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情感史？》，王晴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4年6月出版，271頁，73.00元

霍克海默說：“在我們這個時代，感情泛濫成災，自由思想卻孤立無援。”這句話很好地揭示了二十世紀大眾民主社會中情感的位置。“大眾社會”的政治主體，不再是固著在傳統社會關係之中有著明確社會地位和相應權力義務、服從於穩定道德框架的理性個體，而是流動於城市當中，受制於大機器生產、勞動分工、科層化管理和傳媒操控的“大眾”。在高度專業化分工的生產生活方式中，人們所直接接觸的社會現實非常有限，大量“現實”來自於受資本控制的媒體和網路。對於這些被建構的“現實”，人們的理性認識十分有限，而情感卻可能非常強烈。在西方，有煽動力的政客，新聞媒體和廣告商人，都紛紛訴諸情感去影響人們的行動。情感已成為這個時代強大的行動力源泉。

情感史作為西方近二十年來最活躍的史學思潮之一，近年來在中國也受到廣泛關注。很多重要的學術刊物和網路媒體都刊發了情感史相關文章和學術討論，一些優秀的西方情感史研究專著被譯介到中國。很多青年學生對情感史表現出濃厚興趣。這反過來也激發了研究者對情感史的探索。情感成為問題，往往與現實生活中的痛感相關。今天的社會正變得越來越複雜，以往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很多價值發生了動搖，人們心中的真實感和確定感正在消失。有學者認為，今天人們正在經歷一場“內心革命”，焦慮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情感狀態，很多人用“浮躁”“不安”“害怕”“空虛”“無意義”等詞彙描述自己的狀態。以自己生命經驗感知時代和歷史脈搏的人文學者，不會無視一個時代的情感和精神狀態，並試圖追尋造成現實問題的歷史原因。

202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情感史書系”推出了美國羅文大學教授王晴佳的《什麼是情感史》一書，這是中文學界首部系統闡述情感史理論方法的著作。全書分為理論探索和方法實踐兩個部分。上編從史學史的角度介紹了情感史形成、發展的知識脈絡，闡述了情感史的特點、研究物件和研究方法，下編收錄了一些具體的情感史研究論文。對有志於學習和探索情感史理論方法的學者，是很好的指南。對於推動國內史學研究與西方前沿史學理論對話，同時基於中國歷史和現實反思情感史的理論方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對筆者而言，本書至少在三個問題上澄清了初學者的困惑，並打開了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一、情感有歷史嗎？

一般人們對於情感史的困惑，首先在於這個問題——情感有歷史嗎？古人的喜悅、憤怒與今人有什麼不同呢？而情感史研究成立的前提，就在於情感的歷史性。本書指出，喜怒哀樂，愛恨情愁，自古即有，但它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並且與社會生活有著不同的關係。情感史便是要關注特定歷史和文化對情感的塑造，特定社會制度、習俗、規範對情感表達的鼓勵或壓抑。

例如，羞恥是一種個體情感，而何種行為令人感到羞恥則取決於一個社會群體的價值規範。通過研究不同時期人們的羞恥體驗，可以廣泛揭示不同社會群體的倫理規範、社會聯結機制等許多問題，還可以揭示這些規範與機制的古今之變。又如，愛情是人類一種永恆的情感。但人們如何看待愛情，是在愛情中追求心心相通，相信人可以在愛情中得到拯救？還是將愛情視為一種與革命相關的、源自階級感情和志同道合的結合？抑或認為愛情可以服從於人際關係網路或商業物質邏輯？這些看法就反映出一個時代的文化、倫理和社會規範。

情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是借鑒社會學方法，研究情感如何被社會構建，個體如何根據社會環境、社會觀念的影響和制約去壓制某些情感，以適應社會規範的要求。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羅爾·斯特恩斯夫婦創造了emotionology這個術語，為情感史研究開闢了這個新的方向。Emotionology意指“一個社會或一個社會中的典型群體對人的基本情感和情感表達所持的態度或標準；以及制度反映和鼓勵這些表現在人們行為中的態度的方式”。這一概念區分了社會的情感表達規範與人們的真實情感。Emotionology關心的與其說是人們的真實情感，不如說是社會文化怎樣管理和塑造人們的情感。斯特恩斯夫婦關於“憤怒史”的研究，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所崇尚的理性主義對情感的規訓。他們對“羞恥史”的研究，廣泛討論了前現代社會中羞恥對於維繫社會等級秩序、建立身份認同的作用，並提出了“隨著更多現代條件和制度的出現，羞恥感會怎樣發展”這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情感史還借鑒文化人類學方法，探討情感的文化差異，認為情感取決於語言、文化習俗、期許和道德信念的形塑，每種文化都擁有關於情感表達的特定規則。情感史還向語言學和文學、藝術尋求説明，研究情感表達形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微妙變化。這些方法的借鑒都是要研究情感的社會性與歷史性。

二、情感史是否動搖了歷史學的科學性？

馬克思主義史學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情感史卻強調情感的歷史作用，這是否動搖了歷史學的科學性？這也是一種對情感史常有的質疑。事實上，唯物史觀並不是要求人們取消對情感和觀念的研究，並將一切精神領域的活動直接還原為物質生產和社會關係，而是要求人們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情感史恰恰是要描述特定時代人們的情感表達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觀察這些表達形式與關係的歷史變化，並追問導致這些歷史變化的原因，包括物質生產和社會經濟結構方面的原因。

王晴佳教授在書中指出，情感史的出現與社會史的蓬勃開展有很大關係。正式提出 “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概念的學者，是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呂西安·費弗爾。他在《感受性與歷史學——如何復原過去的情感生活？》（1941年）一文中提出，對人的基本情感及其方式開展一種廣泛的集體調查研究。呂西安·費弗爾並不是要歷史學家去分析彼得大帝、拿破崙等大人物的恐懼、憤怒、喜悅和苦惱，或利用神經科學研究大腦和身體機能從而揭示情感產生的生理奧秘。他重視情感，是因為情感具有感染性，它關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能導致集體行動。強調情感作為一種引發集體行動的力量，提示人們關注政治動員、群眾運動和意識形態運作中的情感因素，關注政治如何調動人的情感、慾望和身心，而傳統的實證史學可能忽略或低估了這個因素。

情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及人的生存狀態息息相關，情感當中蘊含著價值判斷，在無意識深處反映著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個時代的集體情感，反映著一種被時代和歷史塑造的集體無意識。年鑒學派宣導“心態史”研究，正是要研究那種沉澱在人們無意識當中的社會結構。在闡述情感史研究方法時，呂西安·費弗爾談到“心態的考量”，這種考量就是把一個時代的生存條件與該時代人們的觀念聯繫起來。他說：在人類的社會史中，有某些時期、某類情感傾向“在頻度和激烈程度上壓倒和它對立的另一類傾向，如殘忍壓倒憐悯，恨壓倒愛嗎？……歷史上有過智力生活佔優勢的時期接替情感生活特別發達的時期的情況嗎？為什麼接替？怎樣接替？這回提出的才是真正的問題。”這就是說，情感史要闡釋一種關於情感在歷史中變化的因果關係，從而為人們理解特定時期的情感形式及其歷史變化提供一種解釋。

可見，情感史重視社會、歷史、文化、以及種種客觀力量對情感的塑造，並不必然反映一種唯心史觀，更不會動搖歷史學的科學性。正如作者在書中指出，情感史的興起，是歷史學與自然科學（腦神經學、生命科學等）及其它社會科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相結合的結果，事實上促進了歷史學的科學性。為考察社會變動的巨集大敘事，增加了新的視角。

三、對“自我”的探求，對“差異”的重視

意識到情感的歷史能動性，意識到情感與文化、語言、意識形態等歷史力量的關係，極大擴充了歷史學的研究領域。情感史將研究中心由社會和國家轉移到對人本身（身體、情感、心理、生理）的認知，這一“由內而外，內外結合的歷史學形式”，對於理解人的“自我”，開闢了嶄新的天地。本書認為，儘管歷史學自古以來皆描述人的活動，但對於人的“自我”卻沒有進行深入探求。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研究在分析社會結構如何制約人的活動方面已取得顯著進步，現在需要的是深入展開對於“自我”本身的探求。當今情感史的興盛及其巨大的吸引力，正是因為它在這一方向上，做出了深入全面的探索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貢獻。”

情感史關注“自我”的複雜構成和內在深度，關注差異性的身體/生活經驗，探討各種制度、規範、知識對身體/情感的規訓，對身份的建構，關心人的平等自由與全面解放。這些特點促成了情感史與性別史的融合。“性別史與情感史的交融”也是本書重點討論的問題之一。性別史聚焦女性的社會位置和經驗，拒絕普遍主義敘事，挑戰了康得以降的啟蒙主義對理性、自律、自由的根本看法，認為一切普遍主義的真理主張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反映了佔據統治地位的群體的經驗。

啟蒙理性要求人類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掙脫激情的支配，女性主義者則反問：“勇氣究竟從何而來，它在個人生活中碰到了什麼衝突，什麼因素干擾它的實現？”他們認為，“公共領域中的不偏倚性是通過排除那些與特定利益、需要和具體身份相聯繫的人而獲得的”，它假設一種“公民的同質性”，把與“理性公民”模型不相符的個人和群體從公共領域中排除出去。這種普遍主義背後正是佔據支配地位的群體對其他弱勢群體所施行的霸權主義。

女性主義的情感史研究，反映了情感史研究一個比較激進的方向。有女性主義學者宣稱：“為了改變特定政治，女性主義者在情感上被打動，認同為女性主義者。正是情感問題——痛苦、憤怒、激情、快樂——賦予了女性主義生命。”女性主義的知識主張不是揭示“客觀真相”，而是揭示被壓抑、被忽視的“真相”，以生活經驗來挑戰規範、準則和常態。在與情感史結合的方向上，“女性主義理論最有成效的探索可能不是情感如何支配、管理和限制個體主體，而是情感為超越已知和假設的思考（和感受）提供的可能性。”女性主義知識是關於如何想像事物可能會有所不同的知識，這種想像力是以情感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最後，情感史作為一種比較前沿的西方史學思潮，其產生和發展有著內在於西方歷史的知識/社會語境，中國學者的情感史研究，不能僅僅作為一種西方知識的衍生和移植，而應充分吸取其中的營養成分，用以研究中國自身的歷史和現實。本書收錄了三篇研究顧頡剛的長文，分別從心理、性格角度和父子情感角度，考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從個人情愛與民族情感角度反觀顧頡剛的邊疆史地研究。反思情感對於顧頡剛思想發展和學術路徑形成的能動作用，這是將情感視角引入傳統學術史研究，回應中國近代學術史上重大問題的一種大胆嘗試。

王晴佳教授還強調，情感史只是眾多史學理論方法中的一種。它與重視政治經濟結構分析的傳統史學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的關係。作為一種關注主體內心世界和身體/情緒領域的研究視野，情感史的興起與其說是歷史學的“情感轉向”，不如說提供了一種新的意識和方法。它可以豐富我們的歷史理解。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情感經驗。這些情感經驗的歷史能動性，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情感史將研究視角從社會、政治轉向心靈、情緒，將人看作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關注人的主體狀態和時代的精神結構，研究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對於理解中國人在現代化轉型中的身心體驗和感性實踐，必將發揮積極的作用。

（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