰身放置，頭頂右側有偏髻，面部用陰線刻出眉目、闊嘴，上唇飾八字胡，下唇刻有三道鬍鬚，腰部刻有腰帶；東側玉人為女性，俯身放置，形狀、大小與男玉人同，頭頂無偏髻，腰部刻有腰帶。

隴南秦漢玉器存在著文化上的承前繼後性。從鸞亭山出土的這五組玉器可以看出，在造型、紋飾、色澤、材質等方面，受春秋、戰國時期禮玉文化的影響比較明顯：一是本地取材的可能性最大，尤其是使用白色大理石製作玉璧、玉圭，與後來唐宋封禪玉冊使用階玉具有一定的聯繫或繼後關係；二是青玉在隴南有一定的磨制、雕琢歷史，從西周到秦漢，隴南青玉文化史的脈絡還是較為清晰的。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玉器發展的高峰時期，禮玉漸少，而佩玉增多，鏤空、浮雕等手法普遍應用，這方面的資料整理有待後續進一步挖掘。漢代玉器引人重視的是相繼有金縷玉衣、銀縷玉衣出土，但隴南目前尚未發現，而生活用玉曾大量製作並在民間存留，後續調查研究的空間很大。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玉器風格基本繼承兩漢傳統，但隴南實物流傳很少，墓葬出土數量較稀疏。宋、明時期，隴南玉器製作以生活使用器皿為多，其中仿古之作眾多，其代表就是栗玉硯的製作。北宋米芾《硯史》載：“成州栗玉硯，理堅，色如栗，不甚著墨，為器甚佳。”清代為隴南玉器製作的振興時期，曾經的仿古手工藝與民間技藝都有較大發展。截至目前，以栗玉為代表的硯台、飾物、器具還在傳承發展中，形成了隴南獨有的栗玉文化，其中有三個栗玉雕刻技藝專案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玉製品行銷海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