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職業打假人王海的微博、抖音等社交帳號被平臺禁言半年。其微博賬號顯示，“該用戶因違反法律法規或《微博社區公約》被禁止關注”，抖音賬號顯示“該使用者被禁止關注”。
圖源：王海微博和抖音主頁
企查查App顯示，王海當前關聯王海法律諮詢（北京）有限公司、東海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德志物業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其中，北京市王海在線資訊有限公司、清道夫投資（深圳）有限公司等已註銷。
此前，王海還曾通過多個媒體平臺發佈彩虹星球“假有機”相關內容並展示產品檢測報告。在王海“打假”期間，彩虹星球自訴其凈利潤下滑1415萬元，並導致核心產品下架。
對此，彩虹星球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王海停止侵犯其名譽權，同時賠償其經濟損失500萬元。同期，王海也提起反訴，請求判令彩虹星球停止侵犯其名譽權，賠償其精神損害費。
2024年12月，此案迎來一審判決。法院認為，王海作為公眾人物，不應在未經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參與檢查並作出認定的情況下，擅自在網路上對原告的相關產品進行評價，相關行為給彩虹星球名譽及商譽造成了一定影響，一審判決其刪除相關視頻內容，賠償彩虹星球經濟損失5萬元，彩虹星球也需刪除兩條有關視頻。對於一審判決結果，當事雙方均表示將發起上訴。
在和彩虹星球的法律糾紛外，王海還密集曝光董宇輝直播間“有機土豆”價格虛高、羊奶粉成分問題，以及辛巴、羅永浩等頭部主播的帶貨爭議，觸及平臺、品牌、大主播們的利益鏈。
平臺未公開王海具體的違規內容，暫不知曉博主觸碰的雷區具體是什麼，但結合其過往內容和公開新聞，可以猜想和“打假”強相關。法院在判決中強調“產品品質需職能部門認定”，實質將監督權收歸行政系統，這也暴露了職業打假人的存在焦慮。當監督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被質疑，打假人揮出利劍之時，也將失去很多底氣。
王海，1973年出生，大專學歷，所學專業為法律。1995年，22歲的王海開始研究剛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其中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退一賠一”，而在此之前我國的民事賠償原則是“假一賠一”。
這讓王海看到了機會。於是，他前往北京，用一周的時間“橫掃”各大商場，購買了假皮帶、假皮包等多種商品。
1995年3月，在北京隆福大廈買了兩副索尼耳機后，王海前往索尼駐京辦事處進行鑒定。客戶服務部的工作人員告訴他，所購買的耳機型號是假冒的。不過，索尼公司卻拒絕出具假貨證明，理由是公司不會為消費者個人提供書面聲明。
王海又買了十副假耳機，隨後向東城區工商局投訴。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工商局僅做出了調解的決定，認為該糾紛屬於民事糾紛，只能進行調解，而非追責。隆福大廈聲稱只退賠先買的兩副耳機，而後10副屬於“知假買假”，只退不賠並同意賠償200多元。
1995年8月4日，《中國消費者報》以《刁民？聰明的消費者？》為題，就此事進行了專門討論。同年12月5日，北京隆福大廈在拖延了8個月之後，同意加倍賠償王海在隆福大廈購買的10副假冒“索尼”耳機。
王海初戰告捷，是因為他站在了時代的浪頭上。20世紀90年代，是“假貨橫行”的時代。1995年第一季度，國家技術監督局抽查了一批工業生產資料產品及部分與人民生產相關的消費品，抽樣產品合格率僅為65.9%。在這種環境下，“知假買假”的爭議引爆全國，才讓王海一舉成名。
這是我國自《消法》施行以來第一個依據該法第四十九條主張雙倍賠償，向商品欺詐的經營者宣戰的案件。因此，王海被稱為“國內打假第一人”，那一年也被稱為“消費者維權元年”。
隨後，王海選擇留在北京，正式走上了職業打假之路。比如，2010年，王海指控金山毒霸宣稱“國際權威AV-C病毒檢測率全球第一”，實際檢測率僅81.8%（排名倒數）。雖法院以證據不足駁回訴訟，但該事件暴露軟體行業虛假宣傳亂象。2015年，王海指出紅米Note2手機螢幕實際使用國產天馬屏，而非宣傳的夏普/友達屏，且攝像頭非三星品牌，小米最終承認宣傳失誤並道歉。
2020年開始，伴隨著直播電商行業的飛速發展，王海轉戰新流量平臺，逐漸把維權之劍指向了頭部主播。從辛巴、李佳琦，到瘋狂小楊哥、東方甄選、與輝同行，王海的“狙擊”對象無一例外都是“平台標杆”。
2020年，王海檢測發現辛巴徒弟直播間售賣的燕窩實為糖水，蛋白質含量為0。而後，經監管部門判定為事實，辛巴退賠6100萬元，帳號封禁60天，成為直播電商行業標誌性打假案例。
2024年，針對東方甄選，王海集中“打假”了四款產品：第一，天萁西梅汁含番瀉苷A、番瀉苷B（臨床常用瀉藥）及防腐劑山梨酸，涉嫌虛假宣傳。1個月後，海關總署撤銷在華註冊資格，並提醒消費者不要購買其飲料產品，包括天萁西梅汁（TiQ Prune Juice），已獲得該企業飲料產品的，請停止食用，與原獲取管道聯繫退貨事宜。
圖源：海關總署
第二，厄瓜多白蝦隱瞞防腐劑，引發進口食品添加劑合規討論；第三，有機富硒玉米標籤造假，促使公眾關注有機認證監管漏洞，但未觸發行政處罰；第三，東方甄選自營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號”並非宣稱品種，包裝袋無溯源碼，涉嫌虛假宣傳，東方甄選客服稱“無法提供DNA檢測報告”，引發消費者質疑。
2024年10月，王海質疑@與輝同行 售賣的“萬邦艾草貼”包裝註明的“香港中科中藥研究院”在香港並未註冊，質疑產品涉嫌虛假宣傳。除@與輝同行外，@東方甄選、@多餘和毛毛姐 等多個知名帶貨機構和主播均曾推廣過該產品。2024年底，王海曝光@與輝同行 羊奶粉含牛源性成分，直指其“利用消費者認知差謀取暴利”。
在眾多主播中，小楊哥可能是被王海打假次數最多、損失最慘重的頭部主播。
2022年-2024年間，王海連續曝光小楊哥直播間十余款問題商品：破壁機虛標功率（宣稱300W實為105W），產品下架；五常大米為假冒，以次充好；“豆小依”兒童鞋的增塑劑嚴重超標，被立案調查；洗臉巾以化學纖維冒充植物纖維；“鮮多裕”牛肉卷不是原切牛肉，面對質疑，小楊哥曾高喊：“不拼接、不注水、不醃制、零添加、不合成。” 後來，武漢青山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小楊哥帶貨的“鮮多裕”牛肉卷89.9元四斤裝，不是原切牛肉，罰款50萬。
2024年9月，王海發佈實地探訪視頻，揭露小楊哥帶貨的美誠月餅背後的香港公司，無實際經營和研發團隊，並指出其涉嫌虛假廣告、消費欺詐及違反食品安全標準。合肥市監局聯合調查組於9月26尼卡庫，認定三隻羊公司“香港高端品牌”等宣傳構成虛假商業宣傳，責令停業整改。三隻羊公司被罰沒款6894.95萬元，執行“退一賠三”標準，已累計賠付消費者2777.85萬元。停播半年後，@瘋狂小楊哥 抖音粉絲量從1.2億跌至1.077億，掉粉超1200萬。
圖源：網路
這些年來，伴隨著業務範圍擴大，王海團隊也越來越“職業化”。據媒體報導，2024年，王海公司已搭建五六十人的團隊，業務涵蓋法律諮詢、產品檢測、商業調查三大板塊，形成了“職業打假”的專業化流程。
“職業打假”是把雙刃劍，職業打假人既是市場自淨的“民間免疫系統”，也可能淪為資本與流量博弈的工具。
一方面，在監管缺位時，職業打假人通過專業檢測報告以降低消費者維權門檻。打假人揭露的“三無產品”“虛假宣傳”等問題可以倒逼平臺審核升級。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12315平臺接收網購投訴舉報1261.1萬件，占投訴舉報總量的56.1%，平臺接收直播帶貨投訴舉報同比增長52.5%。此外，直播帶貨投訴舉報量逐年上升，5年間增幅高達47.1倍，主要問題集中在購買到“三無”產品、貨不對板、售後維權困難等。
另一方面，王海及其代表的職業打假人也難免被指“蹭流量”“碰瓷式維權”。
2024年10月22日，王海發文稱，董宇輝在木蘭圍場帶貨的一款土豆，誤導消費者是有機土豆，售價高達4.58元/斤，是普通超市價格的4倍，堪稱“土豆刺客”。
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回應稱，經過核實，當時@與輝同行 賣的是無化肥無農藥的土豆，其直播間也未宣傳過有機土豆。對於@與輝同行 直播間是否涉及虛假宣傳，工作人員稱，調查核實時發現商家已下架更正，其售賣的價格也遠低於有機土豆的價格，情節較輕，所以未予以立案。
圖源：網路
雖然因證據不足未被立案，卻導致產品下架和商譽損失，因此王海的“打假”行為也引起了爭議，尤其是引起了@與輝同行 消費用戶的不滿。
在法律層面，職業打假人處於灰色地帶，在輿論層面，也不佔據道德優勢。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將“牟利性打假”排除在保護範圍。比如，第二十七條第二款：投訴、舉報應當遵守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不得利用投訴、舉報牟取不正當利益，侵害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此條款直接針對職業索賠行為，要求消費者維權必須基於合法目的，不得以牟利為動機。
司法實踐中常以“損害企業名譽權”判決打假人敗訴。西安市雁塔區法院在王海和彩虹星球的案件中指出：“公眾人物不應擅自在網路評價產品”，強調法律對監督權的約束。
還有部分打假人被公眾質疑為“造假式維權”或“輿情勒索”，相關案件還被法院認定為“未經核實的輿論審判”。
比如，王海本人曾在媒體採訪中表示，“這個才是正常的社會，別去標榜你多崇高和正義，那是騙人的。”
常年在輿論中心的王海，如今已被輿論反噬。今年1月18日，王海發佈最後一條抖音視頻，畫面中的檢測報告與激昂解說依舊熟悉，但評論區已悄然分化：有人高呼“支持正義使者”，有人嘲諷“碰瓷專業戶”，更多人則開始翻舊賬對其進行討伐。
王海被禁言，暴露了消費者、平台、商家之間的深層矛盾，也指向消費治理現代化的方向——應當從“救火式”監管走向社會共治，依靠個人力量打假是不現實的，完善的制度和監管不可或缺。
首先，針對“打假人”，不能一刀切。對涉及公共利益的職業打假應當給予有限保護，同時設立“黑名單”遏制惡意索賠。
其次是技術賦能。比如，杭州市監部門試點“直播帶貨存證系統”、AI實時監測投訴熱點，將事後曝光轉為事前預警。平臺也需公開封禁規則與審核流程，避免利用“社區公約”模糊條款選擇性執法。
最後是鼓勵企業建立“打假回應通道”，將職業打假人納入合規顧問體系；推動公益訴訟降低個體維權成本，培育“全民監督”文化。
王海被禁言，某種程度上映射著消費監督生態的轉型。消費者需要的不是每年一次的憤怒，而是權力、資本與社會力量的持續制衡。當“共鑄誠信”不再依賴個別鬥士的衝鋒，而是更大社會範圍內的共同監督、共同治理，消費市場才能經得起長久的拷問。當坑人套路變得像在員警眼皮底下偷東西，當維權不再是“持久戰”，我們迎來的不僅是更好的消費體驗，更是一個“良幣驅逐劣幣”的健康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