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校的課桌椅還沒來得及換新，教育理念卻已經“換了好幾茬”。

過去那種老師手持教鞭，講臺上一拍桌子全班鴉雀無聲的時代早就成了歷史課本里的註腳。如今，隨著法治觀念的普及和對學生權益保護意識的提升，體罰和各種“變著花樣”的變相體罰早已被明令禁止。這一轉變無疑是一種進步，是文明社會的標誌。

可問題也隨之冒了頭，而且不止一個。許多一線教師直言，現在的教室像菜市場，講臺變成“演講臺”，而不是“管理臺”。不少學生彷彿從動畫片裡走出來的一樣，有無限的“技能點”和“戲精屬性”，對課堂紀律視若無睹，仿佛在參加綜藝節目，懲罰不敢碰，管教不能多說。一句“你打我試試，我讓家長投訴你”，成了有些孩子的護身符。

在某地一所普通中學里，一名男生在課堂上公開玩手機，老師上前制止，他卻滿臉輕蔑：“我爸說了，學校敢動我一下，他就找教育局。”更離譜的是，後來班主任找家長談話，家長反倒倒打一耙：“你一個老師怎麼能干涉我兒子的自由？”整個過程就像一場荒誕劇，老師在前面認真“演”，學生和家長在後頭“飆戲”。

如今很多老師感慨，自己每天不僅要教書育人，還要扮演心理諮詢師、法律顧問、和事佬、甚至“保安隊長”。不敢說重話，不敢盯人太久，生怕一不小心又成了“新聞人物”。可孩子畢竟是孩子，缺了該有的邊界感，久而久之容易心生僥倖。

原本該是最受尊敬的職業，如今卻常常陷入“干多錯多、干少錯少、不幹不錯”的尷尬處境。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在推進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有些做法“走偏了”。一味強調保護學生，卻忽視了學校和老師的教育權。更尷尬的是，當前的教育制度對“問題學生”的處理機制也模糊不清。

比如，有的學生長期擾亂課堂紀律、帶頭起哄打架，老師多次上報，學校卻遲遲不給處理結果。原因很簡單：怕惹事、怕上熱搜、怕被輿論攻擊。說白了，就是怕麻煩。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光讓老師寒心，也讓其他同學看在眼裡：原來搗亂了也沒事，那我也來一把？

事情一多，老師就難免心累，管理力度也逐漸鬆懈。久而久之，班級變得散漫，紀律形同虛設。

有人會說，國外也推崇“快樂教育”，人家怎麼就能把學生教得既守規矩又積極主動？這話聽著沒毛病，但得放在現實里掂量掂量。國外很多是小班教學，一個班十幾二十個人，老師能照顧到每一位學生的情緒和行為。而我們這邊，一個班動輒五六十人，甚至七八十人。一個人站講臺，底下幾十張嘴、上百隻手，你說靠啥管住場面？

更糟的是，當前的政策對學校也“束手束腳”。學生無論怎麼搗亂，學校不能隨便勸退，老師也不能懲戒。一些家長呢，又太過“護犢子”，哪怕孩子確實有錯，也第一時間質問老師：“你怎麼敢說我孩子？”於是很多老師乾脆選擇“忍”字當頭，只管上課，別的別碰。

教育應該是引導孩子成長，而不是遷就孩子的任性。一味地放縱，只會讓孩子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真正的愛，從來不是縱容，而是設限。在規則中成長的孩子，才能明白什麼是底線，什麼是責任。

以某地一所初中為例，曾因長期缺乏有效的紀律管理，導致幾個年級同時出現“課堂失控”。後來學校成立了“行為規範干預小組”，由副校長牽頭，專門處理屢次違規的學生。不靠體罰，也不靠罵人，而是通過一對一的行為輔導、校園勞動、家長聯動等方式進行管教，成效顯著。

這說明，對學生進行適度、合理、合法的教育干預，是完全可行的。而不是簡單地“放養”，更不能一味追求“零衝突”就把所有責任都推給老師。

學生有學生的成長過程，老師有老師的職責界限，家長有家長的監管義務，學校有學校的制度保障。這四者缺一不可。一旦出現某一方“掉鏈子”，問題學生就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整個教育環境也會變得浮躁不堪。

當然，時代確實變了，孩子們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早就不是從前那個“老師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年代了。現在的孩子更有主見，也更注重自我表達。但這並不代表可以沒規矩、無底線地“放飛自我”。

教育的本質，是説明孩子成為一個負責任、有擔當、有邊界感的人。這條路，不該只有甜言蜜語，也不能只靠“畫大餅”。有時候，一記敲山震虎的“提醒”，遠比十句讚美來得有效。

家長也該換換腦子。別總以為孩子犯錯就是別人挑事，自己孩子天生無瑕。不是所有問題都是“別人家的錯”。教育的第一責任人是家長，不是老師。老師最多陪跑十幾年，家長才是孩子一輩子的引導者。

學校呢，也該有制度的“牙齒”。對於屢教不改、影響他人的學生，必要的校規、紀律措施不能缺。該引導就引導，該懲處就懲處，不是體罰，更不是羞辱，而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

不怕問題出現，就怕對問題視而不見。孩子要長大，教育也該真正“硬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