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 鬱

我年輕時在遼南一個縣城裡編文藝小報，曾收到一位老先生的稿件，覺得很有才華，只是語態略舊，詞語彷彿晚清文人的調子，就擅自改了些地方。發表出來后，老人有點不太高興，記得那是篇介紹一座古城的文章，談了許多文化沿革，對於幾個朝代的文人詩文的介紹，用的是舊文論的方式。而我自己對於此，是十分陌生的。不久報紙的主編與我說，談論歷史風物，引用古人的文章，對於那些辭章要尊重，不能按照今人的思維對待。這對於我，是不小的刺激，才知道，世間的文本是多種多樣的，發表這類文章，不能輕易動其筋骨，對於自己不懂的東西，態度上更要謹慎。

這件事對於我後來的工作一直有不小的影響，大凡遇到特殊的敘述文體，都要掂量再三，不敢隨便破壞文章的內在文氣。我在北京日報編副刊時，就感到了這個原則的重要性。記得曾收到張中行先生的稿件，在一些生僻的詞語旁，他要用鉛筆標上“不要改動”的字樣，意在希望編排時保持敘述語態的原貌。這大概是警惕編輯盲目修改詞語的用法，怕破壞了文章的氣韻的緣故。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理解這一點。類似的情況在其他領域也存在。我後來在文物系統工作，發現在對待文物的態度上，也有以今趣代替古意的地方。比如有一年回到故鄉了解重點文物的保護情況，見到一些古跡得到珍視，心裡頗為高興。但有一天見到自己幼時十分熟悉的古塔修得過新，完全沒有一點古風，彷彿新造的建築，心裡便有點不適。記得魯迅在一篇文章中講到，在北京認識一位有錢人，買了一個周鼎，古色古香的，卻讓銅匠把銅綠擦得一乾二淨，“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這其實是不懂得古物保護的要義，經歷時光沖洗的面孔，是更能讓後人發思古之幽情的。

五四運動以後，許多前輩為保護文物做了細緻的工作。有一段時間，學界對於一些古城、古村落的保護，提出不少方案和辦法。鄭振鐸先生主張恢復歷史原態的重要，他對於歷史資料的挖掘與整理，就有一些獨到的觀點。比如對於敦煌壁畫的維修、西北考古的計劃、整理古書的建議，都摈斥了非歷史主義態度。1957年6月15日，鄭振鐸在人民日報發表《傳統技術的繼承問題——我的一個緊急的呼籲!》一文，提及對於古老的絕技的保護和研究、繼承面臨的難題。認識古老的歷史，倘若連前人的技藝都遺失了，則多不得要領。類似的看法，在許多前輩作家那裡都有，蕭乾先生在晚年有一篇《一個北京人的呼籲》的文章，也談到古物的保護問題。他覺得在文化遺產地，不能添加現代性的元素，要保持環境的古樸之氣。那用意很清楚，大凡要讓人走進歷史，就得剔除今人的時髦習慣，聆聽原汁原味的聲音。

文化遺產的保護涉及方方面面，就圖書業而言，古舊書的出版，是延續文明史的重要途徑。而近現代作家的文集整理，也面臨諸多技術上的問題。前幾日參加《路翎全集》出版的研討會，出版社一位負責人說，這套書尊重了歷史事實，對於作者上世紀40年代的詞語表達方式，沒有按照今天的規範方式加以修改，保持了原態。這讓我很感動。我前些年寫的一本書，出版時遇到很大的難處，引用五四一些學者的文字，編輯認為不通，希望改成今天的格式。現在的年輕人不太知道，漢語的表達，經歷了一個過程。魯迅的許多表述，今天看來不太規範，但那是時代的語境的一種，有個人的獨特氣息在。新中國成立后，《魯迅全集》的編輯就盡量保持了詞語的完整性，但一些古體字、通假字、異體字如何處理，也頗費思量。前輩學者就認為，隨意按照今人的習慣更正它們，有失妥當。如何處理古今之別和時代差異性的語境，能夠看出今人文化修養的程度。

現代白話文是從文言進化過來的，但如何進化的，應該讓人知道。舊的典籍保留了這種元素，所以，保護前人的遺產，就是保持記憶的完整性。差異性的遺存，是刺激文化想像的酵母。蘇轼就因為藉助了古人的不同資源，發現了審美的新徑。汪曾祺能夠走出新的辭章之路，也藉助了前人被漠視的經驗。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說起來都讓我們有所冷思。不能不說，對於民族遺產是否有敬畏之心，那結果是不同的。現在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我覺得不能忽略此點。

《 人民日報 》( 2025年04月0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