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褝

浙江鄞縣（今寧波鄞州區）人謝允文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前後曾擔任衡州府通判一職數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秋冬間，謝允文以陪祭官身份，隨同朝廷欽差、詹事府少詹事巢可托前往炎陵告靖邊軍功祭。

在祀畢返還衡州城的第二天，謝允文遂又陪同巢可托遊覽了衡州名勝石鼓山，拜謁七賢祠，瞻仰武侯像，並一路漫步合江亭，遠眺回雁峰。是日“夜央月上”時分，在返回府衙途中，謝允文獨自靜坐在蕩漾於蒸湘河上的官船篷窗裡，根據個人親歷寫下了這篇《陪祀炎陵紀略》（以下簡稱《紀略》）。

這篇珍貴的文獻，為我們詳細記述了三百多年前那場皇家祭祀的緣由、路線、儀程、交通以及諸多生動細節，如同一張張歷史的“快照”，是研究清早期炎帝陵御祭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祭祀的緣由

明清兩代，朝廷派遣官員祭祀炎帝陵，往往帶有明確的政治意圖。常見的祭祀類型有四種：一是新皇即位的“告即位祀”；二是為先帝配享圜丘、皇帝或皇太后壽誕、冊立太子或皇后等舉行的“告萬壽封典祀”；三是為平定邊疆或地方叛亂、鞏固疆域而舉行的“告靖邊軍功祀”；四是在特殊災異年份舉行的“祛災祈福祀”。

謝允文在《紀略》開篇便點明：“今上親率六師克剿葛爾旦，凱旋告廟，遂遣臣行報功之典於歷代帝王陵寢。”這清晰地指出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這次祭祀的性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地處準噶爾地區的噶爾丹部在沙俄的挑唆和指使下，將侵略矛頭指向了喀爾喀蒙古部落，突然對其實施偷襲，使得喀爾喀蒙古腹背受敵，被迫南遁。為此，康熙皇帝三次御駕親征，最終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徹底平定了噶爾丹叛亂，收復了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為慶祝這一重大勝利，康熙帝於當年秋冬特遣滿洲正藍旗人、時任詹事府少詹事巢可托前往酃縣（今炎陵縣）炎帝陵致祭。因此，這次活動屬於典型的“告靖邊軍功祀”。

●從衡州到炎陵

《紀略》詳細記錄了祭祀隊伍從衡州府城到炎帝陵的行程，全程歷時四天，約二百五十裡。

第一天（農曆九月二十六日）：“漏未盡十刻”（淩晨三點左右），隊伍從衡州府衙出發，出東門朝陽門，渡過湘江，經露白、泉溪（今衡南泉溪鎮），翻越愁思嶺，於“黃昏”（傍晚）時分抵達接官亭夜宿。行程約50裡。

第二天（九月二十七日）：早晨從接官亭啟程，經黃田鋪、九岡嶺（均屬原衡陽縣，今衡南縣），過長衝（時屬衡山縣）、潭湖司，進入安仁縣境，經潭湖鋪，最終抵達安仁縣城，用晚餐并住宿。行程約45里。

第三天（9月28）：“雞鳴時分”，隊伍從安仁縣城出發，經鳳岡橋、寶塔嶺、熊峽灣，艱難翻越大石嶺，再經三口鋪，抵達“張家坪”用午餐。下午繼續行進數十里，於“日暆”（太陽西斜）時分，抵達“仙山”一帶（推測為今安仁縣中洞段家祠附近）住宿。因需趕路，當天行程長達90餘里。

第四天（九月二十九日）：清晨出發，穿過山林，翻越大風嶺（又名順風嶺），進入酃縣（今炎陵縣）境內。隨後，隊伍“潆旋而度嶠頭嶺”，渡過洣水，於當天“日入三商”（黃昏）時分抵達目的地——炎帝陵所在的康樂鄉。行程約50餘里。

《紀略》還透露了行程安排的考量。如從衡州、安仁縣城出發選擇淩晨，因沿途相對安全；而從接官亭、仙山出發則選擇天亮后，因即將進入人煙稀少的山林地帶，尤其安仁仙山至酃縣嶠頭渡一帶，“路無人煙，郵傳者畏虎”，路途艱險。

●祭祀大典與歸途

隊伍於九月二十九日抵達康樂鄉，九月三十日的主要活動是“瞻陵習儀”，即熟悉祭祀流程、檢查準備工作，並稍作休整。

正式的祭祀大典定於農曆十月初一拂曉開始。儀式結束後，已近中午，祭官們更換衣冠，撤去儀仗（“易衣冠”“撤騶從”）。用過午餐后，來自衡州的主、陪祭官與酃縣當地的陪祭官便開始踏上歸途。

根據《紀略》所述“計程車五百，計日一旬”，整個祭祀活動（從衡州出發至返回衡州）前後共歷時十天，往返總里程約五百里。返程耗時五天。

●《紀略》中的祭祀細節

謝允文的記述，為我們揭示了清早期炎帝陵祭祀的諸多細節：

祭祀日期的選擇：古代祭祀的具體日期往往記載闕如。但《紀略》明確記載康熙三十六年的祭祀大典在農曆十月初一舉行。十月初一是中國傳統的“寒衣節”，亦稱“祭祖節”，是三大祭祀節日之一。這天被視為入冬之始，民間有為先人送寒衣、祭祀的習俗。結合其他零星記載（如雍正、乾隆年間告配享圜丘禮成的祭祀，時間推算可能落在清明或中元節前後），可以推斷，明清時期官方的重大祭陵活動，很可能有意選擇在清明、中元、寒衣節這些重要的傳統祭祀節點舉行，這既符合民間習俗，也體現了官方禮制的考量。

祭官的齋戒：古代重大祭祀前，官員需進行“齋戒”，即沐浴更衣、清心寡欲以示虔誠。齋戒分“致齋”（內宿三日，集中精神）和“散齋”（外宿七日，停止娛樂、禁絕弔唁）。忌口方面主要是禁食蔥、蒜、韭以及牛羊肉等有辛味、膻味的食物，以防穢氣褻瀆神靈。但《紀略》中提到，祭官們抵達安仁縣城當晚（離正式祭典不足四日），參加了官方宴請，席間“酒闌燈炧，追講往事”，似乎並未嚴格遵守齋戒期間禁酒的要求，甚至可能食用了葷腥。這反映了禮儀規定與實際操作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

交通工具：從京城來的欽差及隨員（包括負責翻譯滿漢文書的筆帖式）抵達衡州，主要依靠水路，經京杭運河、長江、洞庭湖、湘江，乘坐官船。抵達衡州後，改為陸路前往炎陵。高級官員如欽差巢可托（正四品）、陪祀官謝允文（從五品）乘坐官轎（“輿”），需配備多組轎夫輪換。其他較低級別的陪祭官員（如耒陽、常寧、安仁等縣的教諭或訓導）和筆帖式等隨員則主要騎馬。祭祀結束后，從炎帝陵返回至洣水邊的嶠頭渡（今斜瀨渡附近），則改乘一種裝飾精美的官船（“畫舫”），順流而下約三十里，再登岸換乘轎、馬返回。這既節省時間，也減少了人力消耗。

途經縣城：由於清代衡陽縣、清泉縣（後設）的縣衙均設在衡州府城內，祭祀隊伍從衡州府到炎帝陵，陸路經過的唯一縣城是安仁縣城。隊伍抵達酃縣境內后，通常直接南下至炎帝陵所在的康樂鄉，一般不繞道經過當時的酃縣縣城。祭祀完畢后，若無他事，也多直接原路返回。

祭後彙報：祭祀完成後，主祭官需返回京城向皇帝和禮部彙報情況。謝允文稱讚巢可托的彙報文書不僅恪守“朝廷典故”，還能“延訪人物山川，考證古今事變”，體現了其深厚的學養和務實的態度。巢可托在祭祀期間還留下了《丁醜奉命至炎陵》《大祀禮成》等詩篇，被謝允文譽為“鴻篇傑句”。當然，最令謝允文感到榮幸的是，巢可托在給皇帝的奏報結尾處，按慣例將他的名字列上（“列名簡末”），這在當時被視為極大的“榮寵”。

謝允文的《陪祀炎陵紀略》，以親歷者的視角，為我們保存了清代康熙年間一次完整的炎帝陵御祭活動的生動記錄。從祭祀緣起、具體日期、繁瑣儀程，到官員的行程、交通、食宿，乃至沿途風物和官場細節，無不纖毫畢現。

這篇三百多年前的珍貴文獻，不僅是研究炎帝陵祭祀史、清代禮儀制度史的重要依據，也為我們今天傳承和弘揚神農文化、講好株洲地方歷史故事，提供了豐富而鮮活的素材。其蘊含的深厚歷史文化資訊，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與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