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經的楚文化專家，王光鎬在退休之後卻“半路出家”，將目光投向了一座更為巨集大的城池——北京。從先秦楚墓到元明清都城，從武漢大學講臺到“北京學”的研究，他的人生軌跡恰似一部流動的“文明史”，串起了長江文明與燕京文化的千年對話。

王光鎬歷時八年完成的《人類文明的聖殿：北京》於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很快銷售一空；一年後，第二次印刷；2023年6月，經過作者修訂壓縮15萬字後，第三次印刷。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王光鎬表示，作為一個自小生長在北京的老考古人，借助考古資料來深入探討北京的歷史文化，是他應盡的義務和責任。過了八年離群索居的日子，當然很高興這部作品能得到人們的認可，但他也十分清楚，“人們喜愛的，並非我這部‘北京學’的草創之作，而是北京歷史文化的超凡絕倫。”

如今，年近八旬的王光鎬還在為北京歷史文化的研究而著書，據悉，其新作《北京城的歷史密碼》已完成，將由華夏出版社於今年四月出版。王光鎬表示，這幾年來，他經常能聽到一種觀點——對北京歷史文化本質屬性和獨特地位的全面揭示，一定會大大提升北京的國際知名度，提高北京的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的感召力，甚至會帶來難以估量的經濟效益。他對此深信不疑，但同時也深知，從學術成果到社會資源的轉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一夢想的實現，關鍵在於有更多人瞭解、關注北京歷史文化，由此群策群力，攜手共築這座人類文明史上獨一無二的聖殿。”他還謙虛地對記者說：“你採訪我，不用落腳到我身上，要落腳到北京，我個人真的是無足輕重。”

作文考了滿分被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錄取

王光鎬1947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曾任武漢大學考古專業（現考古系）主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北京藝術博物館館長、北京市文化發展中心主任等職，著有《楚文化源流新證》《當陽趙家湖楚墓》（合著）《人類文明的聖殿：北京》《商代無楚》《甲文楚字辨——兼論正、足不同源》《黃帝地望諸說考》《黃帝史跡的研究與北京地區文明的起源》等著作。

王光鎬的人生並非一帆風順。1966年，他還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滿懷對未來的憧憬，但時代浪潮席捲而來，他的學業和家庭生活陷入困境。19歲的他，隨著知青大軍奔赴內蒙古草原，開始了艱苦的插隊生活。

1971年，停辦了五年的大學恢復招生，但只招收“工農兵學員”。與正規大學生不同，他們由基層推薦，而非高考錄取。但1973年是個例外。當時鄧小平複出，推動恢復高考，那一年的學員雖仍需基層推薦，但必須參加正規考試，不合格者不予錄取。王光鎬就是1973級的學員。

在臨考前兩天，王光鎬才接到通知，讓他去參加考試，雖然沒有時間複習，但對於他們這些“北京重點中學的老三屆”來說，考試算不上太大的挑戰。讓他記憶猶新的是作文考試，“題目是《記一次憶苦思甜報告》，寫完時，交卷時間已近，我抓緊時間流覽一遍，竟被自己的文字打動了，兩眼止不住淚花滾滾。”結果這篇作文是他所在的整個知青點分數最高的，得了滿分一百分。因為這篇作文，北大專門去招他，最終，王光鎬於1973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其實，相比於歷史領域，王光鎬最初對理工科更感興趣，還曾夢想像父親一樣成為一名工程師，他的數學成績尤其出色，高考志願也全是工科院校。可命運卻開了個玩笑，他被考古專業錄取了。不過，理工科的思維底色反而成了他學術研究的“秘密武器”，使得他具備了縝密的邏輯思維、系統分析能力，還有跨學科的創新視角。

因鄒先生“一顆核桃三種人”的指點窺見了考古學科的奧秘

1976年，王光鎬畢業，原本應該留在北京，結果那年武漢大學創辦考古專業，派教師到北大招人，王光鎬的恩師鄒衡推薦了他，王光鎬因此去了武漢。

遵循鄒先生的教誨，1980年，王光鎬鑽進湖北當陽玉泉寺的深山老林，用四年時間整理當陽趙家湖出土的297座楚墓。“這批楚墓的隨葬品以陶器為主，共計1230餘件。我師法鄒衡先生，領著一個學生和宜昌博物館的五位小姑娘長居玉泉寺，粘陶片、畫線圖、排陶器，漸漸悟得楚墓分期及楚文化的精妙，在此基礎上完成了《楚文化源流新證》一書，為自己的學術生涯奠定了基礎。”

鄒先生曾對王光鎬說，學考古猶如啃核桃，一層硬硬的外殼千溝百壑，擋住了不少人；內層的果仁也很難完整剝出，這同樣難住不少人。以這兩大層次劃分，考古界人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賞玩核桃的，終日摩挲核桃，摩挲得油光鋥亮，既是秀核桃，也是秀自己，這部分人說是考古，但實際上一輩子也沒深入進去，僅得皮毛而已。第二種是敲開硬殼進入了，卻陷在核桃仁的溝壑里跳不出來，一生都沉湎在有限的田野資料中，既不能通過巨集觀比較真正認知手中的資料，也無法通過科學整理把考古資料變成可以開口說話的史料。

第三種人，就是通過努力實現了“進得去出得來”的雙重突破，從考古學的必然王國進入了自由王國。所謂進得去，是要通過最基礎工作的身體力行和仔細感悟，深入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的堂奧，認真領會其中的複雜與精妙，以此來掌握解讀考古資料的特殊密碼。所謂出得來，就是要通過不同層次考古學文化的橫向比較，對手中的資料加以甄別，判明其共性與個性。更為關鍵的是，在完成了對考古資料分期、分類、分區的科學整理后，要結合歷史的研究把它上升為史料，使之為復原歷史服務，這才是考古學的終極目的。

王光鎬表示，鄒先生這個“進得去出得來”的解析，和對考古中人三種境界的劃分，使他茅塞頓開，一下子窺見了考古學科的奧秘，這也讓他終生受益，成為他治學的方向。

受兩個“刺激”開始研究北京歷史文化

在武漢大學的十五年，是王光鎬的黃金歲月。他感恩劉道玉校長的破格提拔，更醉心於楚文化的考古研究。他笑言：“那段時間我幹得風生水起，教學和科研都收穫滿滿，學校也特別照顧我。”

遺憾的是，因為家事，王光鎬最終離開武漢，回到了北京。此後，他先後擔任北京藝術博物館館長、北京市文化發展中心主任等職，但這些大多是行政工作，考古研究只能退居“副業”。

那時，王光鎬手裡握著三塊“金字招牌”：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北京藝術博物館館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因此，在臨近退休時，不少人找上門，邀他加入文物鑒定行業，甚至開出了“不用上班、報酬豐厚”的顧問職位。但他都拒絕了，選擇在家寫作。他回憶道：“2006年8月，我開始研究北京，2007年初退休。如果不考慮收入，寫作是最適合我的退休生活。”

而說起為何開始研究北京，王光鎬表示，繼續研究楚文化，對生活在北京的他來說，多少有些不方便，他笑說研究北京主要是因為自己受了兩個“刺激”。

第一個“刺激”發生於1998年夏秋之交，王光鎬隨赴美考察團來到奧蘭多的迪士尼。這裡有個“中國城”，全是中式古建築和園林，還反覆播放一部上世紀四十年代日本人拍攝的黑白紀錄片。影片時長約二十分鐘，畫面里有故宮、衚、四合院、風箏，還有衚衕里跳皮筋的孩子。

看完片子，王光鎬正出神，一位金髮碧眼的美國女孩攔住他，問：“你是中國人嗎？”在得到來自中國北京的答覆后，她又問：“為什麼在我們西方人的眼裡古都北京如此神秘？她到底有什麼特點？”這個問題太大了，王光鎬有些為難，他斟酌再三回答說：“中華文明和古都北京之所以神秘，是因為北京城外有長城，你們在長城外看不清。現在好了，有飛機了，只要你們乘上飛機越過長城，踏上北京的土地，一切就不再神秘了。”這番外交辭令，其實什麼也沒回答，那位女士顯然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

雖然是很小的插曲，但這番對話深深印在王光鎬心底，“我研究了大半輩子中華古文明，也生活在北京，但我真的瞭解北京嗎？仔細想想，還真的說不清楚。”

第二個“刺激”是他一次參加會議時，一位朋友，也是研究北京歷史文化的一位專家，和他調侃說，“這麼多人都在研究北京歷史文化，你就別再研究了，還是去研究你的楚文化吧。”

朋友的調侃之語反而激發了王光鎬的“鬥志”，他從2006年年中開始動筆，到2014年出版，歷時八年創作《人類文明的聖殿：北京》。“起初，我以為寫20萬字，花兩年時間就能把問題說清楚，但真正深入北京歷史文化的全貌和人類城市文明的巨集大敘事之後，才發現自己彷彿踏入了一片浩瀚無垠的知識海洋。其天地之廣闊、視野之深邃、資料之繁複、觀點之歧多，無不令人愕然。”

就這樣，王光鎬沒想到自己竟然寫出了71萬字，“作為一部學術著作，在未做任何推介的情況下，居然獲得不少好評，一年後便售罄再版，讓我很欣慰。”

悠久、持續、遞進、多元、一統北京無愧“天下第一城”

《人類文明的聖殿：北京》第一次對北京歷史文化的本質屬性做了系統、深入、全面的縱向剖析，也第一次對北京歷史文化的特異性做了大視角的橫向比較。王光鎬在書中提出，具有悠久、持續、遞進、多元、一統發展特性的北京歷史文化，在人類文明史上不僅絕無僅有，而且獨樹一幟，是高踞於人類城市文明之巔的“人類文明聖殿”。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從上古時代走來並且始終永葆大都市地位的城市，堪稱“天下第一城”；它同時還是不折不扣的“東方第一都”，在它紅牆綠瓦的深處，蘊積著極為豐厚也極其深刻的東方文明內涵。

被譽為“世界史之父”的英國學者奧古斯特·施呂策爾說：“人們能夠瞭解一座大城市的各條街道，但如果沒有一個總的圖景或缺乏巨集觀的眼光，那麼，就不會具有對這座城市的整體感。”王光鎬認為，以北京歷史文化之令人矚目，歷來的研究成果洋洋大觀，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正因為缺少了巨集觀的考察，古都北京至今“沒有一個總的圖景”，於是也就無法取得相應的整體感。

既然是考察歷史時期的本質特徵，就不能只著眼於一時一事，也不能只停留在某一朝代或某一時段，而應縱覽它的歷史發展全過程。只有如此，才能發現一地歷史文化的本質屬性，才能反映該地的客觀發展規律。

正確識別一地的歷史文化特徵，單靠縱向的觀察是不夠的，還要靠橫向的比較研究。王光鎬認為，有比較才有鑒別，這是人文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判定北京歷史文化特性的基本方法。“換言之，只有把北京的歷史文化置於巨集觀背景下，通過歷史統一性和多樣性的比較研究，才能把它的特徵甄別出來。反之，如果單純就北京論北京，孤立地看北京，反而會‘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在王光鎬看來，最關鍵的橫向考察首先是要跳出北京小平原的拘囿，把北京放在整個燕山大地中，通過燕山南北各主流文化的比較研究，揭示它們在不同時代的交往與互動。第二個層面的比較，應當是同類城市的比較，將北京和西安、洛陽、開封、杭州、南京、鄭州、安陽這些古都做比較。第三個層面，則是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把北京歷史文化的特性與世界各大文明古城做一橫向比較。

縱向、橫向的考察看似簡單但實施起來並非易事

以縱向的考察為經，以橫向的比較為緯，由此逐步展開的，無疑是一部北京歷史文化的百科全書，而貫穿於其中的紅線，就是北京歷史文化的本質特徵。這種縱向、橫向的考察看似簡單，但實施起來並非易事。王光鎬認為最難的是四點：

第一是要打破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學科界限，努力實踐史學研究的“二重證據法”。“二重證據法”是王國維提出的，其意是要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文獻相互參證、相互補充，來綜合考察和復原歷史。

第二是要打破專業人員按時段研究歷史的局限，作出縱觀全程的跨時代考察。倘若不打破這種局限，不僅無法對歷史做出全方位的觀察與思考，更難以在融會貫通中凝練出一個文化的靈魂，當然也不可能在一氣呵成中實現作品內在的完整性。

第三是對北京歷史文化發展過程、模式、趨向的系統性考察，不僅需要創造性的思維，更需要系統性的思維。王光鎬說：“這種系統性思維要求我們把北京歷史文化當作一個整體來認識，要從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地理、環境乃至歷史人物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繫中，全面理解與把握北京歷史的進程，將多學科的材料與研究一爐共冶。”

第四是在全面考察北京歷史文化的屬性時，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性問題也要予以澄清，比如摒棄傳統史學中的“中原中心論”影響，客觀公允地看待每個區位特有的優勢。

問及創作這本書最難的地方是什麼，王光鎬告訴記者：“我原本的專業是先秦兩漢，研究楚文化也集中在先秦時期。所以對後面的歷史，我其實並不熟悉。從專業知識的角度來說，這是一次從零開始的全新探索。”

王光鎬說他最喜歡的兩本歷史書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他們對學科歷史的打通，對於橫向縱向的勾連，也正是他研究北京歷史文化的方法。而這兩部著作的意義不僅在於其學術創新，更在於它們使人們重新思考：歷史究竟是“分立的文明實驗”還是“交織的人類命運”？這一追問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並存的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王光鎬欣喜於大家對北京歷史文化的興趣越來越濃，但在他看來，目前的研究成果尚未達到“對一座城的整體認識”。“人們的認識在不斷地趨近，但並未終結。我今年78歲，不一定能看到最後結果了，但我堅信對於這座城的整體認知，終有一天會到達。人的認識是無窮的，不能說這就是終極目標，但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而且一旦達到后，對全球城市特徵的研究將是一個大的突破。文明對話從不嫌晚,‘北京學’不該是地方誌，而應成為解讀中華文明的密鑰。”這些年他身體力行，除了剛剛完成了26萬字的《北京城的歷史密碼》，還一直奔走在宣傳北京歷史文化的第一線。

採訪結束後，與王光鎬老師一起走在北京的街頭，記者誇他身姿挺拔，走路健步如飛，年輕得像五十來歲，他笑說，這或許與常年在野外考古有關，而沉浸在歷史文化中，更讓他內心年輕，“因為我們發掘過去，本質上是在時間的褶皺里尋找解答當下的密碼，也是為未來繪製導航的星圖。歷史並非凝固的遺骸，而是流動的河床。歷史真正的力量，在於它既是我們身後的鏡子，映照出所有走過的歧路與輝煌；又是前方的稜鏡，將單一的現實折射出萬千可能。”

文/本報記者張嘉供圖/王光鎬